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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谈张文江先生《古典学术讲要》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7月16日16:25 来源:中国作家网 刘涛

  大概在2006年上半年,我打算考陈思和老师的博士,于是开始系统阅读陈思和老师的文章和著作。陈老师在一篇散文中提及,曾到一位朋友家听庄子,感觉极好,读罢陈老师的文章,当时无限向往,不知道老师这位朋友是谁。隔了几天,一次我和刘志荣先生聊天,说道,在复旦西学我可以听张汝伦老师的课,但中学苦于无明师,不得其门而入。志荣说,暂时可以不必着急,以后应该有机会去张文江老师家上课。当时方知,陈老师的这位朋友就是张文江先生。07年春天,我有幸开始去张老师家上课,其时正讲《尚书·无逸》。我与《尚书·无逸》颇有缘分,08年9月,我去哈佛访学,行前写信向张老师辞别,张老师回信写道:“临别赠人以言,传一篇刚改定的《无逸》给你吧,也许能起一点励志的作用。”其后,在美国一年,我也“无逸”,未敢“关起门来煮牛肉”。《古典学术讲要》所收录的两篇讲禅宗的文章和《<货殖列传>讲记》都在课上听过;《古典学术讲要》结集之前,我曾反复阅读过全部单篇文章,结集之后又通读一遍,故不揣简陋,谈一点阅读体会。

  在《古典学术讲要》之前,张文江先生出版过《营造巴别塔的智者——钱钟书传》(1993年),《管锥篇读解》(2000年),《渔人之路与问津者之路》(2006),整理过潘雨廷先生大量著作,譬如《周易表解》(1993年),《易与佛教、易与老庄》(1998年),《易学史发微》(2001年),《易老与养生》(2001年),《读易提要》(2003年),《道教史发微》(2003年),《易学三种》(2005年),《周易虞氏易象释、易则》(2009年)等,校点过杭辛斋《学易笔谈、读易杂识》(1997年)等。从张文江先生的著作、整理和校点的书中,大体能见出其为学的方向和志趣,其人之大体亦略能显出。

  一般而言,学问进路往往先从同代人入手,在师友的帮助下,或能上出,尚友古人,因此钱穆曾写过一本《师友杂忆》。张文江先生的著与述,今人主要涉及到两位——钱钟书先生和潘雨廷先生。钱钟书先生曾经给张文江写过一封信(我见过原稿),大意谓,今人著作不必多下功夫,应往上走,多读古典著作。张文江先生后来走的路大体上遵循了钱钟书先生的教诲,走的是“尚友古人”之路。在课上张文江先生屡次说起钱钟书先生这句话,可见对其影响之深。对于钱钟书先生,张文江写过《营造巴别塔的智者——钱钟书传》与《管锥篇读解》两本书。前书是其传记,讲钱钟书的人生和成长经历,这是在总体上解读钱钟书;后书解读《管锥篇》,选钱钟书先生最难的、也是最艰深的一个局部讲解。因为这两本书,很多年,张文江先生的形象隐藏在钱钟书研究专家里面,世人罕有深知者。

  其实,就张文江先生学问格局而言,钱钟书先生是其显,潘雨廷先生是其隐。如今,钱钟书先生几乎家喻户晓,其学问号称钱学;但是知潘雨廷先生者甚少,世人理解潘先生尚需时间。潘先生的形象藉张文江逐渐显现,潘先生是不世出的好老师,张文江是不世出的好学生。有这样的好老师,一生夫复何求;有这样的好学生,绝学才不致于失传。潘先生生前张文江曾随侍先生读书,潘先生去世后张文江不遗余力地整理了潘先生大量的著作。整理著作,一方面成就了潘先生,如此潘先生方有文字传世;另一方面,也成就了张文江。张文江先生曾讲过罗马时期哲学家普罗提诺的《九章集》,该书由普罗提诺的学生波菲利编纂而成,除此之外,波菲利还写了一篇《普罗提诺的生平和著作顺序》,一方面介绍老师生平,一方面研究了老师著作的顺序,并写了提要。张文江先生讲波菲利的文章或有道志之意,或许他在普罗提诺身上看到了潘先生的影子,在波菲利的身上看见了自己的影子。普罗提诺幸亏有波菲利这样的好学生,波菲利幸亏有普罗提诺这样的好老师。张文江先生以《普罗提诺的生平和著作顺序》为主,结合《九章集》内容,讲了普罗提诺的学术和人生。张文江先生颇喜《希腊名哲言行录》,曾讲过此书中的毕达哥拉斯篇,波菲利的《普罗提诺的生平和著作顺序》与《希腊名哲言行录》格局相似,既讲学术又讲人生。张文江的文章能见大处,研究一个人既研究其学术,又研究其人生。张文江的两篇文章《曾国藩的学术和人生》、《王国维的学术和人生》,就是这个思路;《营造巴别塔的智者——钱钟书传》与《管锥篇读解》两本书若合而观之,就是钱钟书的学术和人生。除了大量整理潘先生著作之外,张文江尚著有《潘雨廷先生谈话录》,该书尚未出版,但单篇文章曾在《文景》和刘小枫的主编的《经典与解释》上刊发过。《潘雨廷先生谈话录》是张文江和潘先生之间的谈话,潘先生俯仰之间,尽显风流。《潘雨廷先生谈话录》更近古人制作,柏拉图著作,《论语》等皆是对话。生活本身就是学问和修养,因此日常生活更能显出一个人的境界和风采。谈话很难,因此伟大的人物往往是独白,只能说给后来者听,因此柏拉图的著作中尽管纷纷纭纭,众声喧哗,但主角往往只有一个。《潘雨廷先生谈话录》相对而言是对话,这本书里有两个主角:潘先生和张文江。《潘雨廷先生谈话录》一方面记录了潘先生的言行,另一方面展现了张文江的成长和进步经历。

  《渔人之路与问津者之路》出版于2006年,此书收录的是张文江自己文章,但这本书可谓是张文江懂了潘先生之后的读书心得。《渔人之路与问津者之路》内容庞杂,谈文学、哲学、文字学、戏剧、地理大势等,又多涉及近人,谈曾国藩、王国维、鲁迅、徐梵澄等。《渔人之路与问津者之路》有“一年而野,二年而从,三年而通”之象,由此可略窥张文江先生二十年来的进步路线。

  在《渔人之路与问津者之路》后记中,张文江先生说:“本书是我写作二十年的文集,是我从事文字工作的记录,或许更确切地说,是我不努力工作的记录。二十年走过的路,歪歪斜斜,留下的脚印,稀少而凌乱。”二十年只此一本文集,似乎真是又慢又疏懒。但是,张文江先生几十年相应的是另外一个节奏,他沉潜于中西学术中,故显得慢,但厚积薄发,其能量方慢慢显示出来,《古典学术讲要》则能见出。《古典学术讲要》较之《渔人之路与问津者之路》已经更上了几层楼,《古典学术讲要》直接面对经典,一句一句地解读。写论文简单,如果懂了经典中的一句,都可以洋洋洒洒数万言;解读经典难,因为即使有一句话不懂,都过不了这个槛,也不敢贸然去解读。敢于直面经典,说明蓄势已足;也惟有日日浸染于经典之中,能量方能大而无当。

  《古典学术讲要》没有序言,只是以《诗经·风雨》冠诸扉页。作者所引者惟“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四句。颇能见其怀抱。近人频频征引《风雨》一诗,盖有忧患也。黄遵宪写毕《日本国志》,有诗言“频年风雨鸡鸣夕,洒泪挑灯自卷舒。”鲁迅“铁屋子”意象,或亦是此诗之变。

  《古典学术讲要》共有九篇文章,诚如作者所言,阅读古典是“清理它们的源流演变,并探讨它们和现实生活的联系”,故所谈尽管是古典作品,但都关乎现实,有所为而发。作者在《后记》中又言:“有生命的古代文化永远是接触现实的,从现实中汲取营养,并滋养现实。”诚哉斯言。《<学记>讲记》、《<西游记>讲讲》、《<风姿花传>讲记》《<五灯会元>讲记:无著文喜》、《<五灯会元>讲记:兜率从悦》、《<五灯会元>讲记:丞相张商英居士》都是研究这些人的学术和生平,其实这就是教育。张文江先生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古典学术讲要》的主题还是在于谈教育,此教育应理解为人在天地之间,小而言之在当今社会中,何以自处。”《<史记·货殖列传>讲记》谈经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基本上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路,三十年过去了,如何理解经济,如何处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如何理解经济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都需要反思。教育与经济,自古及今皆是最重要的问题,于今为烈。教育问题尤重要,可谓教育就是政治,教育就是哲学。

  《古典学术讲要》这部书只能显出张文江先生的一个局部,本书收录范围唯在中国部分古典学术,西方古典学术尚未收录。张文江先生在何处非我所能见到,但就我所见可以猜测一下,他是走三教合一加上哲学之路,既是其学术志趣,也为应对时代。比如曾国藩倡宋明理学,且身体力行,在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已经不能应对那个时代;其后蒋介石尚曾国藩,服膺王阳明,倡宋明理学,亦不能应该那个时代。今人甘阳有所谓“通三统”之说,颇能切中时弊,但是尚不足应对这个时代。《古典学术讲要》儒、释部分较为明显,此外张先生尚整理过《道藏书目提要》(2003年)等,张文江先生对于《庄子》颇为心仪,他讲过庄子内七篇、外篇和杂篇的部分篇目,文章发表在《文景》或刘小枫先生主编的《经典与解释》上。其程度,我不敢妄言,读者可以自己判断。西方古典学术部分,就我所见所闻,张文江先生讲过毕达哥拉斯、柏拉图、普罗提诺,莱辛、黑塞、施特劳斯等,部分文章发表于《上海文化》和刘小枫主编的《古典研究》之上。我不知道张文江先生何时出下一本文集,即使出我也不知道他如何编纂,或许在以后的书中其总体形象能大体显现出来吧。

  《古典学术讲记》是“讲记”,一般而言,张文江先生先在课堂上先讲某篇文章,所谓“讲”也;之后根据上课录音整理成文,然后反复修改,所谓“记”也。讲记介于述与作之间,孔子言“述而不作”,庄子言“重言”,可是近人走了相反的路,于是作而不述之风大盛,故全集、文集动辄几十卷,梁启超是典型,盖欲“新民”、启蒙。“作”或有宣传之意,讲记偏在讲,尚是讲给“有耳能听”的人,有隐晦教导之意。

  《古典学术讲要》的后记,可见张文江先生的怀抱。据说,后记的部分内容是张文江先生在病床中写下的。2004年,张文江先生大病,幸天不丧斯文,其后张文江先生大病痊愈,于是复出讲课、写作。大病之中写下的是其念兹在兹的话,最能见其志,亦能见其平日修为。我不敢妄加评论,可以抄录一部分,读者自己判断:“大约二十五年来,我一直在试图理解中国古代的部分典籍,清理它们的源流演变,并探讨它们和现实生活的联系。从更大的背景上来说,这也同时意味着寻求中华学术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以及厘定其特殊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工作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世界的。”

刘涛 2010-12-28 于办公室,2011-1-17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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