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精神遗产传承座谈会召开

　　季羡林：（1911.8.2—2009.7.11），山东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季羡林先生学贯中西，汇通古今，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诸多领域都卓有建树，堪称我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他精通梵语、巴利语、吐火罗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等多种语言。

山东大学教授、诗人臧克家之子臧乐源讲述季羡林和臧克家的生前往事 宁昊然 摄

　　7月9日，“季羡林先生精神遗产传承座谈会”在济南召开。山东大学教授、季羡林生前学术助手蔡德贵，山东大学教授臧乐源，济南市文联主席张柯，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何中华等专家、学者纷纷追忆季羡林先生生前往事，以先生高尚的人品和学品激励后辈。

　　臧乐源：季羡林与臧克家的世纪情

　　(山东大学教授、诗人臧克家之子)

　　我们说要向季先生学习，学习他崇高的人品、学品，这个是有普遍性的，任何人都可以学。这是季羡林先生留给祖国和人民的宝贵精神遗产。先生常说的“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是他崇高人品、学品的概括。

　　季先生和我父亲是至交，我称季先生为羡林叔叔。我父亲经常说，“羡林不来不是春”，皆因每年的大年初二季先生都会到我家来与父亲相聚。1989年，季先生对我父亲说：“咱俩现在都80多岁了，就算活到100岁，一年来一次的话，也就十几次。不行，我们一年要聚两次。”两位老人相聚的这一天，是全家最快乐的一天。

　　在羡林叔叔辞世的前一天晚上，他还为即将落成的臧克家故居题写馆名，写下了“臧克家故居”5个大字，这是他为友情和至交而题。谁都没想到“臧克家故居”5个字，成了他98岁人生的绝笔，成了“生死之交”最好的诠释与注脚！季羡林先生与我的父亲可谓生死之交，两人之间的伟大友谊也值得我们后代学习。

　　袁明英：季羡林先生的泰山之缘

　　(泰山研究所所长、泰山文化协会副主席)

　　我在泰山教育学院任党委书记时，为弘扬泰山文化，开拓学术新境，成立了泰山自然遗产委员会泰山研究所，决定聘请季老为研究所高级顾问，我去北京看望季老并呈送聘书。1996年，季老为我们学院学报题写了“岱宗学刊”的刊名。1998年，季老得知《岱宗学刊》成为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后，高兴地写来贺信，信中说：“‘岱宗’公开发行，大快人心。泰山是中国文化的主要象征之一，欲弘扬中华文化，必先弘扬泰山文化，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就这样，我和季老结下泰山之缘，遇到重大事情就去请教季老，每年给季老过寿。2003年8月6日，季老在北京301医院过寿，只有5个方面的人员参加：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国防大学、301医院、山东老家代表。我是作为山东老家代表参加的。我感到很荣幸。

　　2007年5月泰山文化协会成立，我和有关人员去请季老担任泰山文化协会的顾问，老人欣然接受并题词。题词中写到“泰山文化实滥觞于远古，为中华文化之启明星，历代众多帝王多以封禅泰山为毕生要务，良有以也！”

　　张柯：先生是伟大的“跨界”知识分子

　　(济南市文联主席、《济南走出个季羡林》作者)

　　季羡林先生既是一名博大精深的专业知识分子，同时又是一个用散文发声的公共知识分子。现在很流行一个词叫“跨界”，我认为先生已经达到一名“跨界”知识分子所能达到的最高高度。先生曾说“不懂印度学，不懂佛学，就没法写中国文化史、中国美术史……”

　　关于不断的“跨界”，他称自己“在无奈的情况下不断扩大自己的摊子”。他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学的是印度学，后来他跟希克教授学习吐火罗文，开始他并不想学，后来他无奈地说“我只有舍命陪君子”。我认为这是他的第一次“跨界”。回国以后他不断利用现有资源，在非常困难的境况下突破自己，不断“跨界”，在困难面前“不断扩大自己的摊子”，取得学术上一个又一个令人瞩目的成绩。

　　先生逝世后，因为一些事情有关他的争议不断。没有人是完美的，季羡林先生也不例外。先生早在济南的时候就说过一句话：“我为什么要上清华？抢一只饭碗。”也许他的出发点并不崇高，但是他是通过不断的研究、进取从而升华，直至关心祖国命运、关心人类命运。他对臭氧空洞、生态灾难等很多问题发出了深刻的忧思。他晚年提出了一个主张“送去主义”，他的一生不断地超越自己。大师即使不完美，也还是大师。

　　王佃利：一位真诚而简单的老人

　　(山东大学国政学院教授、副院长)

　　我对季羡林先生的认识主要来自于和他个人的接触。先生在我眼中，是一个可敬可爱的老头儿，先生待人真诚，他对亲人、师友都有着一颗真诚的心。1996年有一个广东记者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找到他，先生被拉着照相。在这个过程中，他丝毫不应付那名记者，而是热情地接待他。真诚是季先生做事的态度，在真诚的态度之下，他努力把生活过得简单。

　　季先生是个简单的人，也是个非常“土”的老头儿。他喜欢穿中山装，喜欢山东的土特产。有一次我接到蔡教授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要我买一些济南小吃捎到北京。

　　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做学问，学习难懂的东西，例如吐火罗语，需要极大的耐力，季先生的韧性是无人能比的。《中华蔗糖史》的写作过程就体现了季先生做学问的“拼命”精神。我们从季先生身上学到做事要有韧劲。

　　季先生富有一颗感恩的心，在他的名文《重返哥廷根》中，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密特恩师，相见如梦，令人动容。他常会表现出对国家和时代的一种感情，那种发自内心的感恩让我们感动。

　　何中华：季羡林对中国文化的温情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们今天要讨论两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传承季先生的什么？怎么样传承？

　　季先生在我心中是一座文化昆仑，从某种意义上说，季先生代表了当代文化的高度和厚度。季先生功力深厚、视野广博。他的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他在学术上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先生做学问能兼顾“约”和“博”、“专”和“通”的关系，这是很难得的。中国的学科分类不像西方那样壁垒森严，在中国，想成为大师，必须达到“通”的境界。这一点季先生做到了。先生的深厚功力和宽阔视野值得后来的学者学习。

　　季先生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是值得我们钦佩的。有些研究西学的学者往往不太瞧得起本土文化。相反，季先生对西学了解的越是深入，就越加热爱本土文化。在对西学了解过程中，其实就构成了他对本土文化研究的一面镜子，成了他文化自觉的中介。

　　季先生晚年喜欢穿中山服，我认为这对季先生来说是一种姿态，是一种文化的象征，不只是简单的一件衣服。这体现了季先生对国学的一种深沉的热爱。也值得今天的学者好好学习和继承。他追求中西学对等的交流和对话，目前来看，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还是处于弱势地位。在这样一种不对等情况下，中国的学者更应该追求交流平等。季先生的提倡对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价值非常具有启示性。在今天我们强调文化自觉、文化强国的背景下，季先生这种独特的视野和眼光具有重要的意义。

　　把学问内化成一种人格、一种境界是很难得的，而季先生做到了“知行合一”。他是当今学者的楷模。(记者 宁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