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盈：城市生活就是戏剧化存在

　　北京人艺青年导演携话剧《卤煮》来沪

　　黄盈：城市生活就是戏剧化存在

青年编剧、导演黄盈

　　黄盈在北方话剧界已小有名气，这位被人艺实验剧场力推的青年编剧、导演，已原创或改编了三十多部涉及“大师经典”、“形体戏剧”、“新国剧”等类型不同的戏，被业界赞为“一戏一格”。此次来沪献演的作品是“新京味三部曲”之一的话剧《卤煮》，《卤煮》此前已在北京巡演过两轮，来上海则是首演。尽管去年在沪献演的话剧《黄粱一梦》获得不俗口碑，黄盈仍表示压力不轻，期待上海观众的反响。从“新京味”谈到“新国剧”创作理念，在与记者的交谈中，他更是加快语速畅谈探索体悟，他对话剧不懈的热情和坚持最终落在了一个理想上，“我想用中国的材料来给世界看”。

话剧《卤煮》剧照

　　刚见到黄盈时，他从排戏现场赶来，站在向上海观众推广话剧《卤煮》的讲座门外等待，与记者闲聊时，许多观众进进出出，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位貌不张扬不时爽朗大笑的年轻人就是导演黄盈。他对记者说：“任何与观众交流的机会我都珍惜，我愿意付出最大的热情和时间。”

　　黄盈在北方话剧界已小有名气，这位被人艺实验剧场力推的青年导演，已原创或改编了三十多部涉及“大师经典”、“形体戏剧”、“新国剧”等类型不同的戏，被业界赞为“一戏一格”。此次来沪献演的作品是“新京味三部曲”之一的话剧 《卤煮》，《卤煮》此前已在北京巡演过两轮，来上海则是首演。尽管去年在沪献演的话剧 《黄粱一梦》获得不俗口碑，黄盈仍表示压力不轻，期待上海观众的反响。从“新京味”谈到“新国剧”创作理念，在与记者的交谈中，他更是加快语速畅谈探索体悟，他对话剧不懈的热情和坚持最终落在了一个理想上，“我想用中国的材料来给世界看”。

　　京味戏剧遭遇海派观众

　　记者：您对于上海观众并不陌生，去年的《黄粱一梦》反响很好。《卤煮》这样一部有着浓厚京味的话剧来到上海是否有特别选择？我注意到演员里也有上海人。

　　黄盈：是的，上海的观众对我不陌生，之前来沪演出的《未完待续》、《疯狂KTV》等作品，上海观众都非常喜欢，而这次的《卤煮》 似乎从名字开始就让上海观众陌生起来。卤煮是一种北京小吃，源于清朝御膳“苏造肉”，流入民间后，穷苦百姓用动物内脏代替了原先的五花肉，食材的卑贱更需要用心烹煮才能可口，做得讲究的卤煮，虽然出身低微但绝对是人间美味，可以说卤煮这种“屌丝”食品体现出一种草根平民的尊严。

　　《卤煮》这部戏尽管选择了地域性强的京味小吃作为叙述缘起，整部戏通过一家小店手艺的传承反映的却是在三十年都市变迁中人们价值观、道德观的巨变。北京和上海在过去的三十年间，成为中国现代化都市发展的代表，在不同的地域背景中，是不是折射出相同的世间冷暖与情怀？吃食不同但情感相同，也许剧名很“陌生化”的这出京味儿戏剧可以带给海派观众别样的观剧体验，这也使得我非常期待在剧场与观众相会。

　　记者：有人把《卤煮》比作经典话剧《茶馆》的现代版，《茶馆》是踩在了社会巨变的分界线上显现出小个体的人生，《卤煮》似乎可以说是文化心理上的、商业方式上的困境。这部戏比起以往剧作您有了更多现实写实的诉求，许多观众观看后都被某种身份带来的情怀消失所感动，城市文化里那些传统的美好的记忆，被这部戏勾引了出来，您如何看待这里面的变化？

　　黄盈：中国在这三十年间的变化，在世界上都算绝无仅有。这里面肯定有些东西我们不留意就扔掉了，也许再过些时候，我们放慢点儿脚步回头看，会发现有些已然消逝的事物其实是更为宝贵的，这点我们这代人是有切肤之感的。明天是掌握在今天的我们手中，面对未来，我们需要有不顾一切、勇往直前的魄力，同时也应该有对历史负责的冷静自省。《卤煮》不是一种简单的怀旧，因为它构成了一种回望的视角，在剧场里我们随着形形色色的人物重历三十年的都市变迁，是保存还是扬弃，我想观众们会找到自己满意的答案。

　　记者：《卤煮》里的时代遭际对比很明显，比如改革开放后少掌柜的分店“卤煮港湾”一家连着一家开，还要做“卤煮汉堡”，虽然带动了就业与经济效益，但如果论卤煮味道，那还是得老掌柜的老店里。社会变革带走了不少妙处，也带来了不少好处，也许两者都没错。

　　黄盈：这不是个简单的谁对谁错的问题，这是日常生活改变带来的必然变化。我们生活节奏的变化要求我们不能吃得讲究，在大都市里谋生活就要时而风餐露宿时而暴饮暴食，再比如原来大家杂居在一起，充满人情味但却没有个人秘密与私人空间，有得就有失，关键是我们自己如何平衡、选择。这出戏不是要给出一个对错，而是通过戏中人物看看咱们自己，因此戏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按照自己认为对的理念去生活，当然有人成了弄潮儿、成功者；有人被时代狠狠抛弃，能执着于自己的理念努力就让人尊敬！

　　用中国的材料演给世界看

　　记者：以去年来沪的 《黄粱一梦》为例，余上沅先生曾说，“国剧”是“中国人用中国材料去演给中国人看的中国戏”，国剧在民国有过一阵实验与写实之间尝试的话剧运动，如今您的剧被认为是“新国剧”，我们观看时也能感受到一种特别悠长的文化劲儿，您觉得这个词跟当年比增加了什么，或者说变化的部分。

　　黄盈：《黄粱一梦》 是我创作的第31部作品。在我从事戏剧创作的初期，曾经执导了大量的西方经典作品，比如阿里斯托芬、莎士比亚、莫里哀、布莱希特、迪伦马特等戏剧大师的作品。我总觉得站在前人肩膀上的时候，透过这些经典的文本，可以拥有更宽广的历史视野，从而能够更好地去关注当下。在西方贤哲的指引下诉说当下世界的同时，我的心中总有一个声音在不断召唤：不要就此轻易放弃自己先人的视角。这也是我选择将《黄粱一梦》这样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东方传统故事改编成戏剧的初衷。

　　《黄粱一梦》最早见于唐传奇《枕中记》，当初阅读这个千余字的故事时，最感动我的一点，是在烹煮一顿饭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思维其实可能跨越了完整的人生。这个想法刺激到我产生了创作的欲望——当这个时间运行的过程完整地呈现在舞台上的时候，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忠实于原著，在演出进行的同时，现场还会煮一锅黄粱米饭，当演出结束的时候，饭也恰好刚刚煮熟。因此观众是伴着黄粱米饭的味道在看戏，而这或许也正是人生的味道。

　　诞生于一千多年前的 《黄粱一梦》提出了一个在今天看来依然十分深刻的设问：什么样的人生是真正值得我们去追求的？是显赫一时的荣华富贵，还是踏踏实实地享受一口安生饭？或许每个今人都会根据自己的人生境遇给出不同的解答。也因此，每场演出都是一场今人和古人之间跨越千年的对话。

　　在这追寻千年的创作旅程中，我被神奇地带回到上世纪20年代的那场“国剧运动”中。那是一个美妙的企图把“新的”西方戏剧与“旧的”中国戏曲创造性融合的美学设想——中国人用中国的材料演给中国人看的中国戏。百年后再度审视这场没有成功的运动，我，一个中国创作者被深深地触动。也许我们应该敞开更广阔的文化胸怀冲破地理学的坐标——用中国的材料演给世界看——来重新延续一次“新国剧”的文化旅程。

　　记者：是不是能这样理解，新材料的介入能够让观众明确知道自己是“戏外人”，与传统文化介质始终保持距离，比如《黄粱一梦》开场朗读《枕中记》时使用了ipad，结束后将戏里的黄梁拿去跟观众分享，这种打破“第四堵墙”的做法是不是希望观众保持理性审视状态？

　　黄盈：传统二字，“传”意味着随时代更新演变，而“统”代表着历久弥坚的不变因素。华夏文明原有的“传”与“统”，建立在古老的农业文明基础之上。发生在1920年代的“国剧运动”折射出东西方在上世纪的文明碰撞，而在若干年后的今天，情况更加复杂。全球化正渐渐擦去地域文化的差异，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现代化实质上是一场西方都市化与商业化。在农业文明向商业文明的转化中，“传”在无声而快速地进行，而“统”在古老农业文明的基石上何去何从是目前任何专家学者都无法定论的。我只是想延续上世纪初期我所敬仰的先辈们“国剧运动”的精神，不计结果地追寻、探索、试验、创造。古老的中国文明在现代化的进程里发声，本身不仅是艺术，更是生活本身。让我们传统先辈，继续在世界的大语境中研究、反思、创造传统。

　　记者：您对传统文化介质有渗透各个戏里的偏好，比如《卤煮》里的老味道，比如《黄粱一梦》里的京腔道白、苏州评弹、昆曲、狂草等等，既有文化丰富度，也有话剧语言的个人特征，在您看来，文化传承这个词是否有更复杂的实践内涵？

　　黄盈：我热爱传统。以传统戏曲为例，从2001年创作《麦克白》开始，戏曲的传统元素就已经成为我一大重要的灵感源泉。即使是在创作西方形体戏剧(Physical　Theater)《未完待续》的时候，我也下意识的自觉融入传统戏曲《秋江》、《打渔杀家》的华彩段落。而这一切在2011年2月，我开始构思《黄粱一梦》的时候，产生了本质变化。

　　我想把创作《黄粱一梦》的过程当作一次戏剧人类学的旅程，寻找华夏文明的动作谱系传承。带着一个野心和一份虔诚，我与伙伴们开始一边排练一边考古。谁知这次考古远比最初的美好设想艰辛，我们从远古壁画、汉唐陶俑一路研究到金元戏曲、明代昆曲、清代京剧乃至太极拳。为了全面参考互证，我们还研究日本能乐、歌舞伎甚至铃木忠志。谁当时都没有想到如此专注研习的结果：寻找动作谱系这个最初目的最终失败，然而我们却发现了无法寻找到的根本原因，这让人十分振奋！因为这一根本原因正是华夏大文明的重要特质：华夏文明不保留僵化标本以自赏，而是在传承中关注当下兼容并包。我们难以追寻时代递进所造成的动作谱系演化的具体细节，因为在有影像记录之前所有能保留到今天的“活”动作，都已进化得适合现今生活需求。就像京剧，源于徽、汉两剧合流，发展过程不断吸收各路其他地方戏曲精华，成熟后又回流到各路地方戏曲，甚至为当时濒临消亡的昆曲重新振作作出贡献。比对五六十年前的影像，我们不难发现，当时已步入成熟期的京剧在唱念做打方面就与现今的京剧舞台演出区别巨大。

　　在创作的旅途中走过这一段戏剧人类学考古的“冤枉路”，使我对借鉴传统有了新的认识，既不是姿态也不是展示，在戏剧创作中我们应该在当今找到来自古老历史的生命力。《卤煮》的老味道也是，老旧的美好东西是要扔掉，让它“没有了”，还是应该想办法传承发展下来。

　　剧场是真挚的情感空间

　　记者：几次来上海，您觉得上海观众在看待剧作内容时观念是否与北京观众有很大不同？是否会考虑因不同城市价值观差异而调整剧本？

　　黄盈：应该说我会把戏里的北京土话做些调整，价值观问题是始终如一的，北京观众或上海观众本质上不会有很大区别。我个人也坚持希望用一个作品来试验不同城市人。我也相信，好作品有相通的情感，会有共鸣。

　　记者：近两年话剧界新人辈出，也引起不少新闻热点，您作为行业内人，是否觉得当下话剧有兴盛普及化的势头？您是否考虑过也做些热门题材的话剧，如畅销影视剧改编、畅销小说改编、知识分子喜剧等。

　　黄盈：我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这自然是好事，但也难免会引起题材扎堆、类型单一的情况，影响艺术质量。归根结底还是艺术家自己的理念问题，首先是自己要有话说，对这个题材有兴趣，我喜欢尝试不同类型，也不排斥变化，只要这个题材让我本身感动并且想要去表达给观众看。

　　记者：如今你已编排了三十多部戏，覆盖了多种形式，许多人用“一戏一格”来形容你，你曾说话剧内容会随自己观念不同而修改拓展其多义性，这也算是一种与时俱进吧。现在你对什么是话剧，或者说话剧带给自己和观众有没有更多感悟？

　　黄盈：的确我是和自己的话剧在一起成长，每年都有不少感触。目前我觉得在剧场这样一个面对面的真挚的物理空间里，用我的创作来和观众对话，是特别真实、有感情的事。在商业文明极度发达但人与人面对面交流变得奢侈的环境下，我珍惜这些机会，也希望保持住这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