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先生作画题诗讽刺“朋友”

　　按照中国文人的常例，写“润格”者，乃长辈为晚辈写，老师为学生写，名人为好友写。齐白石先生初到北京时，知名度并不很高。故而1902年，樊增祥(别字樊山)为齐白石定篆刻润例：“常用名印，每字三金，石广以汉尺为度，石大照加。石小二分，字若黍粒，每字十金。”这份润格在他远游居京十年内一直使用。之后，吴昌硕为齐白石定润格：“四尺12元，五尺18元，六尺24元，八尺30元，册页摺扇每件6元。”

　　白石老人生前的画卖的并不贵。1922年，白石老人的画友陈师曾到日本去，顺便带了齐白石的几幅画去卖。其中白石老人的画作杏花等数幅每幅得价百元(此指民国国币亦可等额折为银元，而非日元价格)。二尺纸的山水一幅卖得二百五十元，且广受日本人士好评。这令一直凭借自己的名气和较大影响扶持帮助齐白石的陈师曾很兴奋。而齐白石更是大喜过望，信心倍增。他还做了一首诗：曾点胭脂作杏花，百金尺纸众争夸。平生羞杀传名姓，海国都知老画家。齐白石后来在画坛上享有盛名，也从不把润格抬高，彰显出他作为湘潭贫苦农民出身的画家固有的善良平和与质朴。1949年以后，一直到他逝世那年，齐白石已是世界闻名的当代第一流大画家。可是他自订画值，还始终是三元一尺左右。但到他辞世后，他的作品被国际市场视为艺术瑰宝，且极难见到，动辄一幅售十万、八万美元，又何止“万金尺纸”呢？(当然这儿必得要说明的是在国内的画店，齐白石的画作只是比上世纪五十年代高了近一倍而已，如1965年我在南京十竹斋书画店看到的齐白石画作，五尺条幅《樱桃》也就标价四十五元而已。但那时已相当于一名三四级技工的一个月工资了)。

　　1923年，齐白石已与陈师曾、凌直支、陈半丁并称为京师四大名画家。当年秋，他从北京返回湖南家乡探亲，在省会长沙，受到画友故交和社会贤达名士们的热烈欢迎，并安排了宾馆供老人下榻。白石老人俭朴惯了，执意不肯住进黄兴路上的大宾馆，宁愿住进天心阁附近的普通旅社，也不太愿参与豪华酒宴应酬，他在心里一直保持着“木匠”的淳朴本色。

　　某日，碰到个老朋友登门求画。此人名叫李徽之，原为岳阳县的乡绅，民国初年担任过谭延闿的秘书。随着当时民国政局的变幻，几年后他当选省议会参议员，还常以南岳衡山的紫辉和尚(又称六指头陀，民初任过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俗家弟子自居，已在社会上有些名气。其实李徽之与齐白石并不怎么熟，仅在北京见过几面。齐白石出了名后，李徽之与他通过两次信，并在湘报副刊上撰短文评介过齐白石画作。也就仅此而已。以后，李徽之在人前人后到处以齐白石的“老朋友”自居。白石老人历经世事沧桑和生活磨难，且天性宅心仁厚，所以他虽觉得此人浮俗，但也不愿得罪他。这回尽管李徽之不提笔金，齐白石还是欣然提笔为他画了一幅《枇杷熟了》，此画令这位老兄喜之不胜，连连称谢作别。第二年，齐白石又到长沙，这位老兄得寸进尺，照样拿着家藏上等宣纸来求画，并且指定要画一条大鲤鱼。白石老人实在很不愉快，想了想表示待画好了一定派人送去，将李徽之打发走。当日晚，老人即在旅社客房灯下提笔作画，画好后即派人送往李家。画上却写了一首打油诗：去年相见却求画，今日相求又画鱼。致意故人李居士，题诗便是绝交书。这位俗不可耐的“雅士”，看了齐白石的小玩笑，后来再也不好意思向齐白石老人求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