丁玲与《讲话》的精神关联

　　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于特殊的战争环境中。激烈的民族矛盾和抗日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使之在文艺问题上表现出了功利性思维，他所看重的是文艺之于现实的作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文艺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并为一定的基础服务的，而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新民主主义论》)，所以，“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据此，他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明确提出了“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一命题的提出，是为了强调“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其“重要性”即在于它“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为了使之对政治发生“伟大的影响”，它必须“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

　　毛泽东所提出的“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命题，涉及到了对文艺本质属性的理解和界定。作为政治家，他之所以“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是因为它能反作用于政治，是因为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就是说，文艺的重要性并不仅仅来自于其自身，而主要来自于其对政治的反作用。这样，他必然更多地强调功利性、理性与认识性等文艺的社会属性，而对无功利性、形象性与情感性等文艺的审美属性则重视不够。

　　从1931年思想发生转型到《讲话》发表之前，在对文艺本质属性的理解上，丁玲也表现出了这种功利性思维，先期提出过与《讲话》相同或相似的观点。早在1932年冬，在论及文学的“价值”时，她只承认文学的“社会价值”(即社会属性)，而对文学的“本身价值”(即审美属性)作出了委婉的否定。她指出：“譬如左翼文学在许多地方像街头一篇墙头小说，或工厂一张壁报，只要真的能够组织起广大的群众，那末，价值就大，并不一定像胡秋原之流，在文学的社会价值以外，还要求着所谓文学的本身价值”。(5)在这里，她判断文学作品价值的标准，显然是“组织群众”的功利作用。而从其创作实践来看，她在转型后创作的以《田家冲》和《水》为代表的宣扬“革命意识”的作品，其思想的立足点都在“集体”、“政治”和“为革命”。这类作品从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提取到人物的设定，都应和并反映了左翼革命文学思潮的要求。它们以“革命意识”为灵魂，表现出了对革命功利性的诉求。

　　1936年11月，初到陕北的丁玲在为《红色中华副刊》作编后记时写道：“战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弹，要各种各样的东西，要这些战斗的工具，用这些工具去摧毁敌人；但我们还不应忘记使用另一样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枝笔！”(6)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她之所以看重这“一枝笔”，是因为它能够成为“摧毁敌人”的“另一样武器”；从实现“摧毁敌人”的目的而言，它虽然不能与“枪炮”、“子弹”等“战斗的工具”相提并论，但是，它也是不可或缺的。可见，与《讲话》一样，她对文学的看重，并非缘自文学的无功利的审美属性，而是其功利性，是因为它能发挥其战斗性。而要更好地发挥文学的战斗作用，则必须服从于政治的领导；这是因为政治是灵魂，是它赋予工具以意义和价值，因而在工具的使用和战斗的组织上具有他者无法替代的无上地位。正是顺延着这样的逻辑思路，她在一篇作于抗战爆发之初的文章中，在说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也用了一个比喻。

　　她在将“政治”说成“是指南针、是舵”的同时，将文艺比作是“工具”，是“船上的桨、篷、缆索”——这与毛泽东的“齿轮和螺丝钉”之喻，从喻体的使用到喻意的设定，都极其相似。她说：“我们的戏剧歌咏等等，只是一个工具，是船上的桨、篷、缆索而已。这些工具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指南针、是舵。而政治却是战地服务的指南针、是舵。”(7)在这个比喻中，工具(“戏剧歌咏等等”)本身固然也重要，但能为之提供更大价值的却“是指南针、是舵”(“政治”)，这样，文学从属于政治的结论自然就蕴涵其中了。而在陕北前期的创作中，她也应和着时代政治的节拍，表现出了对民族政治和阶级政治的双重关注。在积极宣传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救亡的同时，她起先继承左翼文学传统，以小说《东村事件》等继续书写土地革命的壮潮，继则以对延安和八路军的歌颂、对国统区黑暗现实的抨击以及对知识分子弊病的针砭，凸现了“共产主义主题”。所有这些，都贯注着“文艺从属于政治”的理念，表现出了追求政治功利的写作特征。

　　对“政治”“是指南针、是舵”作用的认知，导致了她对文学的政治化理解；这一理解又进而使之将文艺的社会属性和政治分野推到了第一位。在1940年5月所作的一篇杂文中，她以政治化的二分法思维断定“艺术不可能守中立”：“不是替大多数受压迫者说话，反抗一切黑暗的、丑恶的、不合理的东西，与历史上进步的势力相结合；便是替少数压迫者说话，屈服奴役于现生活而与反动的势力相结合”。(8)试比较毛泽东在论述“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时所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不难看出，从论述过程到结论，二者都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