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上的中国诗人如何书写

　　中国新诗自问世起就面临着两大传统，民族诗歌传统和西方诗歌传统，两大传统在20世纪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文化作用下的矛盾运动，从一个重要方面构塑了中国新诗的形质。只有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两大传统与建设中国新诗的关系，秉持诗人主体、民族本位、“全球化”背景三者统一观，才能获得一个继承与创新的正确出发点。

　　近代以来，中国文学所固有的民族根性在变革过程中，因为得到西方近代文学及其文化的冲击和融会而改变自身的局限，得到传承、发展乃至光大。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新诗是古代诗歌在中、外诗歌传统交会过程中的历史性展开，对于我们这个有着伟大诗歌传统的民族来说，只要这个民族不至毁灭，外来诗歌及其文化只能通过这个传统发生作用，外来的东西可以激活它，丰富它，但不能改变它的根性，不能代替它自身的创造。它强大的根系深植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运动，它的本体是中国诗歌而不是外来诗歌及其文化。以西方文化为专治中国“病灶”的灵丹妙药，对民族文化势必虚无主义，对西方文化势必盲目尊崇，都丧失了理性审视和批判的现代主体精神。

　　首先，未能充分利用外来诗歌及其文化激活和丰富我们民族诗歌传统，在把西方诗歌浅薄化、工具化的同时，使得自己的学习变得盲目和狭窄起来。“新时期”国门大开之后诗人们走向了广阔的世界地平线，但心思大了，“人”却小了。这些“先锋”本可以在中外会通的文化广场自由吸纳、自由取舍、自由创造，但他们却都挤到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一条船上，而且又拼命往后现代的路子上倾斜。

　　在西方，后现代主义诗歌以非理性主义为哲学基石，颠覆既有的文本规则，或打开潜意识阀限宣泄非理性本能冲动，或拼接畸形的表象寄寓强烈的不可表达之感，均在狭窄、决绝、无奈的反叛和否弃中走向解构，走向反价值、反文本的道路。美国的“垮掉的一代”诗歌和“自白派”诗歌都是其中的代表。不是说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没有成就，但是因为未能健康地“阅读西方”，“比较西方文明内部种种差异和矛盾冲突”，所以只能得其末流，陷在盲目接受之中。其实，他们内部的差异性是大量存在的。英国的艾略特是现代主义思潮中的象征主义诗人，但他又是一个对传统、知识、文化和理性有着卓越见解的思想者，他强调作家应该具有“历史感”，“正是这种历史感才使得一个作家成为传统主义者，他感觉到远古，也感觉到现在，而且感到远古与现在是同时存在的。同时正是这种历史感使得一个作家能够最敏锐地意识到他在时间中的地位，意识到他自己的同时代”。 他告诫青年不要把学习狭窄化、浅表化：“诗人既不能把过去看成笼统一团，看成一颗不分青红皂白的大丸药，也不能依靠一两个私下崇拜的作家来自成一家，或者完全依靠一个喜爱的时期来自成一家”。 法国的萨特是存在主义哲学家和艺术家，宣扬“自我选择”的绝对自由，但他又认为艺术创作是作家“本质”对各种材料和关系的自觉调控，“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我们是本质的。如果我确定要在画布上，或在写作中描写旷野的某个方面，或是描绘大海，或是描绘我所发现的某人脸上的神情，我知道自己是通过凝练各种关系，引进本不存在的秩序，以统一的思想控制五花八门的事物，这才把它们创作出来的”。 他对“本质”的理解与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但重视作家主体“以统一的思想控制五花八门的事物”，却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潮中对感性和潜意识无限放纵的做法大不一样。并且，西方不同历史阶段的思想文化和文艺思潮对同一问题的认识和艺术表达更是不同，甚至形同水火。人本主义和新人本主义对于理性、非理性的认识便是如此。对其中的具体问题的认识也是这样。

　　第二，在以有一个洋师傅而自豪的同时，一些人继续在“反传统”的定势中滑行，也未能充分自觉地开掘中华民族自身的诗歌传统。长期以来，新诗理论与批评、新诗创作领域对中国古代诗歌与新诗关系的研究，对传统文化例如道、佛、儒与新诗关系的研究，并未认真展开，还未见有新诗研究者从古今诗歌诗学流变与传承的角度研究新诗。高等院校古代文学的“科研”，包括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都看重古代诗词研究，但基本没有出现古今诗歌传承及影响研究，其结果多以“古代文学”的学科成果供之于学术殿堂，未能自觉、有效地引入当代新诗建设与创新领域。也正因为如此，新诗研究与批评者、新诗创作者谈及新诗与民族传统的关系时，大抵只能停留在一般印象式评述，缺乏古今传承及建构的建设性思考。就是说，我们在从事新诗建设与创新时，实际上轻视和怠慢了伟大的民族传统。

　　对“远统”未能认真顾及，对“近统”——近百年民族新诗传统，一些人却又抱了虚无主义态度不予承认，他们轻率地认为新诗没有自己的传统。全球性文化交流有一种强势话语向弱势话语流动的倾向，但同时文化发展又存在一种不平衡现象，即经济落后地区的文化很可能以自己的独特性引领世界潮流。对于这一点，恩格斯曾经特别地给予注意，他注意到当时的欧洲，指出，“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手”。 哲学如此，文学和诗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上世纪60年代的拉丁美洲在经济上落后于美国和西欧国家，但其魔幻现实主义文学，“魔幻而不失其真”，又怎么可以同西方世界的后现代末流相比？我国近百年主流文学其中包括新诗的价值也正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相类似。

　　近百年来，中国主流新诗接受中华民族现代革命和现代化精神的感召，又受到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文艺及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和前苏联等左翼文学的影响，形成了与中国现代性建构取向一致的主流道路。这个主流起于五四时期，在左翼诗潮、工农兵文学诗潮中得以提升和充分发展，形成了从郭沫若到田间和艾青，到贺敬之和郭小川，再到世纪末王学忠等杰出底层诗人的中国主流新诗谱系。这是一条与20世纪西方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主流取向不同的诗歌道路。这条道路在价值取向、美学理想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彰显了20世纪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和艺术精神。它把个人的价值理想与民族的、人民的价值理想统一起来，在人民革命和民族复兴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以人民本位为基座高扬诗人主体的自由精神；它看重感性、潜意识在诗歌创作中的地位，但不作非理性崇拜，不搞无限制的非理性宣泄，注重情、理交融的艺术创造，在发展进程中尤以科学社会主义理性与丰沛情感的自觉融铸为至高的美学境界。我们充分肯定这种主流诗潮，但并不是轻慢了其他各路追求中国现代性及其审美理想的诗人，并不是轻慢了着重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潮影响的流派，这方面凡在今天为人们所称道的优秀诗人，无不在看重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歌的同时，又接受了民族诗歌传统的滋润，使自己的创作秉具了民族审美现代性品格。而且其中的杰出者如戴望舒、穆旦等人都最终选择了人民革命，在社会变革中自觉地运用诗歌介入社会，并且接受主流诗潮的影响，丰富了中国现代诗歌的美学内涵。显然，如果对这一丰富的民族诗歌“近代传统”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新诗的创新就失去了一个正确的基础，一个实在的起点。

　　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人在认识中西方文化的关系上经历了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晚清时期，严复广泛“传输欧化”，承认西方近代文化具有超越中国古代文化的进步性，但又看到了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有许多相通之处，提出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归求反观”的思维路线，认为“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 从而为中国的现代性建构确立了一个较为实际的出发点。但是他运用的“新式机器”主要是从西方引进来的“进化论”，在生命的晚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民国混乱的现实又使他陷入颓唐，以致最终回归儒家传统之中。严复之后，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学习西方的经验教训，高度肯定了前驱者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举措，同时又指出：“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 他提出必须立足中国社会现实学习西方，同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必须认真总结、批判继承，以实现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伟大创造。这些丰富的思想，使他在全国解放后顺理成章地明确提出了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科学方针。可惜的是，社会剧烈变动过程中的历史性浮躁，使大批的中国文化人，也使大批的中国新诗的批评者和创作者，在这个问题上未能有一个科学的认知和认真实践，因而未能获得充分的自由。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现代民族复兴伟大精神的扬起，中国新诗的探索者也将会在“全球化”背景上，洞晓处理中外诗歌传统的“必然”，从而获取中国诗人主体书写的自由，创造出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新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