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寻欢者不知所终》阿丁

《寻欢者不知所终》 阿丁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长江商报消息 他最初的职业是麻醉医师，在那个年代是个很不错的职业——国家干部，包分配的。但他却在处方上写了辞职报告后开了诊所。诊所开久了，他“感受自己的青春被那些病菌病毒在吞噬”。于是又去做小生意，赔了。那段时间，他常常无所事事地去网吧上网写东西，意外得到重庆一家媒体的赏识，转身跨入媒体时，他说自己“乐疯了”。而写小说，是在进入媒体后大概三十三岁才开始。

　　写作至今，作品也结集出版了好几本：《无尾狗》、《软体动物》，最新的一本是短篇小说集《寻欢者不知所踪》。他形容自己为“衣兜里的褶皱”，也许这可以理解为——在不断翻转褶皱并书写的过程中寻找自身的情绪出口。

　　他就是作家阿丁。

　　这个名字来源于他失败的生意——“阿拉丁工作室”。为了提醒自己别干蠢事，用了阿拉丁这个名字。后来又因为太卡通，就把“拉”字去掉，成了阿丁。

　　通常来说，麻醉师见惯生死的职业经验会使人麻木，而阿丁反而在这个过程中被触痛，这种被触痛的感觉日后成为了他写作的矿藏。他讲到一次和同事抬一位死者去太平间，回到医办室后，他心里所想是那个人死了，他的秘密就从此消失。而他的同事想的是，当时假如用某种药是不是那个人就不会死。

　　媒体的经历让他的触角紧紧贴在社会之中不曾脱离，对虚假的反感更强烈，也在这个过程中完善了价值观。麻醉医师、记者、作家这三者又有着奇妙的共通之处，那便是他们的天职都不是赞美，而是剖析发现真相——病症的真相，社会事件的真相，人性的真相。

　　阿丁生于上世纪70年代，河北保定人。从事过多种职业，麻醉医师、记者、编辑等，现任《坚果》主编。著有历史随笔集《软体动物》，长篇小说《无尾狗》。

　　专访

　　【内容简介】

　　本书由十四个中短篇小说组成。部分作品自2008年起已在豆瓣、天涯等网站流传，被读者誉为王小波之后写故事的不知名的高手。

　　全书分为三辑：有关记忆，有关逃离，有关存在。有想喝人奶而导致失明、瘸腿的悲惨兄弟，看黄色碟片被告发而逃跑的荒唐年岁，为了离婚而去寻欢的寻欢客，因有隐形功能而悲观绝望的文化职员，不堪忍受婚姻而杀妻的牙医……

　　阿丁以一种与道德、制度、合理、文明保持距离的态度，试图呈现、追问生活与人性存在的各种可能，充分展现了他对各类题材的驾驭力。

　　谈写作

　　“我不认为自己的文字有多‘暴力’”

　　锐读：你的小说集《寻欢者不知所踪》中的《人奶》最近被翻译成英文。作品里大多描写的是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人性。你觉得它们会在国外读者中得到共鸣吗？

　　阿丁：我觉得会，人类生存的经验是相同和相通的，不因为人种的不同和生活的差异而有异，幸福和苦难都差不多，具体环境不一样，可是实质上并无分别。举个例子，我们读西方作家的作品，照样可以从文字中得到灵魂的震撼，比如我们读《变形记》，中国读者没有一位有变成甲虫的经历，但一样能体会到体制的僵硬和冰冷，以及带来的压抑感。

　　锐读：我在阅读你的小说《三个颇有成就感的贼》的时候，感觉和博尔赫斯的《刀疤》有相似之处。你怎么看待写作中的模仿？

　　阿丁：你的感觉没错，这篇就是对博尔赫斯《刀疤》的一次效仿和致敬。我很喜欢这个名作，其颠倒人称的叙事方式，当时读来极受触动。因此阅读博尔赫斯拓宽了我的想象疆域，《三个颇有成就感的贼》就是阅读此名篇后的产物。

　　模仿没问题，模仿、学习大师的叙述，这差不多是全世界写作者的必经之路。别抄袭就行。最理想的，是在效仿的基础之上，写出新意，写出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并尽可能精准。

　　锐读：你说你写小说是“精满则溢”，在我理解这个过程中释放了内心压抑的一些东西。写完之后，相比写之前，你感觉心里舒服了么？

　　阿丁：舒服啊，写完一篇满意的小说，那种感觉惬意无比，几乎超越了性快感。附带好处还有，之后可以给自己一个放纵的理由了，比如去喝两杯，找朋友疯一下，或者看个电影。反之，如果偷懒没写，或者写了但不满意，去玩去疯都不好意思，觉得虚掷了时光。

　　锐读：你在谈阿摩司·奥兹的时候说过“真正的作家就该是这样的，六亲不认，并在解剖自己的时候同样不遗余力、不留情面。”这样要求自己，有没有感到与生活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阿丁：没有。恰恰相反，我觉得还欠点儿，还不够，作为写作者，我还没有把自己全部袒露，因此一直在和自己的矫饰心理作战。但不乐观，人类因为自居万物之灵长，血液里天然就有个人崇拜的基因，所以一个人想彻底不去粉饰自己太难了，连奥兹都做不到。

　　锐读：你说过你小时候生活在一个暴力环境中，经常打架。那时候打架的原因通常是什么？现在去回忆当时打过的架，有什么感受？和你作品中呈现的“暴力”有关联吗？

　　阿丁：说经常打架那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其实挨揍的次数比揍人多。如今不怎么回忆那个年代了，偶然回忆也是在睡梦中将情形重演，感受一如从前，恨自己没在当初把身手练好点儿，挨揍的记忆并不美妙，相比之下还是揍人稍稍美妙。

　　关联不大，其实我不认为自己的文字有多“暴力”，很多读者可能只是被暴力行为、场景描述所吸引，反而忽略了柔软的部分。我不会对人性的熠熠放光之处视而不见的。

　　谈良知

　　“有独立思维能力的人，坏不到哪去”

　　锐读：你觉得你是一个公知吗？你如何看待公知？

　　阿丁：我觉得我是。一个人时不时就一些公众事件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是公知，不过我更愿意说它的全称：公共知识分子。汉语词汇一简写，就有主观上的贬义色彩。但公共知识分子就少了贬义，我的理解，这个族群是有些担当的人，有别于为强权辩护的人。后者也是公知，公公知识分子。

　　锐读：你讲过你开诊所的一个经历“这个病人来了，一看很有钱，载着大金项链，(就诊断为)性病，给他治，该要五十块钱至少要五百块钱。”你当年这么做的时候，心理上是否产生了负罪感？

　　阿丁：当时没有负罪感，现在有。多年前的我利用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等，这种有些龌龊的事其实现在也每天都在发生。不过那个病人确实是性病没错，我给他的治疗也对症。

　　锐读：“知识不能确保良善”，在你知识不断丰富的过程中，你对自己的评价是更加良善了还是相反？

　　阿丁：不敢说我自己更良善了，只能说跟从前比我没有变得更不良善。知识不是良善的决定力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有独立思维能力的人，坏不到哪去。

　　锐读：你说过媒体的从业经历修正了你的三观，不然你的价值观可能还停留在“脑残”阶段。你怎么看待那些价值观“脑残”的人？你觉得无知是否有良善的可能？

　　阿丁：我见过并认识很多没什么知识但照样善良的人，但这些人由于常识的缺失和独立思维能力的低下，免不了会犯糊涂，甚至还做些小恶而不觉。我感觉这种人很接近汉娜·阿伦特阐述的“平庸的恶”。

　　被动“脑残”有救，主动“脑残”也不是绝症，或许降临在他家头上的一次强拆就可以治愈。我这么说可能有不厚道之嫌，然而现实情况下，就是这么回事。

　　本报记者 刘雯 实习生 隗延章 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