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 就是要写到与众不同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7月30日09:48 来源：深圳特区报 王绍培

　　香港文学家刘以鬯伉俪访谈录

　　写小说 就是要写到与众不同

　　在香港太古城的一家茶餐厅，罗佩云买了一碗普普通通的面，跟她的先生刘以鬯分食。刘以鬯每天9点多起床，因此他们的三餐都推迟进行，到大食代来午餐时，已经是下午的3点多了。他们在这个地方住了30多年，“那时，我们买现在住的房子时，才花了20万，现在要700万了。”罗佩云说。罗佩云20多岁时嫁给了比她大17岁的刘以鬯。“那时，他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书生。后来也不富，写文章是发不了财的。”罗佩云笑呵呵地望着刘以鬯说。两个老人，一个已经95岁，另一个也78岁了，现在看起来已经没有什么年龄上的差距。刘以鬯的听力不好，罗佩云现在就是他的耳朵。她一辈子的工作是照顾他。他上班之外，主要的时间用在写作上。他最多时每天写13个专栏，多数是小说连载。每天夜深了一直到电视台休息了，他才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他们乘白牌车(还没有领到营业执照的车)，去外面找好吃的。他们这样生活了几十年。

　　市声喧闹中，我们的交谈断断续续。一个多小时之后，刘以鬯站起身来，他要独自去完成每天例行的两个小时的逛街运动。他瘦削的身体很快就插入了年轻的人流。没有人知道这个老人被人称为“香港的文学教父”。

　　这辈子可能写了上亿字

　　记者：你们老两口身体都这么好！平时是怎么养生的？

　　罗佩云：其实也没有什么养生。要说起来，主要是不喜欢吃肉。很少吃药。因为身体的各个指标都是好的，不需要吃药。

　　记者：刘老吃得好像不多。

　　罗佩云：不对。他吃得很多的，很能吃的。

　　记者：刘老有做什么运动吗？

　　刘以鬯：年轻时打篮球。我是一手打篮球，一手写小说的人。你看我的这个手指，就是打篮球打坏掉的。

　　记者：现在呢？

　　刘以鬯：现在打不了篮球了。

　　罗佩云：现在他每天9点起床，晚上12点睡觉。每天都要坐地铁出去逛街，主要是去商店、书店看看。每天要走两三个小时。

　　记者：每天都会去吗？

　　罗佩云：基本上每天都去。等一会他就要去逛街了。有时候，在书店遇见年轻人，买了他的书要他签名。他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也不认识这些人啊。我就告诉他：他们认识你。

　　记者：刘老写了一辈子的文章。我看见一个资料说，刘老这辈子可能写了六七千万字……

　　刘以鬯：写了多少字完全搞不清楚了。过去最多的时候，我给13家报纸写稿。就算是每篇文章1000字，一天也要写1万多字了。我这样写了20多年。你算算我写了多少字？

　　记者：可能有上亿字了。那应该赚了不少稿费？

　　罗佩云：赚了现在住的这套房。当年我们买的时候是20万，现在要700万了。

　　记者：那时的稿费标准是多少？

　　刘以鬯：那时成报的稿费比较高，千字10块钱。很高了。

　　记者：10块钱是多少呢？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

　　罗佩云：当年租一间40平米的房子要花300元，请一个用人是七八十元。

　　刘以鬯：一天有10块钱，吃饭不用发愁了。

　　记者：按照这个标准看，您当年绝对是高收入了。

　　刘以鬯：当年我们请了专人来送稿。有些报馆是有人来家里取稿的。有些要我们自己送。我就请司机，等我把稿子写好，送到报馆去。

　　记者：刘老当时还是有一份工作的对吧？

　　刘以鬯：我当年在报馆做编辑。每天去一两个小时工作就够了。回到家我就写我的小说。每天都差不多写到深夜、英女王的头像出现在荧屏上，我的写作任务算是完成了。

　　记者：英女王头像出现在荧屏上是怎么回事？

　　罗佩云：就是一天的播音结束了，电视台休息了，那应该是12点多钟的样子。

　　刘以鬯：然后，我们就坐白牌车——白牌车就是还没有领到营业执照的车——出去吃饭。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这样过的。

　　为了生活，我到处投稿，只要有地方刊登我的文章，我的一日三餐就有保证了

　　记者：我很好奇的是，您怎么会在1948年选择从上海到香港？

　　罗佩云：他的哥哥是宋美龄的机要秘书。他知道一些情况，所以就要他到香港来了。如果不是来了香港，留在内地，按照他这些社会关系，就很惨了。

　　记者：您为什么会选择靠写稿为生？

　　刘以鬯：1948年，我跑到香港来，除了一支笔，什么都没有。写稿是最简单、最容易的事情了，只需要一支笔、一张纸就可以了。为了生活，我到处投稿，只要有地方刊登我的文章，我的一日三餐就有保证了。我的写作习惯就是这样养成的。

　　记者：但是，写作需要才华。

　　罗佩云：他8岁的时候就会写文章了。他的文章总是被老师当作范文贴出来给大家欣赏。他15岁就写了第一篇小说，发表在上海的《幸福画报》上，那是钟楚红的公公办的杂志。

　　记者：也就是说，您来香港前就已经是一个文人了。

　　刘以鬯：我本来就对新文学感兴趣。我的父亲给我留下一笔钱，我就办了一家出版社，出版姚雪垠、戴望舒他们的作品。当年在重庆，陪都，有7张大报，其中有两张报纸的副刊是我编的。我父亲的朋友是报纸的老板，他们知道我文字方面还不错，就让我去给他们办报纸，编副刊。

　　记者：您父亲是？

　　刘以鬯：他是黄埔军校的翻译官。算是跟蒋介石一辈的人了。他在抗战时期就去世了。他的朋友后来也是照顾我。后来，我到香港后，又去了南洋，我在吉隆坡一个人办了一份四开4个版的日报《联邦日报》，办了整整一年，上面大部分文章都是我写的，报纸也是我编的。

　　我说自己写得好，对不起别人；说别人写得好，对不起自己

　　记者：这几年，因为王家卫改编了您的小说，像是把《对倒》改成了《花样年华》、《酒徒》改编为《2046》，这些对您有没有什么好处？

　　罗佩云：他开始是不大同意改编的。《酒徒》因为给了另一个人去改编，所以，王家卫只能用一点意念。《花样年华》应该是根据《对倒》改编的，不过，我们连一分钱都没有收到过，因为王家卫说用的是“idea”。可是，“idea”其实是最重要的。可是要说到好处，可能有一些年轻人又开始知道谁是刘以鬯了。

　　记者：我看见有些批评家说，您的小说跟存在主义有很多关系。您自己怎么看？

　　刘以鬯：存在主义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我写小说，很多都是为了稿费在写。也有一些小说，我追求与众不同。我要写得跟谁都不一样。

　　记者：您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有哪些？

　　刘以鬯：《对倒》算是我比较满意的作品。《对倒》是有新意，我是从邮票想到的灵感，根据邮票的上下联想到的。

　　记者：您对自己的小说怎么评价？我知道，有一个香港的散文家说在香港，他的文字是最好的……

　　刘以鬯：我说自己写得好，对不起别人；说别人写得好，对不起自己。总体来说，我对这些都不是很看重。

　　记者：有人说，您是香港文学的教父，您觉得呢？

　　刘以鬯：这个我就更无所谓了。由别人去说吧。

　　记者：刚才说到，你的小说《对倒》是从邮票获得的灵感。集邮是您的爱好吗？

　　刘以鬯：是的。我集邮。收藏模型屋，那是德国的东西，过去旺角有一家店卖这个，现在没有了。我也收藏陶瓷，我喜欢钧瓷的窑变。我父亲留给我一个钧瓷瓷器，后来流散了。再后来，在香港的一家店里，我又看见它，因为没有多少人懂，我用很便宜的价钱又把它买了回来。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记者：只能说您跟这件瓷器有太深的缘分。您还回去过上海吗？

　　罗佩云：回去过。我们在上海还有物业。但被别人占去了。我们回去要，结果现在是一个学校，要不回来了。

　　记者：香港政府对文学重视吗？支持的力度怎么样？

　　刘以鬯：香港政府对创意产业也是有扶持的。不过文学被放在最后一位。设计行业最受到重视。

　　罗佩云：今年刘以鬯获得了一个艺术成就贡献奖。开始我们不打算要。因为，不管怎么说，都应该是终身成就奖吧。但是，后来文学组的评委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因为评委都投他们最熟悉的方面的票，文学是最弱的，如果不要这个奖，将来文学更没有人可以领到奖了。

　　记者：有没有官员来家里看望刘老？

　　罗佩云：每年都有文化方面的官员来家里拜年。至于特首就没有。

　　做文人确实很辛苦，但我不后悔

　　记者：我看到刘老80多岁还在创作。您现在还在写作吗？

　　刘以鬯：我现在不写了。但是，我可能每天都还在构思小说。我坐大巴，我看见大巴这些年变化很多，我就想写一群坐大巴的人，他们跟大巴的故事。我经常构思这些故事。

　　记者：对于您选择做了一个文人，您自己有什么感受？

　　刘以鬯：确实很辛苦。但是我不后悔。

　　记者：最后问问罗佩云老师。您跟刘老是什么时候结婚的？

　　罗佩云：1957年。那时我22岁。

　　记者：您当时看上了刘老什么呢？

　　罗佩云：这个……很难说了。他那时是一个穷人。后来也不富有。他是一个写作的人，对很多事情都没有兴趣，比如对政治没有兴趣。他在家里，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写作，我就料理家务。我们有一个女儿，现在女儿在加拿大生活。我们就这样过到了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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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以鬯(1918-)，原名刘同绎，字昌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镇海。194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年到重庆，曾主编《国民公报》和《扫荡报》副刊。1945年回上海，任《和平日报》总编辑，后创办怀正文化社，出版中国新文学作品。1948年来港，先后任《香港时报》、《星岛周报》、《西点》等报纸杂志编辑、主编。1952年到新加坡，任《益世报》主笔兼副刊编辑，后到吉隆坡任《联邦日报》总编辑。1957年回港后，继续从事报纸副刊的编辑工作，曾主编《香港时报 浅水湾》、《星岛日报 大会堂》等。1986年，创办和主编《香港文学》月刊，任总编辑至2000年。现为香港作家联会会长。代表作品有小说《酒徒》、《对倒》、《寺内》、《打错了》、《岛与半岛》、《他有一把锋利的小刀》、《模型 邮票 陶瓷》等；评论有《端木蕻良论》、《看树看林》等。《刘以鬯中篇小说选》和《对倒》，分别获第四届和第六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小说组推荐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