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析中国散文谱系中的民族精神底色

——访《中国散文通史》主编郭英德

　　嘉宾简介：

　　郭英德，1954年10月10日生，福建晋江人。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学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文学遗产》杂志编委、中国明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等。曾获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本报记者  杨晓华

　　记者：黑格尔曾经在他的《美学》一书中提出“散文时代”的概念，足见散文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学体裁概念，而是具有丰富文化意蕴的文体概念。今天，从事“散文”史的编撰，对“散文”会有怎样的理解？

　　郭英德：中国文字书写的历史很悠久。就社会本身而言，文化留存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语言的口口相传，另外一种是文字的流传。进入我们研究视野的主要是以文字记载为主的一部分。在文字之外还有大量的历史遗存，比如文物，所以在学术上就有“二重证据”的说法。其实还有第三重证据，就是历代以来人们传承不息的生活习惯、思维习惯，可以称为“集体无意识”或者“文化积淀”，这就是一种民俗，或者一种礼俗，或者是大家在相互交往过程中一种难以言表的、传承久远的文化关系。这就构成文化留存的3种基本形态。在这些形态中，进入我们研究视野的当然主要是文学，就是以文字记载为主的这部分。这部分遗存，进入20世纪后，我们通常按照西方的整体观念——文学的四分法加以区分：诗歌、散文、戏剧、小说，而在中国古代是用“文”来进行整体概括的。《文心雕龙》的“文”就是这样的“文”。“文”当然包括诗歌和散文。戏剧、小说在中国古代，属于小道末技，是不入流的，不能进入艺术审美的殿堂、载道的殿堂。所以大的划分，中国的“文”可以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可以包括诗歌和散文，简称“诗文”。我们是在狭义上理解这个概念，就是我们称之为散文的“文”，和诗歌相对。

　　记者：即使在概念上是狭义的，“散文”囊括的范围也十分广大，这种文体的文化价值也就有了大的基础。

　　郭英德：是这样的。不管是民间的流传方式，还是历史的记载方式，实际上就写作方式来看，文比诗覆盖的面更广。说句话就可以记载下来，但是出口成诗，毕竟是少数。鲁迅说，一个小孩一生下来，哇哇的啼哭就是一首好诗，严格地说，这个不是诗歌。日常生活中，一开口都是诗歌，那是很别扭的，日常交流更多是以散文的形式进行的。就这个意义而言，文的使用比诗歌更广泛、更生活化，这包括在基本的经济生活中，如上街买菜、房屋契约，还包括在政治生活中，如给皇帝写奏疏、大臣之间的交往，还包括文人之间的书信往来等等。因此，散文是基本的生活工具、交际工具，是最基本的一种精神表达方式，也是最基本的文化传承方式，历史的记忆更多是通过这种形式加以留存的。

　　记者：文字是人的精神的外化。从中国的文或者散文的传统来观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呈现了怎样的特点？

　　郭英德：散文这种形式在整个中国文化当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作为生活方式和文化传承方式，和中国人的生命活动密切联系，凝结着中国人的思想价值、文化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研究散文史就不仅仅是研究一种文字的写作，而是探究一种文化的书写和留存。这种书写和留存，和西方人采取的方式进行整体对比，就可以明显看出中国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在撰写著述的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到，中国文化的精神可能更集中、更广泛地体现在“文”中，而不是在诗。诗，古今中外有好多相通的地方，但是散文不一样，中国人对散文的理解带有几种很有趣的观念。比如中国古人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言是要不朽，所以讲“文以载道”，只有载道才能不朽。讲“诗以载道”，大家不怎么能接受，“诗言情”“诗言志”，诗具有抒发情志的功能。在天、地、人“三才”中，人是靠文字的书写实现不朽的，与天地并列。过去我们批判“文以载道”，这没错，但“文以载道”未必完全是个弱点，关键还在于“道”本身的内涵是什么。“文以载道”这种思想和文化价值的传承方式是中国文化的底蕴和传统。

　　记者：但是中国人在文字方面的美学追求，也是一样根深蒂固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即使是各种应用型文体，也充满了诗情画意，甚至是经济文书，也往往带着审美情趣。

　　郭英德：中国文字的书写，特别讲究美感，或者说讲究修辞。孔子作《春秋》，有“春秋笔法”的说法，这就是一种修辞。比如，一个人的死，分别用薨、卒、崩等，含义是不一样的。写什么，是“道”，怎么写，是修辞。把要说的话委婉但是深刻地表达出来，讲对仗、典故、声韵等等，这是中国文字的一种魅力所在。这种修辞在韩国、日本都有某种意义上的留存，是东亚文化圈、汉字文化圈的一种文化特点。所以中国文字的书写不是一般的书写，而是灌注着深刻的审美精神，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一个超越的向度。从审美、修辞的角度把握中国古典文字的特点，可能就进入到中国文化精神的一个很深的层面。西方的学术著作往往很严谨但是枯燥，中国的学术文字则用短句，用讲故事，用模糊修辞，不是严密的逻辑推理，不是为了高度的准确，而是在一种弹性之中把握言说的对象。所以，中国文字的魅力就在于其弹性和空间，这种表达方式如果落实到法律、科学层面，就有问题，但如果落实到文化、文学，恰恰表明中国人的生存方式是有空间、有灵活度、有人情味的，这使得我们感觉比较自在。

　　记者：在散文这一大的文体之下，还有不同的具体的文体形式，依照您的一种观察视角，这些不同文体就是不同生活领域和层面的思想和文化价值的凝结。

　　郭英德：所以，完成《中国散文通史》的编撰后，我们想进一步在整体的分体写作的基础上，从不同文体的角度来探究不同层面的中国文化。这也是我们对文章分体的更深层的认识。文化是活态的，是处于运作中的，父子关系、 君臣关系等在现实中有复杂的运作，我们可以借助文体的分析揭示中国人的文化精神。比如，通过论辩文、奏议、诰命，可以了解政治文化的特点，可以理解中国政治体制运作中一系列的严格的等级关系；通过书信、序、跋等，我们可以揭示文人间的互动关系，可以了解时代风气和文艺思潮。

　　再比如赋这种文体，我们是放在散文中来讲的。从《文选》开始，古人在编文集的时候，是把赋放在最前面。实际上，赋这种文体基本上已经是僵死的文体，但是它是很重要的一种文体，赋体的写作包含着一种文人在生命活动中的价值展现。“士农工商”四民中，士的价值就是文字书写。这种特点在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登高能赋”可以为士。文体和书写的文化生命、精神生命关系密切。所以，文人编集子的时候，把赋放在最前面，这里有一种对文体的尊重，对文化传统的尊重。即使是在现当代，建一个大的宗祠、庙宇、楼阁，往往都要写赋，这就是文体的遗存和延续。即使是古代的文体，也很难说生命就终结了，它有不可替代的独立价值。

　　再比如元代蒙古族统治下的白话诏书，和现在把古汉语翻译成现代汉语是一样的写作样式。这种样式也是一种文化适应的体现，汉族文人适应蒙古族统治者，努力把汉文化和蒙文化融合，一方面不能写得太雅，让上层看不懂，另一方面不能太俗，难以体现政府文书的权威，这些都可以在文体的角度体现出来。

　　记者：春秋、两汉、魏晋、晚明时期都是散文写作的繁荣时期，某种意义上也是思想表达比较宽松自由的时期，散文写作之盛远超诗歌，但是在士大夫的心目中似乎诗歌的价值仍然是第一位的。

　　郭英德：中国有强大的诗歌写作的传统，在长期的历史中，诗歌被视为最高的和最难驾驭的文学样式。但是随着散文传统的不断积累，再加上宋以后的科举考试越来越重视文章，而不是诗歌的写作，这种风气就得到了矫正和扭转。比如桐城派，主要是作为一种散文的流派而存在。直到当代，大家都明白，这是一个散文的时代，在当代诗歌中已经很难举出一位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大诗人，但是散文的写作是可以有大作家的，比如小说家，小说的写作本身就是散文的。每个时代在文学上可能有不同的偏向，构成了文学写作的突飞猛进的创造，体现一个时代的精神。整体上看中国文字书写的历史，散文是生生不息的，诗歌在特殊的场合存在，散文则无所不在。所以，从整个历史的演进来看，文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某种意义上远远超过诗歌。

　　记者：在此次《中国散文通史》的编撰中，关于当代散文，特别突出了艺术散文这一部分。艺术散文从散文的大家族里脱离出来，是“五四”民主、自由、个性精神的一种表现，但是从当代散文的状况来看，这种纯艺术的散文是否也存在使得散文创作容易脱离时代的危险？您认为网络文学可否给散文写作带来新的希望？

　　郭英德：艺术散文的文体，我们又可以说是“美文”的文体。“美文”是王国维早就提出来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转型中，文化精英强调“美文”的核心价值，事实上在于强调文学的独立意义。一方面，面临新的时代的转变，我们要把文学从政治的、道德的束缚中独立出来；另一方面，“上帝死了”，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空前凸显出来，“个性”“个人”这些词汇的出现成为“五四”新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在这种特点上，必然要更多地强调表达个人自由思想和情感的“美文”的核心价值，这是和后来的“五四”思潮完全吻合的。受此影响，在散文写作中，一进入现代，和古代文化的衔接就开始脱节，“文以载道”的传统很快被贬损，散文进入以“美文”为主宰的叙述氛围。为了适应当代的文化思潮，我们更多强调文学本身的独立价值，更多地凸显个人、个性。

　　但是这确实带来另外一种问题，就是在近乎意识形态化的追逐中，多多少少冲淡了散文家的社会责任感。我们当然也注意到，具体作家的选择和倾向并不相同，但整体上的选择具有一定偏向。这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打断了文学关注时代的传统血脉。现在我们到处可以看到精彩、优美的散文，讲美食、讲服饰、讲雅赏，但是，从散文史的大视野来看，我们还是要有一种恢弘和凛然之气。

　　如今的确是个网络时代， 我们在编写中基本上没有考虑这一点。网络文学很难用既有的体例展开，但是更高的、更新的散文史的写作应该充分考虑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