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岩：相信真情 相信纯爱

海岩

　　原名佀海岩，著名作家、编剧、收藏家、企业家，高级经济师。1954年11月7日出生于北京，1969年应征入伍，成为海军航空兵二十八团战士，海军航空兵地勤，做歼击机6型的电气员。退伍后历任北京市公安局干部、北京新华实业总公司管理处处长等。现任锦江国际集团董事、高级副总裁、锦江国际集团北方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北京昆仑饭店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旅游协会副会长，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会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硕士生导师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便衣警察》《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永不瞑目》《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中篇小说集《死于青春》等，并出版《海岩文集》(一至五卷)及电视剧本近百集。

　　记者手记

　　继《便衣警察》《永不瞑目》《玉观音》等优秀作品之后，已在文坛沉寂五年之久的作家海岩，近日推出了最新作品《长安盗》。《长安盗》故事源起于CCTV《新闻联播》的一则真实新闻报道：“西京警方成功追回被盗墓团伙非法偷运出境的唐朝敬陵石椁。”这部关于爱情与道德、利益与人性、金钱与文化的纠葛故事，让人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海岩。

　　一座安静淳朴、历史悠久的古城，究竟产生了怎样的血雨腥风？一段稳定美好、青梅竹马的爱情，究竟被什么所考验？亲情、爱情、友情，在名利、诱惑、原则下能否保持它原来的样子？海岩借此燃烧人性，“烤”问原则。

　　“女性”是海岩一直刻画的主题核心角色，而公安又是海岩创作故事的一种主要题材。5年过去了，海岩笔下的人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又会有什么人再度令我们难以忘记或爱恨交织？女性与公安，感性与理性之间又将擦出怎样的火花？

　　如果说，三十年来，海岩红遍大江南北，是因为其作品中经常“用罪恶来表现爱情的美丽”，“用执著来体现爱情的价值”，那么《长安盗》则尝试“在商业社会讴歌纯爱”，“在有价之中寻回无价”。故事的主线是公安干警历经千辛万苦追回被盗的唐朝敬陵石椁，其伏线则渗透着海岩对商业社会中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取向等问题的思索和探寻。可以说，海岩把自己近五年来对生活的点滴思考和拳拳心意，融入了这一新作。

　　说起《长安盗》，海岩认为，对于人生来说，时间才是真正的“大盗”，它偷走我们的年华，也偷走那些对生活最朴素最真切的理解和坚持。在信仰渐渐模糊的年代，海岩希望通过《长安盗》这部小说，让我们看到那盗不走的“纯爱”和“无价”。

　　《长安盗》

　　是以新闻事件为原型的

　　记者：您的新作《长安盗》是写警察的故事，之前写的好多故事原型也都是警察，是因为您以前当过警察有探案情结吗？为什么？　 海岩：这本书一开始是公安部让我写的，我是一个这样个性的人，一旦觉得对方很为难，或者我会让人不开心，我就能够做就做，多年以来我在企业里也是一样。

　　公安部的人很盛情，而且很通融，我觉得人家挺敬业的，也觉得大家都不容易，就稀里糊涂地写了，在这之前我还真没这情结。写《便衣警察》的时候我还是公安，我老想表达一下我们公安的真实生活，那时候可能还有，现在我都不当公安很久了。但翻来覆去这么说，就有点像是有这个情结了。

　　记者：《长安盗》是真实事件改编的，那这本书里真实和虚构的比例是多少，有一个准确具体的数字吗？

　　海岩：它的大事件全部是真实的，具体的人物和细节有出入，比如说破这个案子立大功的人可能是40岁的人，我写了个20岁的人，可能是男人，但我写她是女人，人物是虚构的；比如说这几个家庭：邵宽城的家庭，万教授的家庭，他们家庭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是虚构的。

　　在书中我写了很单纯的两个年轻人的爱情，非常单纯，这段爱情是这个事件之外的。你要我单写这个案子，怎么侦破的，怎么要回来的，没有意思。我单写唐玄宗和武惠妃是咋回事，也没有意思。我一定要写当代人的情感、生活和价值观。

　　记者：《长安盗》里的西京是西安吗？

　　海岩：西安市。你看西京这个大的背景没有直接用西安，长安也是。长安县、长安镇是有的，那段历史就发生在长安，所以叫《长安盗》。长安不是现在的西安，长安是西安郊区。就像燕京不是现在的北京城，在战国时候的燕京是在西郊那边，就是北京以西，西山、燕山那边。

　　记者：《长安盗》里面有好多特别现代化的词，比如“oh，my god”，“我装死行不行啊？”跟我们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特别贴近，您是自己专门搜过这样的词吗？跟您以前的作品不太一样吧？

　　海岩：我写的这些词都是很常用的，我碰到的一些人也会这么说。你跟他说个什么事，他说我装死，这个是很常用的。我以前的作品中也有好多流行词汇，不过我多数的作品都是20年前的，那个时候也有那个时候的流行语。  记者：《长安盗》里的万教授对金钱、利益和感情的看法和您在现实中的观点一样吗？

　　海岩：我们这一代人挺悲剧的，从小受的教育是讲意义、不讲利益的。而现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是讲利益不讲意义的。我们在这个时代里也不得不讲利，但是内心又不习惯，不快乐，所以说会对这个时代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但是又不能不去逐利，就是这么一个矛盾的状态。现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从出生到长大整个社会是一个逐利的现状，他们没有不习惯，没有我们说的道德感的碰撞，他们觉得天经地义，就没有不适应感。

　　我的作品

　　让人心里敞亮，很真实

　　记者：您觉得《长安盗》在读者中会有什么反馈？尤其是年轻人，这本书里的爱情在我看来还是很震撼的。

　　海岩：我不觉得这部小说会引起读者特别强烈的反应。我问过一些看过此书的年轻人，有读者说，古装那部分写得比较吸引他。还有的人认为那个父亲比较吸引他。这都很难说。亲情的部分有人认为震撼，爱情的部分也有人认为震撼，有人认为古代的这一部分震撼。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但是我觉得这部作品中老年人可能会比较喜欢看，我妈就喜欢，她说看着心里不纠结，不堵。让人心里敞亮，很真实。

　　可也有许多人更喜欢那种宫斗戏，你整我，我整你，你算计我，我算计你之类，因为丑的东西总是更能吸引人，它的商业性更强。你说哪里有好人好事你肯定兴趣不大，但是哪里谁算计谁了，关注度就极高。包括有些纪实类的电视节目，家长里短，全负面的例子。我知道社会上这些事都是真的，但是我觉得中国人没有那么坏。它还是有正的部分，有规则的部分，有温暖的部分。但是文艺作品写正面形象是不容易抓眼球的，也不好写，画鬼容易画人难啊。所以我就多写一点比较温暖的部分，正的部分，阳光的部分。

　　记者：很多读者反映您的作品中主人公结局都是悲剧，有一种被命运捉弄了的感觉，您是怎么考虑的？

　　海岩：很多出版社跟我打交道的人熟悉了以后都说：“海岩老师，你说话特别逗，你应该是个写喜剧的人啊。”我生活中说话是挺逗的，跟同事朋友之间说话特别逗，但是不知道怎么的，我一提笔就特正经，就必须奔着深情那个方向走。我也知道现在是个娱乐的时代，你不能深情，一深情人家就会笑，甚至会很反感。但是我们还得深情。我这部作品，无论是事件的演绎、严肃性和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情感，我觉得还是很深情的。我写的还是一种善良的情感，如果善良的情感能够打动你，说明你的内心也是善良的。单纯的爱情可能在当下的生活中找不到了，便有人说我写得很虚假，这样的爱情、这样的爱人生活中哪里能找得到？我说在年轻人中纯爱肯定是有的，这是人的本性。之所以有人读了会落泪，就说明他生活中即便找不到，不代表他不向往，不代表他不喜欢这样的爱。我再怎么奸诈，我找一个爱人，我希望找一个纯真的。纯真是人的本性中都会向往的情感。

　　记者：这本书有拍电影的打算吗？您心目中有没有觉得谁演比较适合？

　　海岩：这本书的影视版权已经出让了，暂时还在组织演员班子。电影的核心就是要找到一个商业片导演，一个有票房影响力的演员。电视剧也是这样，特别是演员，这样就要等，要凑班子。因为现在有商业价值的演员都很忙，要把他们凑在一块是一件挺复杂的事。

　　我所有的作品

　　都不是“蓄谋已久”的

　　记者：《长安盗》这部作品之后您还有何创作打算？

　　海岩：我所有的作品几乎都不是“蓄谋已久”才写的，都是临时起意。我可以跟媒体说我不想写了，可能过两天又写了。我写和不写都没有必要向谁宣布，这是我个人的事，我个人是不希望成为别人关注的焦点。大家最好把我忘了，这是我比较希望的一个生活状态。

　　记者：您最初怎么当上警察的？您觉得这样的工作方式或者生活方式是您想要的吗？

　　海岩：这是你们这个时代的人问的话，我们那时候干什么都是国家分配的，分配你干嘛就干嘛。我一生换过很多工作，从来没有自己作主过，都是组织上分配在哪就是在哪。

　　如果我只有二十几岁，我就会想我为什么要干我自己觉得委屈的事，我一定要干我自己喜欢的事。但我们那个年代的人习惯就是要合作，不管愿意不愿意，只要做了，就会尽力地做好。我既然接了这个活儿，我尽我的能力写好，我只是说这个不太好写，因为它有很多因素参与。但是我会尽我的力量，好好思考怎么把它结构化，怎么写好。为什么很多搞文学的人不相信我是代笔，就是因为看得出我的小说是用心写的。现在像我这么用心创作的作者，包括专业作家，真正动感情地去写，投入自己真感情的人是不多的。

　　记者：您当了很多年的警察，也写过很多警察的角色，您对这个职业的看法是什么？

　　海岩：尽管我当警察是组织分配，但我也很愿意。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我们那时候的年轻人有一种英雄主义精神，有一种冒险和探险的精神，所以像侦探、警察这种半军事化的机关和年轻人的热血是很一拍即合的，是有吸引力的。当然那个时代警察很有正义感，觉得是为国效忠，也符合我们那个时代年轻人小我大公，为国家做事，为社会做事，为人民服务那样一种情结。

　　记者：您的作品主要还是写与警察有关的题材？都是源于自己的亲身体验吗？

　　海岩：不全是。《舞者》不是，《五星大饭店》不是，《河流如血》也不是。而且我的《深牢大狱》虽然写的是警察，但是写的是监狱警察，而且不是写的监狱里的案子，是写监狱里每天24小时的生活，全部是生活的琐事组成的，这个也不属于公安探案题材的。鲁迅先生说，你要写一个犯人，不用自己犯个罪先住两年监狱。你写一个小偷，不必自己偷东西。你要写一个妓女，不必自己让人家弄一下。但是我在劳改局监狱工作过五年，对我的写作其实是有一定帮助的。

　　记者：大部分作者写故事的时候，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掺杂一些个人的经历，您写了这么多故事，自己的经历会在虚构的故事中占多少？

　　海岩：这个我还真没统计过，肯定会有。你自己的生活经历，至少你的价值观，你对生活的看法，你想表达和传达给读者的观念肯定会有。但是你说占多少比例，这个我不知道。而且有些东西是由读者去评价，去感受的。他们如何去理解和感受，每一个读者都是不同的。

　　作品可以高调

　　做人我喜欢低调

　　记者：大多数情况下，您作为一个国企干部很低调，但作为一个作家，您又需要对自己的作品很高调，您怎么处理这种身份上的矛盾？

　　海岩：凡是与我写作相关的，就可以大肆宣传，到这儿到那儿讲课，参加各种发布会，我们单位人没有意见，觉得那是你个人的事。在国企做管理工作，只要按照国资委、中组部和中纪委的有关规定做就行了。

　　其实就个性而言，我不太喜欢高调，也不太喜欢热闹。那种很多人的聚会、各种名目的活动和仪式我都没兴趣。如果是实在迫不得已要参加的仪式必须参加，我的方法就是，人家通知你6点到，让你去走红地毯。我一看估计是8点正式开始，我就8点再到。反正不能这一个红地毯就为我留着吧？我能躲就躲。可能有的明星走红地毯很开心，有的人愿意秀一秀，我是不乐意秀，个人有个人的选择，我觉得没有对或错。

　　记者：您是怎么坚持白天上班晚上写作这么多年的？有什么特别的动力吗？

　　海岩：我说是为了共产主义，或者说是为了金钱，你信吗？你说我是为了文学？也真不是。我为了文学，我要创作出一个史诗般的作品，或者我要在文学史上、文学界有什么样的地位，其实都不太是我的真实状态。

　　记者：您在企业做管理的时候是一个理性的人还是个感性的人？

　　海岩：以理性为主。天性上是感性的人，你看我写的小说非常感性。其实更多人不把我归在什么公安作家、警匪作家里，更多的归为情感作家、言情作家里。但由于我多年以来在军队、警察机关和大型国企工作，我的职业训练得我有了理性的能力，只能是这样说。

　　记者：您是一个在生活和工作上都很要求真实的人，您觉得作家是否是一种追求真实的职业？

　　海岩：这是我追求的。我在单位里或者是同事之间、朋友之间，我希望是这样的。有什么事都明说，不遮着盖着，不装。

　　从理论上讲，作家是一种带来真实的职业，它反映生活，反映生活的真实或者生活的本质。哪怕我写的这个事不是真的，但是我反映了生活的本质。或者我从某一个角度给你提供了一个观察生活的角度，这是作家的一个职业责任。这和作品到底真实不真实是两回事。

　　记者：您为什么那么希望别人忘掉您？

　　海岩：我喜欢散淡的生活。可能我刚出名的时候感觉到受人关注、受人尊敬的快乐，但是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在现在这个时代名人“翻篇儿”太厉害了，你方唱罢我登场，过去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现在是各领风骚三五天啊。至少在作家这个圈子里头，可以说我是红得时间最长的，一直呆在所谓一线作家、一线编剧这个位置上。这个一线主要是指你的商业价值，我算最长的了。从1982年《便衣警察》开始到现在30多年了。所以这个瘾过也已经过腻了。而且现在我发现很多没有作品、没有水平的人也很红，可能炒作一两件事就很红。我们那个时候多数人是你有水平，你的作品有水平，你才有可能红。你作品没水平，你个人也没水平，绝不可能红。现在真变了，从作家到演员，你看有时候很红的电视剧，那个剧本却很烂很烂，公认的烂，但是特别红。有些宫斗剧、抗日剧，大家公认特别烂，但是特别红。现在好多东西都是反着炒，是属于这个商业时代的特质。比如说韩国的鸟叔很红，但是你说他是因为有水平吗，这确实不是，是赶上时候了。或者是网络上某一个语言就能红遍天下，你说那个语言有什么水平？娱乐化的时代，你红，在我的价值观上就很低了。这样的红，不是我所欣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