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立民：为文最讲真性情

　　阎纲去年出版了评论集、散文集和催人泪下的《美丽的夭亡》等4部书，通过这些作品人们更了解了这位洞明世事的文坛宿将。本文只说他在三联书店出版的《文网·世情·人心——阎纲自述》，这部书是中国作协重点扶持的作品。

　　阎纲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前辈。说是同事，上世纪80年代初，曾与他同在沙滩文化部大院、文艺报社木板简易楼共事过3年。说是前辈，早在1956年他就到《文艺报》做编辑，在五六十年代的文学评论界崭露头角，而我当时还只是阅读过《文艺报》的青少年读者，及至供职于文艺报社，已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情。阎纲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年长我9岁，而且是我心仪的评论家，称他为文坛前辈并不过分，故也不敢随意以“我的朋友”阎纲相称。不过，借用“《文艺报》四条汉子”的绰号，称呼他为“一条汉子”，倒也恰切。

　　关于“《文艺报》四条汉子”的来历，出在他年前赠我的新著《文网·世情·人心——阎纲自述》一书中(以下简称《阎纲自述》)：“唐达成、谢永旺、刘锡诚和我，曾有‘《文艺报》四条汉子’的雅号，也是绰号。之所以单把我们称作‘四条汉子’，原因很简单，两个字——个头！一天，风乍起，寒风袭人，上班进屋，我们四个一水儿黄咔叽布的风衣，像是彼此商量好了似的。从此以后，‘四条汉子’的命名始告成立。”但我之所以要称阎纲为一条汉子，却另有一番意味。

　　在我的印象中，阎纲是一位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据说，老诗人艾青曾戏说贺敬之写诗是“白面书生唱黑头”，而见了阎纲也笑道，你也是白面书生，可是文章不像。不像什么？老诗人没有说。我看这位白面书生，有一双明察秋毫、洞若观火的金睛，有一副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肝胆，有一支辞锋犀利、泼辣机敏的铁笔，敢作敢为，敢为天下先；仗义执言，肯为文友两胁插刀。他是陕西礼泉人，当代文学史上，陕军是一支异军突起、阵容强大的作家群体，而阎纲就是为陕军自柳青、杜鹏程、王汶石一直到路遥、贾平凹、王愚、李星等等几乎每一位作家、评论家的创作成就鼓与呼。柳青喜欢他，“乡党”叫得很亲切。评论家李建军说，他身上有一股陕西人生冷硬倔、“牛犊顶橡树”般的倔劲。他分明像绿林中的好汉、评坛上的闯将，怎么也难与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对上号。

　　《阎纲自述》一书正题为“文网·世情·人心”。表面看来，这是一部记述文人在文坛上的不幸遭遇和不公平的世道人心的书，似乎难跳出“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的套路，摆脱不了古今中外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共同命运，其实不尽然。正如他在书的“封底”所言：“60年来，我亲历了这一异化到复归的全过程，波谲云诡，忍看朋辈成新鬼。这里记述的未必称得上‘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却是满怀怜悯、不惜牺牲的血写的‘人’。”

　　阎纲，出身文化人家，1949年参加工作，1956年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跨进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的大门，从此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文艺报》名流汇聚，评家蜂起，对一个刚从文学院校毕业的青年学子来说，无疑是天从人愿，一登龙门，跃跃欲试。诚如当年与阎纲同时进入文艺报社、又是同班同学的谢永旺在欢迎会上代表大家所说的：“当我离开人世的时候，我要像别林斯基一样，将我的《现代人》和《祖国纪事》——《文艺报》枕卧在自己的棺材里。”谢永旺说的这段话，在他上世纪80年代出任《文艺报》主编后依然在同事中流传着。

　　曾几何时，《文艺报》是政治风云的晴雨表，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阵地之一。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这既是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文艺家的精神家园，又是硝烟四起、谈虎色变的政治运动场。正是在这座精神家园和运动场所之间，阎纲师从前辈评论家侯金镜，满怀激情地推介了《创业史》《红旗谱》《红岩》《红日》《青春之歌》等革命现实主义力作，及时推举社会主义文学的新人。与此同时，他亲历了整风反右、《文艺报·再批判》、北戴河会议批“中间人物论”、1964年批文联各协会是“裴多菲俱乐部”、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纪要》，一直到长达6年的“五七干校”炼狱，眼睁睁地看着一批又一批的老作家、老诗人、老理论家(诸如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萧军、艾青、巴人等人)备受折磨，斯文扫地，下放劳改，直至身陷囹圄。他侥幸地躲过了“反右”，却未能逃过“十年浩劫”。“文革”中，他先被打成刘少奇文艺黑线的黑爪牙，皮肉受苦，后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在向阳湖五七干校被整得死去活来。他永远也忘不了他作为“五一六”分子，与“走资派”郭小川、严文井在“牛棚”患难与共的日子。郭小川决不相信阎纲他们是什么“反革命分子”；老作家严文井在深更半夜阎纲被押回“牛棚”时，悄悄将一包食品塞在他的怀里，一次是一块桃酥，一次是半根狗肉骨头。难怪老评论家陈辽得悉阎纲在干校的种种挨批斗奇遇的惨状后，撰文惊呼“这才是‘三枪拍案惊奇’的奇观！”

　　经过“文革”的炼狱，阎纲逐渐醒悟，是“造神”运动和遵命盲从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他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反思惨痛的历史教训，文学才能有复兴之日。他奋笔撰写《神学·人学·文学》，解析作为“人学”的“文学”，“把人当人看”，恢复“人”在文学中的尊严和主体地位。他在文中大胆揭示“造神”运动的本质：“在造神者迷信的蛊惑下，文学变成神学，非神学的文学均在横扫之列。神是人造的，造神完全为了造神者自己。”“把神变成人，是文学的进步；把人变成神，是文学的变异。把人变成鬼，是文学的堕落；把鬼变成人，是文学的复兴。”从而大呼：“到时候了，文学应该老老实实地还其本来面目，充当活生生的‘人学’。”他嫉恶如仇，由呐喊升华为忧愤深广，彻底否定“文革”，狠批“文艺黑线专政”论，把人还原为“人”！从这个意义上看，《神学·文学·人学》这篇振聋发聩的文章，也成了他新时期写作文学评论的动因和宣言。所以，他后来一再声明：“我的意愿十分明确，就是彻底清除现代文艺迷信。”正是在这个动因的启示下，他高喊“直面现实才能拯救文学”，写出有胆有识、有声有色、有情有义的文学评论，而且创办《评论选刊》、主笔《中国文化报》，扶植和推出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作家群体。

　　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打开沉睡的心窗，问天理，问良心，问“这是为什么”？阎纲前往北太平庄《解放军文艺》宿舍向雷抒雁表示祝贺，盛赞抒雁发现“小草”这一意象符号的义愤和才情，称道这是一个共产党员难得的忏悔和发问。在一封致阎纲的长信中，雷抒雁提出诗歌“解放的步子太小了，问题恐怕不仅仅在于敢不敢说真话”。“看来，为创新而‘引进’，将是一种趋势。”阎纲敏锐地发现，雷抒雁的“引进”之说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并认为“要是说‘小草’是雷诗的符号的话，这封长信就是雷诗的宣言”。2009年，雷抒雁诗歌朗诵会在西安举办，阎纲又以《唱罢“小草”说“引进”》，祝贺和纪念《小草在歌唱》发表30周年。可惜这位诗人今年2月14日因病逝世，阎纲痛失了一位文坛挚友，他花了两个昼夜，赶写了6000字的悼文为雷抒雁送行，追悼会的当天三次流鼻血，两次去医院急诊。《阎纲自述》中有“忍看朋辈成新鬼”一章，专写新时期痛失文友的悲愤，其中有鲍昌、张弦、贾大山、刘绍棠、路遥、邹志安、金铮、杨凤兰、乔典运、王保成……而今“新鬼”中，又添抒雁。

　　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发表前后，多经曲折，备受争议。阎纲力排众议，独持己见，及时写出《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冒着风险肯定这是一篇“暴露文学”的力作。“它的批判是大胆的、犀利的，同时却很深沉、很痛心。”“它的批判不是为了动摇现存的制度，而是为了拯救崇高的灵魂。”阎纲把他的笔触追溯到大饥荒的大跃进时代，把法庭上一场对“犯人”的审判变成对“造神”运动的审判，大义凛然！他愤极而言之：“我们面前被缚着的这个人，是国家的罪犯(犯人李铜钟)，又是人民的英雄(庄稼人用脑袋撞着床帮为他恸哭)。‘罪犯’与‘英难’，难道只隔了一层纸？”这段尖锐大胆的评论，在当年评坛上，无疑给极左思潮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尽管地方上的阻力甚大，但由评委会主任巴金拍板，《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终于评上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奖。

　　事后，阎纲当着张一弓的面表达了近年益见强烈的心愿，为他题词：“驱动改革开放的仍然是李铜钟式的人物，文学仍然需要李铜钟式的硬汉子。文学的历史价值、悲壮意味和阳刚之气，不能无视李铜钟式的忠烈之士。”

　　在新时期的文学评论中，阎纲不仅为雷抒雁的“小草”叫好喊冤，为“犯人李铜钟”抗诉，为电影《人到中年》鸣不平，为旨在“救救工业”的《蒋子龙中篇小说集》作序，为王蒙的“新派小说”正名，为新时期涌现的有争议但新锐的中青年作家呐喊、欢呼，为他们艺术的精进扫除障碍。诚如刘再复在1984年所写的《时代，呼唤着阎纲式的评论家》中所言：“阎纲是诗人型的评论家。诗化的评论有力地显示评论个性，并能击中要害。像阎纲这种在文学领域中热心树人，无私地扶持新芽的批评家实在太少了，这是一种具有建设型的文化性格的战士啊！”

　　自叙作为传记的一种体例，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史记》博大的人道情怀、大无畏的侠骨义胆、独立自主的人格魅力，素为后来者尊为文圣相继仿效。上世纪20年代，胡适在友人中倡导撰写自叙，不知何因，应者寥寥，直到新旧世纪之交，写自传、自叙的人才逐渐多了起来。近年来，老诗人牛汉在何启治、李晋西的协助下，编撰了《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而诗人兼翻译家屠岸的《生正逢时——屠岸自述》也相继问世。阎纲曾写过一篇书评，盛赞“屠岸文章老更成”，盛赞《屠岸自述》是一部“兼有思想深度、学术深度和人性深度的真确记忆；是历史的延续，又是历史的新发现；是个人心灵史，又是正史之外不可多得的文坛野史”。孔子曰：“礼失求诸野。”我看他对《屠岸自述》的这段评语，也可视为《阎纲自述》的写作追求。

　　关于这部“自述”，阎纲自己在“后记”中有如下一段反思：“回顾文坛60年，自己并不干净，我批极左也跟极左跑过，灭神又造神，胶柱于革命的现实主义以至失当，放情谠论但失之粗陋。我一生最大的不幸，就是思无主，盲目紧跟，现在明白了，没有我辈的奴性作祟，‘文革’疯不起来。”

　　的确，《阎纲自述》是一部关于文学进入新时期以来难得的激情叙事，敢于殷忧启圣，又勇于自我解剖，是一部文采焕然、以诗入文、文史交融、可读性很强的评论家自述和真正的文人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