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随想录》的意义——读胡景敏先生《巴金<随想录>研究》

　　因为《随想录》，我与景敏兄结缘。2005年巴老去世，第八届巴金国际研讨会在嘉兴举行，我因为一篇写《随想录》的文章有幸被立民邀请参加会议。在赴嘉兴的路上，我就认识了景敏兄，之后开巴金的会议，我们也常常会见面。五年来，景敏兄专注于《随想录》研究，文章一篇接着一篇，我大都找来拜读过。如今，景敏兄的大作《巴金<随想录>研究》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我义不容辞应该说一些读后的感受。

　　书名非常朴实——《巴金<随想录>研究》，直截了当地告诉读者这是一部研究《随想录》的专书。诚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做‘专家’研究者寥寥，做‘专家’之‘专书’研究者就更少。”当下现代文学研究中“作家论”越来越少，作者“不看风向”，而且越降越低，越写越具体，非但写“专家”，而且研究“专家”的“专书”。然而，此“专书”曾有专家写过，九十年代，张慧珠曾出版过一本《巴金随想论》。然而，此书只是选取了一些篇章，作具体解读而已，缺乏宏观思考。景敏兄此书，恰恰以宏观解读《随想录》见长。

　　《随想录》是巴老晚年力作，五册小书，耗时八年，写作从1978年持续到1986年。这八年，恰恰是中国社会大转型时期，千变万化，风向飘忽不定。其时，中国往何处去尚不明了，几股力量在辩论、角逐，甚至斗争。49年之后，知识分子经历过无数运动，在形势不甚明了的情况下，轻易写文章表态，这是危险的事情。巴金却挺身而出，以文章参与社会，以文章教化民心，这就是《随想录》。若将《随想录》只理解为散文，则会将其看低，难以理解《随想录》的分量和意义。景敏兄将《随想录》视为思想史的文本，而不仅仅是散文。相应，作者将其研究定位为“一个以散文形式出现的思想史文本的研究”，此思路全书一以贯之。写完全书，作者回顾全书之时颇感“欣慰”，因为他尽管阅读过大量关于《随想录》的散文研究，却并没有引用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常常引用的倒是汪晖的思想史著作以及西方理论著作。作者所引用的文献可以大体看出其倾向与思路，于此可见一斑。

　　作者对《随想录》作思想史的研究，小而言之为了解读《随想录》具体文章，进而言之为了理解《随想录》一书，再大而言之他希望以《随想录》见出巴金一生，以《随想录》见出八十年代，甚至见出整个二十世纪思想的变迁。因此，“专家”之“专书”研究就不再显得小，景敏兄所要做的就是将《随想录》放入历史的长河中，以小见大，以微见显。作者首先梳理了《随想录》研究的历史，在此基础上，对过去的《随想录》研究有所反思。作者曾自述作书主旨以及研究思路，总结起来大约有四：(一)把《随想录》放在思想史视野中来考察；(二)在《随想录》的解读中，贯彻‘过程意识’；(三)以《随想录》透视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精神困惑和精神支撑点；(四)研究《随想录》的辐射效应。《巴金<随想录>研究》是三十多万字的皇皇巨著，分为：绪论、正文七章和余论，都围绕着这四点展开，高见迭出。

　　《随想录》尽管作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景敏兄并未局限于此，而是将《随想录》放入历史维度，视为“五四的回响”。作者说：“《随想录》的思想根源在五四观念和巴金自我结构的互动中，也是经他的自我结构过滤的五四观念的总结。”[1]巴金是五四的产儿，五四时期的著作和译作对其影响甚大，其精神起点就在五四。将《随想录》思想资源追溯到五四，并视为“五四的回响”，就是上溯巴金的精神源头，从源头出发，如此才能深入理解《随想录》，才能够体现出作者思想史研究的视野和“过程意识”。研究《随想录》者一般会注意到此书与文革的关系，但少有人将其追溯到五四。但是，作者并未止于此，他又讨论了《随想录》与现代性话语实践之间的关系，这更是大视野和大思路。作者历数184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探索历程”，将巴金放在这个进程中去理解，先谈巴金早期的“革命现代性话语”，接着定位《随想录》，作者言巴金在其时“把思考的重点放在了回复民族理性、重建社会道德之上”，巴金的用意则是“希望重建民族的非意识形态化道德理念，形成民族的伦理想象力。”这能显示出作者“整体观”的研究思路和思想史的大视野，作者将《随想录》置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联系到五四，联系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话语实践”，在现代性追求的精神谱系中《随想录》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位置就清楚了起来。当然作者极其注意细部，除了宏观思想史背景梳理之外，作者也注重微观研究，对《随想录》很多篇章作了文本细读。通过细读，作者一方面展示当时文章创作的具体政治和文化背景，另一方面又作了具体的文本分析。作者对《随想录》的研究，能大能小，能远能近，这样《随想录》就清晰地呈现了出来。比如作者对《怀念胡风》一文作过精彩而细致的分析与解读。

　　作者在研究《随想录》时，一再强调“过程意识”，除了“向前看”讨论《随想录》在思想史中的地位问题之外，还“看现在”，讨论了《随想录》写作其时的思想气候和政治环境。写什么和怎么写某种程度上受到在何时写和在何地写的影响，同时其标的也会针对当时的环境，因此《随想录》与其时的政治密切相关。作者专辟一章《<随想录>与新启蒙》，先讨论“新时期的新启蒙”，“新启蒙”期望突破“旧有的意识形态束缚和新的禁忌”；第二节讨论“《随想录》的言说策略”，怎么写的问题并非形式分析，本身就是内容，因为需要考虑当时的政治氛围，不得不避时讳；第三节讨论“《随想录》的十七年叙述”，《随想录》涉及过很多1949年之后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事件；第四节“摆脱‘精神奴役的创伤’”，讨论巴金从精神奴役到思想觉醒；第五节“与新时期思想史同步”，写《随想录》对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参与等问题。《随想录》可谓一部“百科全书”，新时期很多重要问题和事件，《随想录》皆有反映和反响。欲理解新时期的政治风向、思想动向，欲了解其时知识分子心态，可以通过《随想录》。

　　除了“向前看”和“看现在”，作者还“向后看”，讨论了《随想录》的辐射作用，研究了“随想作家群”。作者以《随想录》为譬，提出“随想作家群”这一概念，去讨论其时出现的一批与《随想录》相似的作品，比如杨绛《干校六记》、《将饮茶》，季羡林《牛棚杂忆》，韦君宜《思痛录》等。这些作品在内容、精神气质等方面与《随想录》较为接近，以“随想”为线索讨论它们，是很精彩的见解。

　　作者“向后看”还一直看到了今天，他还还讨论了《随想录》在今天的意义。《随想录》尽管在形式上完成了，尽管世易时移，但《随想录》并未终结，其意义还不断“延伸”。作者解读了《再思录》的意义，将其视为《随想录》的延续；讨论了巴金如何看待《随想录》，如何“自我经典化”；以传播学的方法讨论了“《大公报》与《随想录》的传播”，《大公报》的性质及其定位当然会与《随想录》息息相关；也以社会学的方法研究了《随想录》的读者接受情况，读者数量和分布情况自然能够见出《随想录》在社会中接受情况。其中“《大公报》与《随想录》的传播”一节尤为精彩。《随想录》“曾参与了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过程”，对其时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今天《随想录》的意义何在？这是作者极为关注的问题，不仅开辟了专章讨论，甚至可以说作者整部书都以此为标的，试图通过研究释放出《随想录》在今天的意义。

　　作者将《随想录》又视为“文艺论”。谈《随想录》的“文艺论”，一方面是探讨巴金的文艺观，更深的是探讨巴金对文学的理解——在今天文学在社会上应该担当什么，作家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巴金一直宣称自己不是文学家，这句话对于理解那一代文学家颇为重要。巴金等都志在治国、平天下，他有一套建国方略，即无政府主义。巴金只是以文学为方便而已，其一生写了无数作品，非为作文学家，实在是欲以文学行教化，这还是士人干政的传统。《随想录》亦应作如是理解，只是世易时移，尽管现实情况有所改变，但巴金欲以文学行教化之心从未改变。顺便说一句，今天的作家很多作品不够好，气象不够，就是因为只将自己定位为“文学家”。景敏兄专辟一章《作为文艺论的<随想录>》，可见此问题的重要性，若不理解巴金如何理解文学，就不能理解巴金的作品，自然就不能理解《随想录》，也不能理解巴金的良苦用心。49年之后，中国思想界一家独大，通过思想改造等运动，社会全面左倾，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分歧很大，故49年之后巴金一直谨小慎微，战战兢兢进行思想改造。80年代文学界“去政治化”的思潮，表面是调整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其实是希望改变意识形态领域一家独大的状况，希望意识形态能够包容其它思潮。巴金参与了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力挺沙叶新等“问题”作家，回忆叶非英等朋友，恰恰是以写文章的方式担当了知识分子的责任，希望能够思想解放，容忍“异端”。除此之外，景敏兄还借用了大江健三郎的术语“伦理想象力”来讨论“时代向文学要求什么？文学能够为时代贡献什么？”作者说：“作为一种对‘世界生活’的认知方式，伦理想象力力主回到生活问题，思考美好生活制度和生活意识的重建路径，它要超越对人的桎梏、意识形态对人的束缚，以使人类走向较为光明的未来。因此，伦理想象力成为文学的中心课题也是社会历史演进的客观要求，是文学应该承担的责任。”[2]这是景敏兄对“文学能够为时代贡献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

　　古人诗以道志，今天学者往往通过学术研究以道志。景敏兄的《巴金<随想录>研究》是道志之作，气象颇为宏大，非为学术而学术，透过巴金以及如何研究巴金，景敏兄的胸襟和抱负都能清楚地显示出来。景敏兄尽管作“专书”研究，但没有陷入琐碎的考据和细节之中，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他一方面研究了《随想录》在思想史中的地位和意义，另一方面也在思考“文学能够为时代贡献什么？”这样的大问题。八十年代末以来，关注大问题的越来越少，文学界以“新写实”为代表，只写日常琐事，陷入细节不能自拔，学术研究也日益专业化，只及一点，不及其余。

刘涛 2011-2-22 于中国艺术研究院

　　[1] 胡景敏：《巴金<随想录>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43页。

　　[2] 胡景敏：《巴金<随想录>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3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