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与冰心：有你在，灯亮着

　　巴金的字典里，有两个很重要的词：一是读者，二是朋友。这两样东西，他念了一辈子。

　　“对于我，要是没有朋友，我现在会变成怎样可怜的东西，我自己也不知道。”在散文《朋友》中，他真诚地说：是朋友们把我救了。

　　“巴金藏名家书画展”里，有冰心、沈尹默、茅盾、叶圣陶等，送给他的题字、对联、画作，这都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朋友。但我们也看到，还有一些人的名字，很陌生，有的甚至是巴金只见过一面的读者。然而，老人却“来者不拒”，把每个人的只字片语，认真地保管，“他们给了我家庭所不能给的东西。”

　　如今，上海武康路巴金故居内，三楼的藏书室，满箱满柜，叠放着朋友们寄来的图书、字画，书信。上海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说，大概超过10万页(件)。“巴老觉得，这是朋友对他的一份情意，一定要好好保存。”

　　冰心大姐

　　“有你在，灯亮着”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1990年，冰心把瞿秋白赠鲁迅的这幅题词，又写给了巴金。

　　冰心大姐与巴金老弟，近一个世纪“冰洁金坚”的友谊。周立民说，两人的友谊，甚至延续到第二代、第三代身上。冰心的子女叫巴金“舅舅”，巴金的子女叫冰心“姑姑”。冰心说，文坛上完全没血缘关系的人，除了萧乾，孩子们叫他“饼干舅舅”之外，只有巴金，大家喊他舅舅。

　　周立民说，晚年，两位老人经常互送小东西“表白”。巴金故居里，有冰心送给巴金的放大镜，旁边展示着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巴金老弟，送你放大镜，看书可以用。这冰心晚年送给巴金放大镜时所附的。她还送给巴金一个看书架，“怕他看书托不动。”

　　巴金的母亲很早就过世了，1923年，巴金从四川坐船，过三峡到上海，一个离家远行的孤独少年，怀着对母亲的思念，在船上读到了冰心在《繁星》中的诗。“我们从那些亲切而美丽的语句里重温了我们永久失去了的母爱。”

　　上世纪30年代，两人才见面交往。抗战时期，冰心生活困难，巴金主动对她说：我来给你编一套书，放在开明书店出，让你拿点稿费。周立民说，冰心从没跟巴金说，她生活困难。但那一次，却是雪中送炭，所以冰心一辈子记得这件事。

　　“一开始，他们是作家间的交往，比如两人有很多共同的志趣，对真善美的追求，对‘文革’的反思，关注教育、知识分子、孩子。到了晚年，完全是精神上的支持，友情越走越纯粹。”

　　冰心比巴金大四岁，从个性、气质上讲，比这位老弟乐观，而巴金为人要忧郁一些，所以冰心常劝他：你要看得开！我年龄比你大得很呢！

　　1999年，冰心去世时，巴金正好病重，他醒来，有气无力地说了第一句话：“给冰心大姐打电话！”

　　“两个人的情谊，如果用文字表达，就是巴金说的：有你在，灯亮着。”周立民说。

　　叶圣陶

　　一生的责任编辑

　　前段时间，周立民找到了一封信1958年，《巴金文集》14卷开始出版，巴金很郑重地给叶圣陶写了这封信：“30年前，我作为一个很不成熟的作者，是你把我引进了文坛……我希望拿这份成绩，向你汇报。”

　　“文革”时，巴金沉默十年。直到1977年5月25日，他在《文汇报》上发表《一封信》，朋友们才知道，巴金又可以写作了。叶圣陶写了一幅字祝贺他。“收到这幅字，巴金很郑重，因为他把叶圣陶当作自己文学道路上，最重要的老师。”周立民说。

　　巴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本想自己印几百本，送送人就好了。他有个朋友在开明书店工作，稿子偶然被叶圣陶看到了，他当时是《小说月报》代理主编，看后，立马决定放在《小说月报》发表。1928年，巴金把稿子寄到上海， 1929年1月，杂志开始分4期连载这部小说。巴金从巴黎回到上海后，就已经成为了著名作家。

　　“人们都在议论这人是谁，居然要登他的文章，叶圣陶也有意思，在编后记里说：巴金是谁，我其实也不认识，只是一个新的作家。”

　　周立民说，叶圣陶除了巴金外，还把丁玲等作家带入文坛，但他们不是酒肉朋友，也不天天见面，“不是说我发了你的作品，就要如何感谢你，天天吃饭打麻将。”叶圣陶看重巴金是个作家，而巴金看重叶圣陶是位老师。

　　这位老师对巴金格外爱护。有段时间，巴金的文章写得特别多，谁约稿都写。叶圣陶知道后，就托人叮嘱巴金：要爱惜自己的文笔。

　　“这是对一个青年作家的提醒。那时，是巴金名声最大的时候，甚至比叶圣陶还大，但老师能说出这句话，完全出自朋友间的坦诚。“周立民说。

　　对于这位老师，巴金很敬重：“我常常这样想，也仿佛常常看见那张正直、善良的脸上的笑容，他不是在责备我，他是在鼓励我……我还说他是我的一生的责任编辑。”

　　为李健吾

　　仗义执言

　　巴金并非能言善辩，跟所有人打得火热，他恰恰是一个话不多的人，最怕开会发言，甚至不善交际。但又恰恰，他的朋友，各个层面都有，作家、画家、剧作家、电影明星、记者，还有小读者。周立民说，那是因为他的率真、真挚，很容易把心掏给别人。

　　剧作家李健吾，写过文章评巴金的“爱情三部曲”，两人在报纸上，时常“争锋相对”。李健吾曾当过一个月国民党图书编审科科长，成为了他后来的“污点”，巴金知晓后，写了一个证明材料。他说，李健吾担任科长，时间很短，并没做过什么坏事情。当然，“他比较浮，有时爱吹牛，爱批评人，但从没害过人。李健吾这人的缺点是不少的，但却不是大的缺点。”

　　“在那个年代，这是不可思议的，巴金很容易受牵连。他完全是在拿自己的性命，为朋友做担保。”周立民说，巴金写过就忘了，文集里没提过，李健吾生前也没看到过。这份内部调查材料，直到1996年，被研究档案史料的一位研究员发现了，这段“仗义执言”才浮出水面。

　　这次展出的作品中，还有一幅《猫蝶图》，作者叫胡炜，巴金故居的工作人员整理时，找不到这个人的具体信息，而这幅画，又被巴金小心地收放在书画锦盒里。后来，工作人员找到了她父亲，才知道，这位爱画画的姑娘，当时只有8岁，1984年参加了中法画展，得了第一名，而有个法国女孩画了一幅《家》，委托胡炜回国后能拜访巴金，两人只见了一面。胡炜并把自己的画送给巴金。

　　“别人送给他的，不管有没有名，他都会好好保存。”周立民说，在巴老看来，许多朋友暖热的心，才让他的心不再孤独。

　　对于我，要是没有朋友，我现在会变成怎样可怜的东西，我自己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