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徐志摩的人格魅力

——回顾八十年前天津《大公报》的追悼与纪念

　　弹指之间，现代著名诗人、散文家徐志摩逝世已经80周年，而有关他的话题至今仍不绝于耳。回顾80年前天津《大公报》对徐志摩的追悼、纪念与争议，同样也是一段文坛佳话。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在由南京飞往北平的途中，因遇大雾飞机失事不幸遇难的消息，很快便刊载于《大公报》端，谓为“航空界之大不幸”，“文学界之大损失”。徐志摩的英年早逝，让《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清华大学教授、曾于1919年春在美国哈佛大学与其相识的吴宓深感震惊。吴宓立即约请徐志摩的知友、清华大学教授叶公超撰写了悼念文章《志摩的风趣》，发表在同年11月30日《大公报·文学副刊》上。

　　随后，《大公报》又特约清华大学教授、政治学家张奚若撰写了悼念文章《我所认识的志摩》，深情畅谈了志摩的人格与风度。他说：“志摩这个人很会交识朋友，他一见面就和你很熟。他那豪爽的态度、风雅的谈吐和热烈的情感，不由得你不一见倾心，不由得你不情愿和他接近。”“他那不拘形迹的地方使你认识他的天真，他那没有机心的地方使你相信他的纯洁，他那急公好义的地方使你佩服他的热诚，他那崇尚理想的地方使你敬慕他的高尚。除过这些以外，再加上他那到处的温存和永久和蔼，都不由你不永远屈服于他的魔力之下了。”张奚若认为，徐志摩个性特殊，人格伟大，理想高尚，所以，他的死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补偿的。1931年12月6日，徐志摩的生前好友在北京大学举行追悼会，深切缅怀志摩先生。《大公报》也特将张奚若的文章刊发在当日，“借此表示我们的憾意”。接着，又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了吴宓的挽诗和胡适的悼诗，并配发了徐志摩的遗像。

　　吴宓的挽诗也是同年12月6日这一天完成的。清晨，他在赶赴追悼会的途中，不胜悲感，遂成《挽徐志摩君》七律一首，诗曰：“牛津花国几经巡，檀德(但丁)雪莱仰素因。殉道殉情完世业，依新依旧共诗神。曾逢琼岛鸳鸯社，忍忆开山火焰尘。万古云霄留片影，欢愉潇洒性灵真。”吴宓在诗序中说：“徐君以新体诗鸣当代，予则专作旧体诗。顾念徐君之作新诗，盖取法于英国浪漫诗人，而予常拟以新材料(感情思想事实典故)入旧格律，其所取与徐君实同。虽彼此途径有殊，体裁各别，且予愧无所成就，然诗之根本精神及艺术原理，当无有二。”他知道自己在思想、性情、境遇、阅历等方面均与徐君不同，然在艺术追求上，亦不无一二相合之处。如“世共以徐君拟雪莱，徐君亦以此自许。而予昔亦尝喜慕雪莱之为人及其诗”。又二人均崇拜意大利诗人但丁。他说：“但丁之故乡翡冷翠城，义云花国。予于今春百花盛开时游之。而徐君诗集《翡冷翠之一夜》即作于斯地。”吴宓虽然“与徐君交谊甚浅”，但是，对于他的才华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坚信如果天假以年，雪莱和徐志摩二人“必将笃志毅力上企乎但丁”也。

　　不承想吴宓在《挽徐志摩君》诗序中所说的话，引起了南京中央大学学生方玮德的不满，他在《再谈志摩——并质吴宓先生》一文中，对吴宓的观点进行了回敬。他在回顾了中国语体诗也即新诗的发展历程，阐述了徐志摩的新诗创作对中国文坛的贡献之后，尖锐地指出：“民国十一二年时，吴宓先生在南京主编《学衡》，痛诋语体文学，尤置喙于所谓新诗者，且以为语体诗之前途，只有失败而无成功，其言至庄而其气至厉，一时青年乃多陷入疑途。”时年23岁的方玮德公开揭吴宓的老底，而吴宓教授仍然刊发了方玮德的文章，并在《论诗之创作——答方玮德君》一文中说：“方君此文，持论公平，仆甚赞成。”作为主编，吴宓的学者襟怀由此可见一斑。

　　1932年11月14日，在诗人徐志摩逝世近一周年之际，《大公报·文学副刊》又发表了方玮德的文章《志摩怎样了》，从生活的角度，剖析了志摩其人。他说：“志摩是旧气息很重而从事于新文学事业的一个人……我们略略接近志摩生活的人，不难知道他这一生的嗜好往往多沉浸在这思古的幽情里面。他崇拜泰戈尔，他崇拜哈代，这因为(他自己说)他欢喜他们以长久的经验与观察，而传给我们一种极纯厚极古老的灵珠子。他从这古老的珠子里，思索出许多人生的蕴味与结晶的智慧。以此智慧，他砌成他自己平日生活的墙壁……他的新诗偏于注重形式，虽则这是他自己的主张和受西洋诗的影响，但他对于旧诗气息的脱离不掉，也颇可窥见。他的生活不论是好是坏，可是他一直有向往古人的意味。无一时一刻不给他自己放在古人的灵魂里，也无一时一刻不凭借古人去发展自己……总之，他带着思古的气息过他的生活，试他的创作，这中间虽有许多地方不容易被现世人所了解，可是他这生活的全部精神已是十分可爱的。”他认为：“志摩文学上的事业没有达到他自己所愿望的成功，那是无可讳言，但他这半生做人精神已是可贵。另外他待人处世那副热肠，那样真切，也不易得。”可以说徐志摩的人格魅力，得到了朋友们的赞赏。(孙玉蓉写于2011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