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诗意的目光触摸民间世界

我不知道贺小晴是否写过诗歌，但她小说中总有表现突出的诗化特征，却是不争的事实。我曾说过她小说的整体风格是惊艳的，其独特的视角、别样的叙述、精怪的故事、诗化的语言，渗透其间的生命感悟和深沉思考，往往令人耳目一新。她早些年的创作，曾比较明显地表现出一种与当下生活近距离接触的稚拙，甚至留下的现实经验世界的痕迹是那么明显。但近些年，尤其是从“鲁院”毕业以来，她的小说创作有了从经验世界到审美世界的优雅转变，这在她近期发表的《麻利花》(《中国作家》2013年第2期)、《扶桑》(《清明》2013年第1期)、《成长纪》(《青年文学》2013年第2期)几部中短篇小说中都有比较理想的表现。

　　客观地说，贺小晴写了这么多年的小说，作品也不少，发表刊物质量也不低，文学履历应该说不可谓不丰富，但总让人感到，在这个疯狂炒作的时代，她多少显得有点“孤独”。在贺小晴的文学世界里，读者会发现，她不仅时常游弋于被主流文学忽略的边缘地带：草根、民间、下层，还固执地盘踞在这样的领地中，以飞翔的女性神话注视现代性对人们生活的广泛交涌。她将各色人物聚于人性的观照之下，检测着人性的表现与价值。她的关于人生故事的遥远而温馨的城乡记忆，模糊而真实，人物琐碎生活的无奈，沉陷于近似异常的叙述之中，连那最不堪的日常经验，也都带上了笑和温暖的光环。读着这些小说，能够让我们的阅读记忆迅速鲜活起来，同时又不断有理性的力道拨动你内心的敏感之处。尽管贺小晴不是一个善于营造文学氛围的作家，但她往往在不经意间给读者一个意外的小说结局，留给人们无限的深思和缅想。仔细想来，曾经轰动文坛内外热闹空前的所谓“美女作家”，如今究竟还有多少在坚持着朴素的写作，而且，受市场俗世法则的影响，她们写作的数量较之热闹的世纪之交也减损了不少。年龄几乎与之相仿的贺小晴恰恰是比较稳定地坚持自己写作理想的人。在我的印象中，无论周边的声音如何嘈杂，无论手中的工作多么沉重，她都基本能保持冷静，坚守自己的文学立场，这在那场许多人弄潮不成反而呛了几口浑汤的尴尬局势中，显然十分难得。

　　贺小晴运用自己的话语体系和崭新的文学情景，按自己的意绪对这个混乱无趣的世界进行重新组装，她感觉的细腻和描写的精致让作品在故事之外延留经久。

　　《麻利花》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短篇，同贺小晴很多写职场女性的作品不同，它写的是职场女人在职场之外的人性表现，剖析更为深刻，节奏更清晰，控制力更好，小说整体气象更为开阔，在圆润柔软中添加了一些锋利的元素，读来劲道十足。报社策划紫冰同顶头上司吴副总出差，迫不得已的原因使这对平素互不买账的女人同居一室，那种沉闷无语的戒备与内心悄然的敌视和对峙昭然若揭。平心而论，紫冰的才华和工作能力，让死拼烂打才成就今天模样的吴副总在内心是认可嘉许的，但别扭的个人生活又使她对率性活泼年轻漂亮的紫冰有着一种天然的妒意，中年女性逝去的时光，使她在紫冰面前本能地拒绝青春，紫冰以退让和无争的态度寻求自在，这在她眼里更是一种老谋深算和蓄意挑畔。其实，靠着昔日青春的代价和今天破败的家庭换来某种地位的吴副总内心是极度虚弱的。美与无所谓使紫冰战无不胜，在告别晚宴和舞会上出尽风头，吴副总的落寞使她有一种报复式的恶作剧快感，曾经，吴副总是那么模糊不清、高高在上，因为在这个被贺小晴认为颠倒势利的世界中，她太具权威性和孤芳自赏。当面具抖开、人性露头的时候，吴副总的可爱便回归了，她甚至在紫冰面前变得低三下四，讨教服饰品相，并东施效颦。在文本充满性感的语言中，主流话语的确被放逐了，常见的象征性的对女人的珍爱不再成为旁观。

　　我读过很多贺小晴的作品，发现她总是将人物处境与人物性格推向极致，这其中更多地考虑也许是为了凸现人性特征，更深刻地揭示人性裂变及其可能达到的程度。她笔下的人物有的奇特甚至荒诞，这恰恰凸显了颇有深度的人性表现。《扶桑》借川剧老艺人“父亲”(老苏)形色无边的跌宕人生，讲述在社会时代风云际会之下艺术人生的双重变化。老苏在一个县级川剧团干了一辈子司鼓，这个沉寂淡然的草根艺术家有着矢志不渝的川剧情结。为川剧他投入全部的热情和心力，甚至付出了生命，以创造自己的舞台人生。舞台上，他像一只充血好斗的公鸡，腾挪生风；舞台下，他却像一块燃烧殆尽的废炭，冷漠刻板、了无生气。他是一流的司鼓，却又是死板的男人。经济转型，剧团解散，老苏退休。很多同行为生计而四处乱唱晃荡，别人也劝他到茶馆唱戏，他断然拒绝，却意外地接收了一位他向来看不上的草台剧团的女生婉西为徒，并将她培养成台柱，声名鹊起，而他却在婉西如日中天之际西去。老苏性格中有种痴迷不悟，这是一种深入骨髓很难改变的人性。小说的极端描写确实令人震撼，虽然略显夸张却深刻揭示了人性特征。人性的这种固执，使读者惊愕地感到：人性世界如汪洋般深不可测，而且隐匿着许多令人微笑的东西。这是贺小晴的独到之处。由于这种认知，贺小晴小说显示出一种浓郁的主观色彩，沉郁的岁月沧桑，到处游走的神灵人性，是她小说时常出现的人生景象。在俗世之中，只有充满内心定力的作家，弃绝华艳用心灵感知大地人生炎凉与深度的作家，方可成就自己的审美品格。

　　贺小晴的小说具有一种抒情意味，运用各种手法、情绪，书写人们的心灵秘史。我们感知到她拒绝屈服和热切的人文渴望，对暧昧世界的深切失望，亦从反面证实了她的理想情怀。

　　生命个体的成长其实包含了身体成长和精神心理成长两方面。如果说前者大同小异、平淡无奇，那么精神成长则因其万千姿态而彰显了生命的神圣与瑰丽。精神成长是人生最真实的记录，它最大程度地表达着人的心灵质地。《成长纪》以独特的方式和充分的想象，反映了个体人生所经历的精神炼狱和残酷自省。受传统的影响，中国的成年人对孩子许多天真好奇的问题的回答常常要么显出自鸣得意的东方式的狡狯，要么王顾左右答非所问。小时候妈妈说“我”是捡来的，让“我”深感内疚和自卑，久而久之，“我”成为全家最听话的人。班花与男生“睡过”的传闻使“我”等人人自危。小说写出少女成长发育过程中的生理心理变化，如少女初潮袭来的疑惑、恐惧乃至绝望，对异性朦胧的感觉，对性的着迷。作品将人物心理固定在生命感受最为敏感和人格定型最为关键的青春期。如果没有贺小晴在真实上的积极甚至刻意的努力，读者也许根本无法承认作品的故事有多大的可信性：班长班花集一身的李月明居然先后与不同男生睡觉，最后不得不转学；“我”这个不动声色的丑小鸭竟然与邻居小子打了场身体遭遇战而怀孕。正如昆德拉所言：“青春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是由穿着高筒靴和化妆服的孩子在上面踩踏的一个舞台，他们在舞台上做作地说着他们记熟的话，说他们狂热地相信但又一知半解的话”。小说中的人物既懵懵懂懂又自以为是。妈妈的冷冰和傲然令人不快，母女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体己的交流。“我”在沉闷环境中对孤独的品尝，在群体中的沉默无言，在狭小空间里的顾影自怜，都是人物欲望收缩时的心理自卫，她不向周围的所有人表露自己的真实欲望，在心理上有强烈的隐蔽欲，她沉醉于自己的孤独，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家庭教育的生硬简单缺位让初开的情窦钻了空子。成长的过程总是伴着对抗与比照，有甜蜜、苦涩、天真、恐惧，有说得出的幸福，也有不可名状的疼痛，由此串起一部成长史。每个人每天都在对付当下，对付现实，无路可逃，贺小晴表达了一种很雅致、很理想、分寸感很强的现实关怀。

　　这些年，贺小晴一直用一双温润的眼睛关注着嘈杂的世界，将她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毫不保留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没有虚伪，没有矫饰，只有诗意殷殷的诉说。在一个大转型的时期，在一个慌乱而难以作出文化选择的时期，这是对一个人镇静、勇气和洞察能力的严峻考验。（张德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