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往往是“高处相逢”—— 李怀宇谈旅美学人张充和等

　　张充和习字 2009年 谭琳 摄张充和(Ch’ung-ho Chang Frankel)，祖籍合肥，1913年生于上海，民国重庆、昆明时代著名的“张家四姊妹”之一，2013年5月17日在美国家中度过百岁生日。早岁师从朱谟钦学古文及书法。十六岁从沈传芷、张传芳、李荣忻等学昆曲。1934年以数学零分、国文满分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抗战爆发，转往重庆，研究古乐及昆曲曲谱，并从沈尹默习书法。胜利后，于北大讲教授昆曲及书法。1948年结缡汉学家傅汉思(Hans H. Frankel，季羡林北平时期的好友)。1949年移居美国，在耶鲁大学教授书法二十多载，并于家中传薪昆曲，得继清芬。

　　编者按：

　　不久前，杨绛先生度过102岁生日，而被称为“民国最后的才女”和“最后的闺秀”的旅美学人张充和先生也在早前度过百岁生日。

　　上个世纪的中国，历经一波波战火的蹂躏与政治的动荡，许多华人被迫远渡重洋，在异乡找寻避风港。不少华人精英在美国落脚。他们之中不乏举国闻名的学者、权倾一时的政客，以及名门世家的子弟和初出茅庐的学子。因缘际会下，他们打破阶级的藩篱，谱出一段段患难中的情谊，也共同在他乡为自己留下历史的告白，在异国的土壤播撒故国文化的种子。

　　张充和就是其中的代表。《家国万里》的作者李怀宇和《天涯晚笛》的作者苏炜走访张充和，在他们的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充和评点过往的风云人物、雅事趣谈，看到旅美学人的耕耘之路。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实习生 江雪文 郑娟

　　一、以“知人论世”为标准选取访问对象

　　羊城晚报：如何确定这12位旅美学人作为访问对象的？是否有你的标准？

　　李怀宇：以前读过其中多位先生的书，像余英时先生、张灏先生、唐德刚先生、夏志清先生、王鼎钧先生、董鼎山先生的一些书，我看得比较熟，心生向往。在中国采访一些老先生时，常常会聊到海外的几位学人，让我有更强烈的心愿：希望能面对面地采访他们。于是就到处找他们的书来看，书中常会谈到一些师友，由此看见的世界就越来越大。在访问过程中，也有一些惊喜，像巫宁坤先生，我到美国以前没有看过他的书，到了余英时先生家，余先生送了巫先生的《一滴泪》，我带在火车上看，深为巫先生的故事感动，几欲落泪。到了哈佛大学，我决定访问巫宁坤先生，一问余英时先生，原来巫先生住在华盛顿，再问我在华盛顿的朋友谭加东，原来他们是忘年交。真应了一句西谚：世界真小。我的想法比较简单，都是比较欣赏的先生，看了他们的东西，就想见见他们的人，了解他们的心史，更深一层是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孟子关于“知人论世”的名言也许可以作为标准。

　　羊城晚报：书名《家国万里》，这个名字背后的感情和深意是什么？

　　李怀宇：这本书2012年在台北先出繁体版，书名《知人论世》，中华书局出版简体版时才改名《家国万里》，两个书名都是编辑想的，我都喜欢。如果要谈背后的感情，自序里有一段话可以代表我的想法：“中国古来有‘适彼乐土’的憧憬，也有‘乡关何处’的惆怅；爱因斯坦曾题签‘为彼此的乡愁’的肺腑之言，萨义德更写出‘格格不入’的切肤之痛。”像爱因斯坦和萨义德都是移居美国，想必也有“家国万里”之思。这里面包含着很复杂的情感，现在我倒相信：不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

　　二、张充和忆沈从文趣事

　　羊城晚报：采访张充和的情形是怎样的？那次采访她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

　　李怀宇：张充和女士家里很素雅，谈话也很平实。但我的书法和古琴的修养都不够，没有多向她请教这方面的学问。那次采访就像聊家常，张充和女士偶尔给我看家藏的书画，让我感觉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自在。那天中午，张充和邀我共进午餐，桌上的几道中国菜是早就订好从外送来的，这是我到美国后第一次吃到地道的中国菜。张充和吃得不多，我则大快朵颐。问起前一天孙康宜在耶鲁大学的著名餐馆Mory’s 请客的情景，张充和说：“当年沈从文到美国来，人家请客，他不懂外国规矩，说：‘不用客气，点三四道菜就可以了。’其实，西方用餐，主菜式就是一盘，也可以说是一道。所以我们后来常拿这事当笑话说。”

　　羊城晚报：这些学人之间的来往多吗？有没有些有趣的事？比如唐德刚、夏志清、董鼎山被称为“纽约三老”，是谁给封的？旅居海外的共同经验让他们更容易亲近，更有感情？

　　李怀宇：这些学人之间来往甚多。我记得在张充和女士家相谈甚欢，张充和笑道：“我给英时打个电话，让他知道我们谈得很开心。”余英时与张充和关系很深，有一次，张充和说：“你看，我多么玩物丧志。”余英时即刻说：“你即使不玩物，也没有什么‘志’啊！”张充和与孙康宜同在耶鲁，我采访夏志清，则是孙康宜介绍的。夏志清和唐德刚是“斗嘴”的老友，当年夏志清结婚时，曾对唐德刚说“下次结婚再到这地来”。“纽约三老”之说，大概是纽约晚辈朋友对他们的尊称。

　　这些学人有深交，可能跟学术思想上的心心相印有关，比如余英时与张灏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时就成为好友，在学术上切磋超过半个世纪。唐德刚与夏志清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常常交流，尤其是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后来两人还写过论战文章。林同奇六十岁以后到哈佛大学潜心研究史华慈的思想，而张灏是史华慈的学生，余英时与史华慈在哈佛大学是同事，因此林同奇与张灏、余英时在学术研究上不时交流，这是“以文会友”。

　　羊城晚报：董鼎山先生写：“书中所述名家多数不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产物。余英时、张灏、唐德刚、夏志清、巫宁坤等以及区区的我，都是二次大战结束后首批或第二批前来美国留学的青年。一晃儿，60余年的时光过去了，许多都在学术界成名。”你认为海外经历给他们做学问提供了怎样不同于大陆学人的视野和视角？他们为学界提供了怎样不同的贡献？

　　李怀宇：美国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可以使学人比较从容地读书、研究。而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具有深厚的学术资源，图书馆藏书丰富，国际学术交流通畅，这也是学术研究很重要的外在条件。余英时先生研究中国思想史，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张灏先生提出的“幽暗意识”，是受到西方宗教思想的启发。唐德刚先生的口述历史，显然是受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的影响。夏志清先生先有英美文学的训练，再写《中国现代小说史》，常常独具慧眼，因此能让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这些一度为文学史遗忘的人物重见天光。

　　三、“世界知识公民”无时不在思考中国命运

　　羊城晚报：你觉得这12个人能大体呈现旅美名家的整体面向吗？他们身上是否有某种共通的精神气质？

　　李怀宇：每个人各有各的精彩。如果要说共通的精神气质，我的印象是，他们谈吐举止淡定、从容、优雅，也许可以说是东方“儒者”与西方“绅士”的结合体。苍松翠柏在低处是不碰到一起的，要彼此长得很高，树叶就在高处相逢了。东西方高境界的文化往往是“高处相逢”。

　　羊城晚报：你访问的学者都是爷爷辈的长者，他们在美国寂寞吗？谈到祖国时是怎样的感情？跟他们谈天时，给你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李怀宇：美国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尤其是对老年人而言。他们充满了“中国情怀”，对早年生活念念不忘，对中国前途时时关心。这种关心已经超越了政治与组织的藩篱，“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或“无处非中”的心声很值得深思。我最深的感受是，这些先生即使是“世界知识公民”，也无时不在思考中国的命运，无不祈愿天下太平，百姓安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