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空了办《立报》

萨空了

　　翻开萨空了的简介，内容十分惊人。他曾任多家知名报纸的记者、编辑、主编及经理，新中国成立之后，历任新闻总署副署长、新闻总署新闻摄影局局长、出版总署副署长、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人民政协报》总编辑等职。

　　本文说的是他新闻事业的起点。

　　1935年，萨空了在一个中法合办的金融机关工作，有着优厚的收入，在几家报纸兼任编辑、记者，还在一些大学的新闻系担任教学工作。当时的《世界画报》老板成舍我找到萨空了，希望他去上海接手《立报》时，萨空了是犹豫不决的。

　　《小茶馆》掌柜

　　初接触《立报》，萨空了先接手了副刊《小茶馆》，经过一年的了解，于1936年正式任《立报》总编辑兼经理。这张小报的稿件，萨空了是这样组织的：“对于国内外新闻，在广泛了解各通讯社发稿内容的基础上，摘取其主要内容，编成简明扼要的消息。有些需要发详细内容的稿件，也往往重新编写，力求文字简洁，准确通畅，接近口语。这样采取精编的办法，该长则长，该短则短，就使这张小报的新闻内容并不比大报少。对于当地的重要新闻或社会新闻，我们则花大力气派自己的记者去采写，力求我们的独家新闻生动精彩。对一些吸引各界读者注目的社会新闻，我们则采取抓住不放的办法。”

　　出于这一思想，《立报》对于中外瞩目的“七君子案”进行了突出而持久的报道。

　　紧紧咬住不放

　　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联合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这封信得到了毛泽东的响应，他代表中共和苏维埃政府给四人回信，表达了合作的意愿。“《立报》对于自己报道的方针也更明确了：团结、动员各阶层爱国人士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立报》对之后救国会的抗日活动加大了报道力度。

　　这些活动直接刺激了国民党当局。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逮捕了救国会的七位领导人。得到消息时，当天的《立报》开印在即，来不及了解情况，萨空了决定先发消息，让社会上的人们知道七人被捕之事，以阻止国民党反动派暗地杀人。当天的《立报》发售之后，国民党当局就必须对这次逮捕行动进行说明。

　　自从《立报》发表了“七人被捕”消息后，引起了全国的震惊、关注与反应，国民党不得不按法律办事。以后，《立报》就紧紧咬住这个案件不放，每天都要报道相关消息。

　　《立报》在上海终于打开了局面，成为小报中销路最好的一个，为促进联合抗日作出了努力。但是很遗憾，1937年，上海沦陷，《立报》也不得不停刊。

　　输送青年到延安

　　1937年末萨空了只身到香港，无论是《立报》的老读者还是朋友都纷纷向他要求恢复《立报》，但资金是个问题。

　　萨空了在上海时，曾通过胡愈之与潘汉年结识，适值潘汉年与廖承志在香港担任中国共产党香港办事处的工作。他们一直关注并认可《立报》，得知这种情况，就以共产党的名义投资三千元港币，支持萨空了把《立报》再办起来。

　　1938年4月1日，香港《立报》创刊，萨空了担任总编辑和总经理。萨空了在发刊词中写道：“香港《立报》在经济方面，虽然和上海《立报》是两个不同的组织，但精神方面却完全一致。”

　　在副刊《言林》中，经常宣传来自共产党和陕北根据地的进步思想，还刊登一些特约航讯反映共产党的声音。一些敏感的青年从《立报》得到进步信息，就主动跑来，要求去陕北参加抗日运动，希望《立报》提供支持。

　　萨空了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当时的情况：“我把这些情况向廖承志同志反映了。经过他们研究决定，让我作初步考察工作，然后把这些青年人介绍给廖承志同志，再由他介绍给广州，由广州的同志安排他们去延安。后来，廖承志同志又让我直接介绍给广州的云广英同志。”通过这样的方式，输送了一批革命青年到延安。

　　为召开政协会议做准备

　　香港《立报》创刊不到半年，萨空了与亲近国民党的成舍我在立场和观点上发生了分歧，决定离开。

　　当时正在为抗日运动奔走的杜重远邀请他去新疆。他向萨空了说：新疆的督办盛世才已经打出抗日的旗号，说新疆背靠苏联，可以得到援助，是抗战的大后方，邀请著名文化人士来建设新新疆，已经有些中共党员在那里工作了。他们辗转汉口的时候得以会见周恩来和叶剑英，他们的决定也得到了周恩来的肯定。后来杜重远曾代表萨空了向周恩来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但周恩来表示他们现在在党外，比在党内更方便工作。

　　周恩来的这句话在1948年得到应验。当时萨空了又回到香港，创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同时担负中国人民救国会和民盟南方总支部的国外关系委员会的工作。

　　为了让境外及香港的民主人士得以顺利到北平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萨空了奔走于港英当局。当时有旱路和水路两条路径从香港回到内陆，再辗转到北平，萨空了负责水路。负责这一系列工作的有廖承志、潘汉年、范长江等人，工作安排由萨空了出面联系英国政府机构租用船只。这样的安排有几个优势：萨空了的英语比较好，也不是太知名人士，最重要的不是共产党员。结果，一批由上海转移到香港的民主人士得以通过这条水路抵达了解放区，为召开政协会议做准备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萨空了与郑振铎的女儿郑小箴结婚，他们育有两女一子，名字分别为萨新旗、萨社旗和萨共旗。1962年，萨空了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墨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