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旭：想唱就唱

　　有一年到新疆伊犁，走在街上，只见当地的维族和哈萨克族的普通百姓，年轻的骑在自行车上扬着脖子高歌，白胡子老人在街边自家门口大弹冬不拉或是热瓦普之类，小姑娘则拍着巴掌转着身体翩翩起舞，路过的人越是注意她越来劲。心里很羡慕。换了我，打死也不会有这样的洒脱劲。

　　从小最大的愿望是每天都能得到父母和老师的夸奖，一切惟父母和老师之命是从。时时刻刻都像在站队列，听到“向左看”绝不敢向右看；到了青春期，有蠢动了，但即使向女同学分发作业本眼睛也注意着周围的动静；初中毕业，家里无力供我升学，老师动员下乡，我马上就答应了；在乡下8年，除了因为血吸虫病住过两次院，从来没有缺过一天勤；后来到县城做临时工，把机关所有人的话都当圣旨；再后来混入写作队伍，更是尽可能中规中矩：偶尔写了看上去像“评论”、像“散文”的文字，评论家和散文家说你是写小说的，应该好好写小说，我也就赶紧打住，努力控制住自己的心猿意马；这几年报纸扩版，花边文字的需求量大了，有朋友约稿我就尽力而为。结果我很敬仰的著名作家私下劝我，别写这种“口水文章”了，那会显得自己江郎才尽。

　　这一次，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也许是因为多少有了些人生历练，对著名作家批评我的“江郎才尽”，我很认可。并且远不仅仅是认可，而是获得了一种解放感，把先前的许多顾虑都消除了。人总是被声名所累，放下了对声名的追求也就累不着了。如今反正是“才尽”了，也就没有了“才”的包袱。先前所以有那么多的顾虑，那么在意家长、老师以及名家的说道，就像萨特说的“他人即是地狱”，那是因为有所图，希望成长、发展到跟他们一样的水准。等到知道这远大理想的实现已无可能，心绪也就平静下来了。“才”尽了，人还活着，就总要有所活动，就像多年前揭露阶级敌人的一句老话：“火烧冬茅心不死。”又没有别的嗜好，那就只有继续写作。先前的写作，多半是为争强好胜，而今则多是一种自在的抒发，把人生的诸多感慨传达给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熟识或陌生的朋友，大家一块开心，如果还能有益于世道人心，那就更好了。

　　唱歌、弹琴、跳舞、写作，自己快乐，也让别人愉悦，这么好的事，一旦要做，为什么总是难免瞻前顾后、顾忌无穷？仔细想想，除了自己的懦弱外，也有从小被管得太多了的原因。孔圣人给人生画了一条界线：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反过来，“七十”之前就都是不可以“从心所欲”的。圣人当然有圣人的道理。人类是个社会群体，如果谁都没有约束，社会就不成社会了。但凡事总有个度。孔圣人也说过“过犹不及”，约束得过分了，到了谨小慎微、无所措手足的程度，人生就会变得很苍白、很没趣，人性就会变得很猥琐、很灰暗，更别谈活力、创造力之类了。

　　其实，只要与现行法律和社会公德无碍，人生在任何阶段都是可以从心所欲的，就像我在伊犁看到的维族或哈萨克族兄弟那样，想唱歌就唱歌，想弹琴就弹琴，想跳舞就跳舞，心地光明，自由欢畅。多么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