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哥大所见老舍档案（附照片）

老舍肖像，1946年12月摄于纽约，曾用在《四世同堂》和《鼓书艺人》英文版护封上

关于《骆驼祥子》的书评简报

　　五月初等签证的间隙，写信给王海龙兄，我告诉他，这次去纽约，除了办公事，还想再跑趟哥伦比亚大学，去看老舍档案。

　　“老舍档案，确定在哥大？”

　　回信口吻揣测，显见他不怎么了解，老舍和他执教的地方，有着特殊的渊源。以往，我老有个错觉，以为他的《哥大与现代中国》里，有一篇是写老舍的。实际上，他只写到了胡适、徐志摩、冯友兰和王际真等人，谈他们早年在哥大，或者读书，或者教书，没有片言只语提及老舍。老舍似乎仅在哥大有过一次演讲。

　　照说，也怪不上他。四年前在哥大，我想起过老舍吗？没有，甚至连他当年住在哥大不远处的事情，也都忘得干干净净。在听课期间，我没起过去看老舍档案的念头。现在想来，有点莫名的奇怪，何况从我住的宿舍楼，也就是那个背靠百老汇大街、胡适一九一五年从康奈尔转学哥大即搬进的坐西面东的佛纳大楼，到大草坪南面的巴特勒图书馆去，走路不过三五分钟而已。

　　但我确实早就听说，一九四六年三月，老舍和曹禺接受美国国务院邀请，到美加多地讲学访问。一年后，曹禺如期回国，老舍则延期留住纽约，直到一九四九年十月才离开。此间，他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即《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和《鼓书艺人》，用英文改写出一个剧本《五虎断魂枪》，还与人合作翻译了自己的多部作品。同时，经赛珍珠举荐，她的文学经纪人戴维·劳埃德，从一九四八年四月起，全权代理老舍著作权事务，直到一九五八年为止。十年间，但凡关涉老舍作品的版权、翻译、出版和电影改编的函电和文件，均由劳埃德及其女儿阿德里雅悉心分类归档保存。

　　起初，我是在《老舍书信集》里，发现了老舍档案的线索。其时只知道档案中有书信和手稿，至于别的还有什么，没看出名堂。十五六年前，金隄教授从美国回来，我辗转听到消息，从北京赶往天津拜望，路过百花文艺出版社，在读者服务部翻看旧书，意外碰见了这部书信集，是老舍长女舒济在八十年代末搜集整理的。书的篇幅不大，出版已有几年了，印得也少，市面上不大看得到。从编后记能看出，老舍从来都忙，但并不疏于写信，写得还尤其勤。单是历年写给小学同学罗常培，和南开中学当年同事赵水澄的信，加起来就有上千封，而他从美国写给他在上海的编辑赵家璧的信，起码也有二百封。设若算上给其他亲友的信，少说也得有两千封。遗憾的是，经过动荡、战火和离乱，尤其是“文革”的祸害，最终征集到的老舍存世书信，连带旧时报章上登的文学书简，满打满算也不过百十来封。但就在她的编辑工作收尾的时候，在北京的美国友人琼·罗斯·盖罗特，忽然送来四十七封英文书信影印件，说是从哥大老舍档案中复制来的。舒济说：“我还要感谢另外一些美国朋友，虽然现在我还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与事情的具体经过，但他们认为有必要将一位中国作家的信件送至图书馆，而图书馆确认有保存价值，才使得这批信件完好地保存了几十年。”

　　老舍的英文书信，提供了一九四八年三月到一九五二年十月间，他在纽约居住时不大为人所知的情况，以及他回到北京后的思想变化，主要是填补了他旅美经历中的一些空白。但看过信件中文译本的人，多少仍会生出一些不满足的感觉。这更多是由于缺少来函或者回信，字里行间所谈人事，看上去支离破碎，多有言不及义之处。此外，有些人名的张冠李戴，比如把邝如丝和黄宗霑的名字，误译为罗斯·琼和王浩，也让有些说法模棱两可，难免使研究者附会出莫名其妙的猜测和断想。

　　我一度推想，在哥大找出老舍书信的人，要是把其他关联信件，也完整复制出来，仿照《胡适来往书信集》的体例，编注出一部《老舍来往书信集》，一些悬隔久远的疑难，或许就能迎刃而解了。这也是我下意识里，要去纽约一窥老舍档案究竟的起因。

　　说来运气实在是好。本来，海龙兄随后的信说，老舍档案经过检索，确实是在哥大图书馆，但原件已转存至新泽西的外库。恐怕这次要去，只能透过缩微胶卷来看。然而，就在我十九日离开芝加哥前夕，他又来信说，和图书馆几经交涉，对方竟然同意把档案全宗调回本部，破例特许我进入善本和手稿部，查阅档案原件。他开玩笑说，也许是沾了校友的光吧，因为我手上还留有哥大学生证，有效期到二一四年才结束。

　　二十一日星期二，早上九点整，我由林肯中心斜对面西六十三街的旅舍出发，乘地铁赶至上西城一百一十六街的哥大校园，在巴特勒图书馆正门和海龙兄会合。验证、拍照和登记之后，在工作人员从内库里推出的小车上，如愿看到全部老舍档案时，我的感觉有点异样：原先的报道以讹传讹，说哥大老舍档案有两箱之多，但眼下看到的，只是两个不大的长方形“盒子”，而非“箱子”。这是两个瓦灰色的普通纸质档案盒，两尺长，一尺半宽，半尺高，望过去并不起眼。档案分作“盒一”和“盒二”，横侧面上分别粘贴有“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手稿藏品”的白色签条，注明“舒庆春件：编目书信和手稿；未编目档案(盒一)”和“舒庆春件：未编目档案(盒二)”字样。图书馆资料说，这批档案主要是来往书信、手稿、文件和剪报，或者出自老舍手笔，或者是别人所写，都同他有关系。这些资料，是老舍在纽约的出版代理人戴维·劳埃德所存档案的一部分，其中有老舍自己写的许多信件，赛珍珠的一封信，和劳埃德就老舍小说出版同出版商、文学代理和其他人的往来函电，以及别的电话记录、会谈纪要、账单和相片等杂件，总数大约为八百件，涵盖的时间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八年，由劳埃德之女阿德里雅·马修斯·劳埃德一九八二年捐赠。老舍档案其实只是劳埃德公司所有档案的一部分，关于赛珍珠和林语堂等人的其他文件，则收藏于普林斯顿大学费尔斯通图书馆。

　　第一盒中的档案数量不多，内容也比较简单，主要是老舍和劳埃德的往来通信，还有赛珍珠写给劳埃德、推荐他代理老舍版权事务的信，此外是老舍作品的英文手稿。这个盒子里共有十一个文件夹，每个文件夹右上方突出的地方，有纵排的打印字样，标明文件名称和物品数目，比如，“赛珍珠致戴维·劳埃德信(两页)，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宾西法尼亚，普凯西”；“舒庆春(一八九八—一九六六)，致戴维·劳埃德信十一封(并相关信件十一封)，一九四八年四至七月，纽约”；“舒庆春(一八九八—一九六六)，《关于〈离婚〉》(老舍)手稿六页(对其长篇小说的说明)，【一九四八年？】”；“舒庆春(一八九八—一九六六)，《五虎断魂枪》手稿五十二页(剧本；稿样上有黑色水笔修改的痕迹)”；“舒庆春(一八九八—一九六六)，致戴维·劳埃德信八封(并相关信件二十二封)，一九四九年”；“舒庆春(一八九八—一九六六)，致戴维·劳埃德信十一封(并相关信物十八件)，一九五至一九五二年，北京”，等等。

　　在这一部分里，前人研究有所参考，但深度仍有待挖掘的，是老舍作品的翻译情况。从老舍自己的信，以及劳埃德和相关编辑的通信和会谈纪要，可以看出译者人选的确定，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的明确，作者、译者和代理人之间的版税分成，以及老舍同《骆驼祥子》和《离婚》的译者伊万·金(即罗伯特·斯宾塞·沃德)的合作、对立、冲突和官司纠纷，对于还原老舍作品在美国翻译出版的遭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里面的老舍和赛珍珠手稿，除了已公开的《五虎断魂枪》剧本，还有老舍所写的《关于〈离婚〉》和《〈离婚〉梗概》，完全可以看做是老舍用英文所写之《我是怎样写〈离婚〉》。再就是赛珍珠的《四世同堂》书评原件，应该是完成于小说英文版出书之前，虽看不出来是否已经发表，但可以确定以前没人提及。这些文稿如能进一步整理，一些学术上的争论和误区，比如《四世同堂》英文书名的来源，和著译者同出版商之间，就小说篇幅长度和译者署名方式等而产生的分歧和矛盾，以及最后解决方案的达成过程等，了解起来就比较容易。

　　第二盒中的档案，分装在二十六个文件夹中，涉及的话题更加庞杂多样，夹杂其间的大小杂件，既零碎又繁琐。每个文件夹按照老舍作品为名，分别标有“老舍(舒舍予)，《鼓书艺人》，意大利”；“舒舍予，《四世同堂》”；“舒舍予《黄色风暴》，国外”；“舒舍予，未编目杂件”；“老舍，《马裤先生》(短篇人物速写)”和“舒舍予，呈舒版税报表日记，一九四九年”等字样，集纳了相关通信、电报、明信片、会谈纪要、电话记录、合同文本和版税财务账单，国外版权出让统计、书讯和书评剪报(见下图)，以及老舍相片、小传、他手书的著作名目表和相关联系人通信地址等物件。

　　这部分文档尽管芜杂不一，但比较完整和系统，能够清楚地显示出来，除了美国之外，《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离婚》和《鼓书艺人》等作品，在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瑞士、丹麦、印度和日本等地的版权出让和图书出版状况；以及老舍回国之后，劳埃德继续努力，企图理清版权转让详情，促使《骆驼祥子》在好莱坞改编成电影的经过。其中，引人兴趣的，是劳埃德的信件明确谈到了《骆驼祥子》电影版权的收入数额，还有他在老舍离开之后，借助纽约和香港等地的关系，通过瞿同祖、侯宝璋和罗常培等老舍友人，怎样把版税、样书和书评剪报等，辗转传递到在北京的老舍手中。

　　时间非常有限，我第一天浏览老舍档案，感觉非常紧张，而且也只能看个大概，初步探明了档案全宗的实际情况。隔了一天，二十三日星期四，我再次赶到巴特勒图书馆，又花了一整天，对大部分重要的文献，相应做了摘要和复制。尽管仍没能仔细通读，但经眼的那些完善的版税账目报表，却直接或间接回答了我曾经好奇的一些问题。比如，老舍在美国到底得到多少版税，钱到手后派了哪些用场？是不是像赵家璧在回忆中推测的，光《骆驼祥子》电影版权就卖了上百万美元？是不是像牛汉谈话录中所说，为了赵清阁的关系，老舍特地在马尼拉买了房子？

　　老舍在美国留下的诸多疑问，从一份档案中当然无法找到所有答案。不过就现存的版税记录来看，老舍当时真的不是很有钱；虽然他一度幻想，假如能够追回自己应得的版税，钱到手后是可以办许多事情的，比如同赵家璧合伙投资创办晨光出版公司，等等。事实上，老舍只要回了《骆驼祥子》英文本版税的二分之一，而其电影版权转让给华裔摄影师黄宗霑等人，最初开价只有五万美金，最后落到老舍口袋中的，则连一半都没有。至于用版税买房子，确实是有这么一回事，但那是老舍回国之后，写信给劳埃德，请他寄来五百美金用于买房子，但房子是在北京买，不是在其他地方。他一九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的信里说：“我的家眷将要从重庆回到北京，我得给他们准备房子。北京现在又成了首都，想要找一处合适的房子既贵又困难。如果您能给我寄五百美元到香港，再由侯先生(香港大学病理系侯宝璋大夫)转寄给我，我将非常高兴。”

　　如所周知，老舍在美国忙于写作、翻译和讲学，中间还生病住院，又与人闹矛盾、打官司，实在说不上愉快。在一九五年初的访问记中，他对黄裳说：“别提美国了，一提就是一肚子气。”至于受了怎样的气，老舍没有细说，外界所知也少。

　　在黄裳笔下，刚回北京才一两个月的老舍，对于美国的印象实在不好：“他说在美国，就住在一间小小的"破瓦寒窑"里面，什么地方都不敢去，连饭馆都怕去。美国有三百多国民党的特务，你碰上一个瞧瞧，那眼睛瞪得有包子那么大！有一次在哥伦比亚大学，进步的中国学生在开会，到会场上去一看，特务们在椅上都拉上了屎！”

　　老舍的话听来有点滑稽，似乎也不无夸张，但很符合他“幽默家”的身份。他心里当然明白，在新中国的首都接受采访，谈论敌对的美国该说什么话，用什么样方式说。

　　这一回看档案，能看到他少有人知的一面，实在是非常意外。可惜还没人能以这些资料为素材，写一部翔实的《老舍在纽约》。

　　就要告别纽约的前一天晚上，在联合广场附近纽约最大的二手书店史传德，冒着蒙蒙小雨，我淘到了一本《老舍在伦敦》，是英国学者安妮·维查德在香港出版的英文专著。拿着这本薄薄的小书，我黯然惆怅了起来，不由得暗忖道：老舍的纽约故事，不该再由外国人来讲了吧？

　　二一三年六月廿五日下午，于福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