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第七天》引发探讨：小说如何深度表现当代中国

　　近期，余华小说《第七天》的出版成为文学界的热点。除了媒体和评论家的持续报道和关注，读者也在微博等互动平台上对小说展开热烈讨论，观点呈两极分化。有人赞赏余华以乱象丛生的社会现实作为对象，从现实出发，通过荒诞的叙述展现当代中国人实实在在的生存状态。有人则批评《第七天》是“时评家对新闻的一份平庸剪报”，“有东拼西凑的嫌疑，使用的也都是近年来关注度较高的负面社会新闻的素材，看似颇有讽刺的意味，但实际上不痛不痒”。“新闻串烧式的写作”似乎成为《第七天》被诟病最多的一点，而实际上，人们对余华的苛责，并不在于他在小说中写到了众多新闻事件，而在于他对现实素材采用的罗列式的处理方式。作家的超越性、文学作品有别于庸常人生的复杂性和洞见力在一个接一个的社会事件叙述中被淡化了。对《第七天》的争论焦点，仍然指向中国作家不断探索的一个难题：文学如何关注和书写现实。

　　直面现实的勇气和责任感值得尊敬

　　余华写《第七天》就像和现实贴身肉搏，不同人的死亡与众多社会事件一一勾连：强拆、死婴、卖肾、高价墓地、警察毒打、男扮女卖淫等，以此串起一个个荒诞的故事。他以死人的视角来切入叙述，赋予作品寓言色彩，死后世界的平等友爱与现实世界的荒诞冷漠形成强烈对比，表达出对丑陋现实的讽刺。评论家张新颖从中读出强烈的现实关怀，“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发生的再奇怪的事情都不是新闻了，整个时代本身变成了一则新闻，而处在时代当中的每个人身边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这个巨大新闻里面的日常生活。”张新颖认为，余华是把社会事件当成日常生活来写，触及了这个时代中人讲不清楚、不愿意讲的东西，实际上反映了现实当中的人如何来理解这个时代的问题。

　　不止余华，“我们如何理解这个时代”这一主题在很多作家的作品中都被或显或隐地表达、呈现出来。曾有一种看法认为，当代作家的创作脱离现实生活，创作的作品与普通人无关。这一观点其实有一定片面性。近年来，很多中国作家在不断尝试用独有的写作方式介入现实。莫言在《蛙》中涉及计划生育政策，贾平凹的《带灯》反映村县的上访状况，格非的《隐身衣》写社会巨变中人们追名逐利的命运等等，他们尝试以不同的方式穿透现实表面，试图挖掘现象背后秩序的失衡和人性的变异，力图呈现出现实的丰富和庞杂。这源于作家对现实的责任和担当精神。抛开成败得失不论，作家们直面现实的勇气和责任感值得尊敬。

　　面对现实，作家有多大作为

　　当然，要在文学作品中有张力有深度地表现当代中国现实，抵达社会事件背后隐秘的人性深度，的确对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回顾《第七天》的创作，余华说：“与现实的荒诞相比，小说的荒诞真是小巫见大巫”，“这个小说我写了好多年……我总是落在现实后面，这几年现实变化太快，生活在如今的中国，要做到文学高于现实是不太可能的。”一语道出作家在处理现实时面临很多困难。评论家陈晓明认为，作家关注现实是需要的，但如何关注和书写现实，在当下是一个难题。中国当下的现实充满了复杂性和多样性，它们丰富、生动甚至充满矛盾。以前关于现实主义写作的界定给作家的写作规定了种种意义，但如今在失去一些绝对观念后，如何处理现实，一直与作家的创作相碰撞。面对中国现实，作家还有多少想象力，还有多大的作为和可能性，是值得追问的。

　　现实给作家划定了范围，但也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作家在利用社会事件构思作品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独有的切入角度和处理方式。作家刘震云在一次采访中称自己是生活的“搬运工”，只是老老实实地把真实的生活搬到作品中，但他也强调，在搬运的过程中，需要巨大的创造性和想象力，这是作者要做的工作。若干现实事件在作品中会形成新的风貌，这种风貌是由作者创造的。可见，如何在作品中“摆放”现实，即使对成熟的作家而言也是一种艰难的考验，考验着作家处理现实的能力、看待事物的方式以及对生活的认识。

　　从现实到文学的路有多远

　　作家的写作素材来自于他自己经历的生活，也来自于媒体所描述的生活。中国作家处理现实的方式多种多样，并没有一种“终极方法”。作家写作的起点可以始自荒诞现实，但更重要的是怎样写以及作家通过文学可以抵达何处。

　　欧阳江河谈到余华的《第七天》时直言，中国当下现实确实比文学还要虚构，甚至还要文学；而文学本身的独立性和文学语言的属性决定了它能够处理荒诞混乱的现实，只是我们在作品中读到社会事件的感受，与在现实中听到这些新闻时的感受，并没有太多的不同。现实的复杂性在小说中被压缩了，除了真实的反映现实，文学应该比它更复杂、更深远、更具有精神引领的作用。评论家张柠认为，作家固然要关注他的创作材料，但更应关注这些材料通过链接时事的方式怎样呈现在作品的审美形式里，他如何把历史以独特的美学风格传达给读者，使得作品不再是简单的新闻式的记录。

　　现实敦促作家去表现它。除去与现实“短兵相接”式的写作或迂回曲折地表达，是否还有其他的道路可以尝试？陈晓明认为，文学作品从根本上说是虚构想象，是文字的叙述，是面向内心、人性和命运。卡夫卡、博尔赫斯、钱锺书等人处理现实主要是通过虚构手法，他们更愿意进入人性和命运的拐弯处，在那里开掘一方自己的书写天地。这或许是从现实走向文学的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