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燕：希望呈现生命的本真状态

　　当代中青年作家系列访谈

　　长篇纪实作品《工厂女孩》引起关注

　　丁燕：希望呈现生命的本真状态

　　2010年一个潮湿、闷热、低云灼烧的日子，丁燕拿到了东莞居住证。对这位此前一直生活在新疆的女作家而言，这次从游牧绿洲文化场景到烟囱林立成片工厂场景的“迁徙”，“像一阵龙卷风”将她抛在东莞这个“世界工厂”的巨大场域，“感受到的全是诧异与震惊”。恰是源于这份敏感，丁燕将目光投向了东莞的标志性群体——外来女工。

　　据不完全统计，东莞市辖32个镇区共约1000万人口，本地户籍人口只有180万，其余全是外来务工人员，女工占比60%-70%。“了解这些工厂女孩，才能理解这个城市”，丁燕选择成为她们中的一员。2011年，她来到东莞樟木头镇，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一家音像带盒厂的啤工。工厂里，名字与身份都被隐没，没有了“丁燕”，更没有了诗人，她只是“啤工118号”。接下来的200天里，她在这家音像带盒厂和两家电子厂做着最低级的工作：贴pass纸、焊锡、打胶、装液晶屏、用轻型砂轮机打磨电子板……

　　在这里，丁燕与工厂女孩相遇，看到她们“十八岁到二十岁的手指”、“一点五、不带散光的眼睛”、“粉红色、亮石英般的嘴唇”、“小麦黄的皮肤，浑身裹挟着洗面奶、止汗露的体味”，长久地重复着机械的劳动；也看到她们“表面上安静地工作”、“浑身都蕴藏着疯狂的气息，像不断膨胀的气球，鼓胀到了最后一秒，即将狰狞爆炸”。她们如何爱、青春怎样消逝、看似机械化的身体里孵化着怎样的梦想与希望，这一切都裹挟在中国工厂、现代工业的洪流里，最终汇集成了长篇纪实作品《工厂女孩》。

　　“真实并非仅仅是‘身体’在场，而是‘心’也要在场”

　　记者：隐藏作家身份去工厂打工，这样的举动一般会被认为是为了写作体验生活。但您的打工却给我这样一种感觉：东莞“世界工厂”的标识及其衍生的大量外来打工者群体，让刚从新疆刚迁居东莞的您下意识地选择了这种了解、融入它的方式。能否谈谈到工厂去打工背后的考量？

　　丁燕：东莞是个以移民为主的城市，迁徙是这个城市最大的话题。迁徙者中有的是为了寻找工作，有的是为了活得更好。这个群体的流动性很大，适应能力很强，已然成为这个城市的主体人群。我也是迁徙者，和“工厂女孩”没有本质差别。远离故乡，来到异地，重新开始谋生，不仅要适应地理人文，更要在孤绝中让自己变得异常坚强。在故乡业已形成的关系网，在异地都成为零。如何适应车间生活，如何在异地安家，如何梳理思乡之情……一系列的问题，皆因迁徙而来。在异乡求生存，就像一棵树被拔起，再努力让根扎在水泥地上。我自己的迁徙路，便是从西北到东南，横穿半个中国，这种大跨度的改变，让我深刻地认识到，迁徙者所携带的经验是珍贵的，也是混杂的，有很多盲区未经命名，但只要我们深入写作现场，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就能消除隔膜，打破边界，写出鲜活作品。

　　记者：您在书中提到，您买了一个巴掌大的小本以便在卫生间里记录下最新鲜的感触，事后靠回忆写作，这样的写作方式对你来说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

　　丁燕：写作《工厂女孩》如井喷，我迎来个人写作史的第二个高潮期(此前是2003年在乌鲁木齐写一百首葡萄诗时)。刚从工厂回来，我的手上还有疤，鼻孔中喘出的气里还有车间的辛辣味。我一边翻看小记录本，一边回忆，在电脑上敲打书稿。我晚上9点睡觉，早晨4点起床写作。这本书的写作，让我有种极度的亢奋感：积攒了许久的各种经验，一下子，获得全然释放。当写作中碰到凝滞和淤积时，我会骑着自行车，到居所旁的工业园里转悠几圈，回来后，整个人便像通了电。我在书中选定的十几个人物，都个性独特，绝不重复。同时，我希望我的语言既能还原生活的真实，又不显粗粝和暴烈，而持有文学本身的质感。我不喜欢剑走偏锋、好勇斗狠的语言，同时，我也对那种过于平淡、直接呈现的语言颇为警惕。刻意雕琢，会让语言和内心脱节；而丧失对词语和词语间最大张力的诉求，以及对微妙诗意的追逐，在我看来，也是一种怠惰的表现。我追求一种写作的真实：不夸大，不缩小，不回避，不虚饰，刚健有力，纯正真诚。真实并非仅仅是作者的“身体”在场，而是作者的“心”也要在场。

　　“我希望呈现出人们习以为常，但却能切中要害的那个现实的横截面”

　　记者：“女工”，我们通常会将这个词汇看成是一个群体的名称，这个群体中的个人面目模糊，我们缺乏对她们的个体身份、性格、情感的认知。但在您的书里，恰恰要给予她们独特的身份个性，一个一个工厂女孩“立”着。您似乎着力于告诉人们，被群体遮蔽面目的女工们的生活、情感、命运真正是什么样的。

　　丁燕：我并不想让我的写作沦为“问题文学”之类的窠臼，而希望通过写作，能揭示出人物最细微的生命状态。首先是一个鲜活生命的个体经验；然后，再一个连缀一个，慢慢形成整体，成为一个连筋带骨的综合体。我并不特别关注激烈的突发事件，而更愿呈现正在发生的人的具体生活状态，我希望呈现出人们不太敏感，习以为常，但却能切中要害的那个现实的横截面。我从西北来到东南，已积攒下相对丰富的游牧经验和绿洲农业经验，当我和珠三角的工厂相遇，我的眼睛便成了放大镜，我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来审视我所看到的这个地方，这些行为，这些事件，而它们在珠三角，早已被外来者和本地人同时觉得见怪不怪。我并不在意别人都写了什么，我只想写出我所看到的，感受到的，因为我的经验来自我这个独特个体，它展示的是我所遭遇的现场带给我的尴尬、痛苦、苦闷、孤绝、焦灼。这些都是属于我内心的真正黄金，是我的力量所在。

　　记者：您笔下的女工给我这样一种感受：工作中的女性们似乎是被驯服的、机器化的，但一旦在工作外，她们的形象、声音、色彩就丰富了起来。两相比较，蕴含在她们血液里巨大的能量、情感一下就击中了我。您和她们有过最贴近的相处，她们给你的感觉是不是更不一样？

　　丁燕：我并非要刻意去写女工，而是因为她们就生活在我所到达的这个城市的生活现场。我所界定的“女工”是狭义的，不是国营大厂的女性工人，而是远离家乡，为寻找新生活，在各类私营工厂艰辛工作的女性。这类女性是在一种文明向另一种文明转型时出现的，她们经历着裂变时期的痛苦和巨大的精神失落，当她们在城市里谋求发展时，常常会遭到漠视和歧视。她们和城市女性有着本质区别，但又不是传统的乡村女性，她们在阶层固化日趋显现的当下，正在用“鲤鱼跃龙门”的劲儿，让自己出人头地。她们在用她们的方式去赢得尊敬。

　　记者：“外来打工者”、“农民工”，这样的字眼被赋予在女工的身上时，会隐含这样的讯息：她们与土地的联系、她们与故乡的离合。您的书里，我们不难看到女工的两面性：一方面，她们力图融入城市、城市却不接纳她们作为自己的一员；另一方面，当乡村被她们抛在身后的同时，我们却看到她们性格里与故乡、土地难以割断的联系。您如何看打工者与城市和故乡的关系，以及他们在两者中的徘徊、奔离？

　　丁燕：打工者和故乡及城市的关系，是不断调整的。这几年，珠三角地区已从有大量工人涌来找工作，变成企业到处拉出招工横幅。现在的打工者，其选择就业的范围比以往要更宽泛：可以选择在家乡打工；到家乡附近的城市打工；到更容易挣钱的地方打工(2013年6月，我的一位农村亲戚说，很多外地打工者到新疆来捡棉花，能干的熟手，月收入可达8000元)。

　　记者：我注意到您在书里将打工者的谱系划为这样两个：“60后”、“70后”一代，“80后”、“90后”一代，前一代的人生存处境、精神苦闷似乎更为突出，而后一代在此之外则有更多的东西，学会打字、制表的于玛丽，最终奔赴北方的申雨荷，她们对自己的生活与未来有更多的要求(或者说是对融入城市有更多的期待)。而罗春花与赵兰花母女俩，则是一种鲜明的对照。两代的打工者有些什么样的不同？是不是也反映出当下中国打工者不一样的精神追求与生活未来？

　　丁燕：两代人之间一定会有差异，但在中国当代，尤其是珠三角地区，这一矛盾被格外凸显出来。自“改革开放”初始，“南方”便由一个单纯的地理方位升华为精神坐标，成为自由、机会、自我价值的实现、生气勃勃的象征，吸引着五湖四海的迁徙者前来寻梦。在这里，很多人麻雀变凤凰，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还改变了一家人，一个村，一个县城的命运。可以说，打工族群的大规模迁徙，是中国经济生活中最炽烈的那个点。但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个人是付出了惨痛代价的。我自觉深知两代人之间会有隔膜，但没想到隔膜会深到如此程度。我越在这个问题上深入下去，越觉得生活从母亲和女儿身上，同时夺走了太多的东西。只是事先，她们并不知道。

　　“非虚构作家不应该只是社会报告人的角色，而应是时代精神的阐释者”

　　记者：您是一位诗人，在我的印象里，诗人们常常会寄望自己用诗歌的语言表达或者批判社会，因为对他们而言，诗歌的语言才是先锋的、有力的、切入肌理的。为什么您没有选择用诗歌的形式，而是选用了写实的方式？

　　丁燕：诗歌语言和非虚构语言的最大不同在于，非虚构文体是以现实元素为背景而进行的写作行为；而诗歌是词语的加速器，能迅速抵达核心部位，将人类的经验和精神，通过意象进行转化，得以有力呈现。并非是我可以选择了非虚构，而是面对不同的生活现场，写作者会选择不同的表达方式。我生在新疆，长在新疆，我对新疆的表达，用了“葡萄”这个意象；而面对东莞，我选择了非虚构。非虚构借助小说的形式，但又十分拘泥于事实，所写的人物和事件，都有案可查。我不想刻意追求先锋，也无意故意对抗，我只是希望呈现一种生命的本真状态。每一种生存状态，都有属于它的诗意。当我在注塑车间，干着啤工这个活计时，一抬头，觉得荔枝树上吹来一阵凉风，整个人的精神为之一振。诗意是很容易发现的，但需要我们用准确语言来进行巧妙叙述。

　　记者：也就是说，当下的中国现实需要用“非虚构”这种文体来表达。对您而言，这种文学表达与写实之间的文体，是否给您的写作带来了新的空间？

　　丁燕：当代中国文学并没有定式可以模仿，是在摸索中前进和发展的。这几年，作家们从充满自恋的、复制中产阶级趣味的文字中走出来，不靠“二手生活”自得其乐，关注民生疾苦，关注现实生活的重大事物，关心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关心正在变化的世道人心。这也是文学和现实、读者建构关系的重要通道。但是，在我看来，文学仅有真实性是远远不够的：如何与生活保持某种距离，是文学审美的内在需求。非虚构文学虽然强调和支持作家以个人视角进行完全独立的写作行为，但非虚构作家不应该只是一个社会报告人的角色，而应该是时代精神的阐释者；其作品不仅仅要呈现现实，更要建构起具有精神意蕴的“另一个世界”。作家不应该沦为道德和良知的展现者，而应该努力让作品变成精神、生命、经验、意志、语言、美学等共同作用下的结晶体。

　　记者：作家为了写作的体验生活，常会通过采访的方式，当然也有自己亲身体验的，但往往深入不够。您的选择却是隐藏作家身份、真正深入工厂的第一线工作，这无疑更加“在场”，写作也更让人信服。这里有一个问题：面对变化着的中国，当下的作家们似乎越来越不知道怎么体验、或者说越来越不愿意深入了。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们的作家，该对这个嬗变的中国怎样作出表达？

　　丁燕：传统的文学作品，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铺垫才能达到高潮；而现在，我们面临的现实非常直接，这就要求作家也要同时做出调整。传统社会的变化较为缓慢，作家在书房里积攒的阅读经验，似乎已足够使用。然而现在，新的元素和新的经验大量凸显，作家如果不到现场，会完全不了解这种新变化。我在《工厂女孩》中写到的“方姐”、“于玛丽”、“申雨荷”等女性，都是诞生在这个时代的“新女性”。当今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剧变，一切都好像在以比过去高十倍的速度变化着，这种状态给虚构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因为这个时期，日常事件的动人性已经走到了小说家想象力之前。而此刻，非虚构的书写方式和话语立场，反而更贴合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