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传统中女性命运的反思

——论丁玲延安前期女性主义思想的局限与发展

　　《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这两部小说中的“贞贞”与“陆萍”都是具有独立人格与强烈抗争意识的女性，丁玲追寻与叩问的是觉醒的女性身处无处不在的封建传统习俗中，她们可能选择的社会道路是什么。在以往的研究当中，人们着重分析了“贞贞”、“陆萍”这两个女性人物形象的艺术价值，多批评了丁玲为其所设置的光明前景。

　　但是，离开创作的历史语境，仅以艺术标准分析丁玲为人物选择的命运则容易忽略丁玲女性文学创作最艰难的求索。因此重新结合知识女性的历史境遇，分析丁玲为“贞贞”、“陆萍”设想的人生选择是很有必要的。丁玲为回到霞村的贞贞设置了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第一条道路是，在“众人”的劝谕下与原来的恋人夏大宝结婚。这一条道路丁玲是不会替贞贞选择的，原因之一是作为环境人物的“众人”代表的是一种封建的伦理道德规范，不管“众人”中的不同个体对贞贞是表示“同情痛惜”还是表示“蔑视鄙夷”，他们都只是封建伦理道德浸润下形成的没有思想没有个性的面目模糊的“个体”，但是当他们聚集在一起，就从不同方面形成了封建伦理道德对贞贞的“合围”。如果贞贞听从“劝谕”即表示具有主体意识的女性生命的消逝。原因之二是，虽然夏大宝是善良的，但他其实也只是“众人”中的一个，贞贞早已与之决裂，更不可能再次接受带有同情怜悯的“爱”。作品中有一处对夏大宝的正面描写：

　　“明天，明天，……她永远都会恨我的，我知道她恨我……”他的声音稍稍有点儿哑，是一个沉郁的低音。“不，她从没有向我表示过对人有什么恨。”我搜索着我的记忆，我并没有撒谎。“她不会对你说的，她不会对任何人说的，她到死都不饶恕我的。”“为什么她要恨你呢？”“当然咯……”忽的他把脸朝向我，注视我，“你说，我那时不过是一个穷小子，我能拐着她逃跑么？ 是不是我的罪？ 是么？”〔1〕(P230)

　　显然，曾经想要与夏大宝远走高飞的贞贞，在被爱人背叛之后选择了继续抗争的道路，却不幸在上山去作“姑子”的路上被日军抓走沦为军妓。贞贞的悲剧是多重的。首先是追求爱而不得的悲剧。贞贞想要和夏大宝私奔，夏大宝却不敢。为了捍卫自由，贞贞自己出逃。从贞贞选择独自抗争的那一刻起，她与夏大宝之间就不存在任何精神上的对话。而当贞贞带着受伤的心灵与病重的身体重新回到霞村，她更不可能接受夏大宝带有怜悯的婚姻。为失贞女性取名“贞贞”的寓意是明显的———虽然贞贞的身体饱受摧残，但是她的人格是独立的，精神是圣洁的。因此贞贞忍痛割舍原本执着坚守的爱情与可以给她带来些许安慰的婚姻，更是为了在爱人面前维护自我的尊严、追求两性间人格的平等。贞贞这一女性形象，特别突出地反映出丁玲女性主体意识中的自尊、自强。

　　虽然贞贞不幸沦为军妓跟夏大宝缺乏反抗的勇气不无关系，但是文本中未曾显露出丁玲意欲谴责夏大宝的情感情绪倾向。因为丁玲知道，贫困的夏大宝之所以懦弱，之所以不敢去争取自己的爱情，也是在封建传统的侵蚀下造成的。夏大宝被动地将贞贞推入深渊，却也是在深渊边哭泣的人。丁玲反思的是造成贞贞命运悲剧的根源——封建传统。而贞贞更深的悲哀在于她沦为军妓的悲惨遭遇得不到霞村人发自内心的理解和同情。因为，在中国的封建传统中，失去贞操的女性根本无处容身，走到哪里遭遇的都是无尽的蔑视与冷眼。丁玲所要批判的更是封建伦理道德对于人性的扭曲、对于人的美好情感的扼杀。

　　最终贞贞放下从前的所有，坦然而心怀期待地离开霞村去延安寻找新的生活。这是丁玲替贞贞选择的出路，表现出丁玲内心寄寓“政治革命”的希望。投身革命的确是当时女性社会道路的一种现实选择。丁玲为贞贞设置这样的结局可以说是建立在个人切身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的。然而艺术创作应该基于现实又应该超越现实，人物的命运应该处于一种剧烈的矛盾交锋之中，才能产生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丁玲这样“处理”贞贞的命运，显然化解了整部小说的矛盾张力，从现实的角度暂时“缓解”了失贞女性的厄运，但对根深蒂固的封建伦理道德的影响显然估计不足，因而贞贞的悲剧也不如祥林嫂的悲剧显得深刻而广大。当然，当时解放区在其政策层面确实肯定了两性平等的权利，但政策层面的规定并不能代替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根本变化。贞贞的悲剧并不是依靠政策和法令能够解决的。

　　那么，丁玲是否天真乐观地认为，贞贞离开“霞村”进入延安之后就是一路坦途呢？ 回答是否定的，丁玲对于女性命运的探索并未止步。女性抗争的场域由“霞村”转换到“医院”，恰恰是丁玲思想矛盾在革命队伍中进一步激化的表现。“霞村”与“医院”各自的象征意义不同，代表着丁玲创作思想深度的不同。“霞村”，表明女性遭遇封建思想的合围发生在“农村”，这与丁玲自身的现实处境仍有一定距离。而“医院”是象征解放、进步的地方，但陆萍一进医院首先感受到的是“革命同志”对女性的不屑和鄙夷，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虚伪、矫情。虽然如此，陆萍仍然保持着对工作的热忱、对同志的坦诚、对不良现象的批评，但陆萍执着真诚的付出只为她带来了疑虑困惑的目光、细细碎碎的议论、冷嘲热讽的观望。凡此种种与丁玲进入延安后的革命生活有着更紧密的联系。《在医院中》呈现的是女性知识分子在解放区的一种遭遇，但丁玲反思的是封建文化对个体人无声无息且无处不在的浸润和影响，这一类人不但不会自以为非，反而将陆萍视为异类。

　　显然，丁玲作为具有独立思想的女性知识分子对于延安、对于革命队伍的文化环境是有一种清醒的认识的： “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2〕而《在医院中》所要探寻的正是知识女性在这种历史语境中的一种人生选择。以往的研究多批评了丁玲对小说结局的设置，但较少分析陆萍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挣扎。然而，呈现知识女性在特定历史阶段对于人生道路的两难抉择恰恰是丁玲女性文学创作的特殊价值所在。丁玲为陆萍考虑了三条道路。这三种选择可以看作丁玲( 女性) 不同的“自我”在反封建文化抗争中的扣问与剖析。

　　是的，应该斗争呀！ 她该同谁斗争呢？ 同所有人吗？ 要是她不同他们斗争，便应该让开，便不应该在这里使人感到麻烦。那末，她该到什么地方去？ 她拼命的想站起来，四处走走，她寻找着刚来的这股心情。她成天锁紧眉头在窑洞里冥想。〔1〕(P251)

　　这是陆萍的第一条出路———离开，但是丁玲是不会替陆萍选择“离开”的。因为带着国耻家恨的丁玲、带着满腔革命热血的丁玲，是不可能因为遇到挫折而离开革命队伍的。那么不离开便应该继续进行斗争吧？ 陆萍的第二条出路就是———抗争。

　　……她寻仇似的四处找着缝隙来进攻，她指责一切。她每天苦苦寻思，如何能攻倒别人，她永远相信，真理是在自己这边的。现在她似乎为另一种力量支持着，只要有空便到很多病房去，搜集许多意见，她要控告他们。〔1〕( P252)

　　但是，丁玲很快又进行了自我否定，这种激愤的个性主义的抗争在满是封建恶习的革命队伍当中显然是“失效”的。原因是什么，丁玲也通过没有脚的人告诉了我们：

　　……你说院长不好，可是你知道他过去是什么人，是个不识字的庄稼人呀！ 指导员不过是个看牛娃娃，他在军队里长大的，他能懂得多少？ 是的，他们都不行，要换人； 换谁，我告诉你，他们上边的人也就是这一套。……〔1〕( P252)

　　……眼睛不要老看在那几个人身上，否则你会被消磨下去的。在一种剧烈的自我的斗争环境里，是不容易支持下去的。〔1〕( P253)

　　因此，丁玲为陆萍选择了第三条出路：

　　她要求再去学习的事被准许了，她离开医院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化冰，然而风刮在脸上已不刺人。她真真的用迎接春天的心情离开这里。虽说黎崖和郑鹏都使她留恋，她却只把那个没有双脚的人的谈话转赠给他们。新的生活虽要开始，然而还有新的荆棘。人是要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溶才能真真有用。人是在艰苦中成长。〔1〕( P253)

　　丁玲为陆萍选择这样的人生道路是出于一种现实考虑，更是对自己及其他知识分子的一种告诫。知识女性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中，要么对“革命”失望离开，要么继续以激愤的个性主义抗争封建文化，并且在一种得不到任何实质效果的抗争中逐步“消磨”并“消溶”下去。如果替陆萍选择第二条道路，陆萍所能得到的必定是“莎菲式”的命运，一条在抗争中“悄悄的活下来又悄悄的死去”的道路。这必定不会是丁玲的选择。主观上是因为丁玲早已决定告别“莎菲”，客观上是因为抗日战争的严峻形势对革命者的丁玲提出更为迫切的要求。丁玲来到延安，她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当红军，这是丁玲政治革命追求的标示。因此，丁玲不会替陆萍选择一条在纯粹的“思想”斗争中“消溶”下去的道路。陆萍“要求再去学习的事被准许了”——这表明丁玲为陆萍选择了一条继续投入政治革命的道路。但是丁玲为陆萍设置的结局暂时搁置了知识女性与中国封建文化环境的矛盾冲突，这表明丁玲对于女性社会道路的思索始终未能超越现实的层面，始终无法离开“政治革命”的范畴。这是丁玲的“宿命”，是丁玲不可逃遁的现实处境，因为她选择了“革命”，选择了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革命”，她就必须承担这个“革命”的历史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