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书店、丛书、出版——陈思和教授访谈录

　　题记：晚清社会大变革，自科举废除后，士人们纷纷转向。有介入出版者，若张元济；有介入教育者，若蔡元培；有介入创作者，若梁启超。出版、教育、创作皆是士人介入社会，化民成俗的方式。思和师三个象皆备。思和师经历简单，复旦毕业后即留校任教，以迄于今。任教的同时，思和师作为文学批评家与文学史家的形象日益明显。期间，思和师亦曾介入出版，编丛书、编刊物，亦成绩卓越。惜乎，对此关注者少。2007年，我从思和师读书，2010年毕业，前后计三年。思和师言传身教，将对学生的教育化入日常之中。转眼我即复旦毕业，毕业前，我围绕着书和出版社等问题采访了思和师。

　　刘涛：陈老师您好。您作为文学史家和教育家的一面，成绩卓越，非常显著，因此大多数人都能注意到这一面。但您作为丛书主编和杂志编辑的一面较少为人道及。其实这亦是立德、立功和立言，只是这一面较之前一面隐蔽一些。记得您以前屡次会提到张元济，张元济就是以出版为我们民族立德的人。我们今天的采访就以出版为主吧。

　　读书人与书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读书、教书、写书、编书，总是在与书打交道。书的含义现在变得单薄了，分量亦轻了，此前书就是《尚书》。《尚书》是“政典”，一个国家，一个王朝都要建立在这上面。读书人或可指读《尚书》的人。因此中国的读书人多是心怀天下，忧国忧民。但那时候，一般人读不到书，书都是被皇家垄断了。后来书一步步去魅，失去神圣光环，于是渐入日常生活。最终书可以买卖，变成了商品，如此当然要有书店。我们就先从书店谈起吧。书店问题尽管小，或可带出思想史的问题。您1977年入复旦读书的时候，复旦周围的书店多不多？

　　陈思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复旦周围没有私营的书店。只在学校里第一教学楼里面，有一个小书店。那是新华书店驻复旦的一个门市部。我的记忆中每次下课去这个小书店，里面总是很多人，觉得热气腾腾。尤其每当有新书出来，同学们总是排起长队，在那里等着买书。如果去晚了，新书一下子就会卖掉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钱钟书《管锥编》就是在那里买的。80年代，大家对于新书有如饥似渴的感觉，故能如此。

　　刘涛：那时候经济体制还没变嘛。我是2000年读大学本科，那时候我们同学对书有感情者已经寥寥无几了，您说的排长队买书，这么壮观的景象亦不复见，我们惟有排长找工作。真是风气变了。你印象中复旦周围有私营的书店是在什么时候？

　　陈思和：有私营书店是90年代以后的事情了。之前不让个人办书店，全国惟有新华书店，所有的图书都由新书书店统一管理、经营。后来有了店中店，即在新华书店里面办一个有特色的专柜，算是创举。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市场经济方兴盛起来，私人书店亦在那时兴起。当时我们中文系有两个学生，办了一个书店，叫鹿鸣书店。影响不错，亦算是乘了时代风气。当时中文系进书，经常委托这个书店购买。有时奖励老师，不能用现金，都是将钱放在鹿鸣书店，老师们自己去挑书。一个好的大学周围应该有好的书店，好的书店或可依托于好的大学。北大附近有很多有名的书店，比如风入松书店、万圣园之类，复旦周围很少。复旦周围多是一些出版社在附近办一个门市部。上海第一家私人办的学术书店在斜桥附近，叫凤鸣书店。当时新华书店中的那个店中店，后来独立了。

　　90年代时，好多人都想办书店。希望将大学、出版社、书商联合起来，作一个渠道。当时我也支持了一个小学术书店，但是因为资金较少，再加上市场压力，这个书店越来越差，甚至进盗版书，后来夭折。我当时希望建立一个著述、教学、销售整个系统的图书渠道，但好像也是空想。

　　刘涛：您在复旦周围淘书多吗？

　　陈思和：不太多。因为我不住学校周围。一般买书就去市区，但有时候也在复旦周围买。逛书店是人与书之间的交流，可以沟通人与书之间的气息，经常逛书店的人气质可能两样一些。现在流行网上阅读，电子书籍很多，这样就缺少了人与书之间的亲近，只是对着冷冰冰的电脑。逛书店可能就是逛逛而已，四处看看。亲近书本是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当然现在的人都很忙，于是逛书店的次数也少了。现在大家都是网上购书，看中之后，点一下，就会给你送来，方便是方便了，但是缺少了人与书之间的亲近。

　　刘涛：张新颖老师曾经说过一句很好玩的话，他说得出一个结论，书不能包上封面，因为封面会阻隔人与书之间气息的沟通。我在复旦待了五年，大部分时间在文科图书馆的四楼度过。中午、晚上出来吃饭，饭罢就把复旦周围的书店都逛一遍。觉得真是快乐。您说一度想办一个书店。那您理想中的书店是什么样子？

　　陈思和：首先我觉得书店不应该由书商或老板来办，而应该由文人来办。书商办书店只在利；文人办书店却可能别有怀抱。书店最好不要走市场这条路。文人办的书店也是为文人办的。书店最好是思想交流的空间，会有些沙龙在这里举行，有些讨论在这里进行。读书人在这里看看书，喝喝咖啡，聊聊天，那非常好。鲁迅当年就经常在内山书店聊天、会客嘛。如果书店意在盈利的话，就会变味。书商对书无感情，只是将书视为商品；文人不同，对书极其有感情。有个开书店的朋友曾经和我说，他的书都舍不得卖掉，卖掉多可惜啊。只有这样，才是文人办的书店。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旁边的小路全是书店。很多是旧书。每一家都没有服务员。老板坐在里面。顾客自己随便挑书，挑好了，进去找老板付账。其实那些店除去房租、各类费用，赚不了多少钱，只是父母传下来的店，他们需要传承下去，但维持生活是可以的。

　　在台湾，我见过一个书店。里面好多小孩子坐在地上看书。那个老板是上海人，是穷苦人家孩子出身。他告诉我，他知道读书对年轻人非常重要，他办书店的一个希望就是可以让买不起书的孩子可以在那里看书。

　　刘涛：对啊。书店其实可以当作一个小图书馆，小孩子可以去读读书。阿城说，他小时候就经常在书店读书，读不完，怕书被卖掉，就藏起来。第二天去书店，找出来接着读。有时候捞起来，一看不是自己读的那本，原来很多人都那么做。现在中国大部分家庭几乎没有什么藏书。我今年十一长假回老家胶州，这是个小城，惟有一家新华书店还算大。我进去看了一下，里面很多人在看书。但仔细一看，发现几乎都是小孩子，围在文学专柜附近，很多人就那么席地而坐，我很感动。但这个书店里几乎没有成年人，我想成年人都在娱乐场所，酒吧啊、KTV啊之类里面。成年人都不读书了，小孩子多少还有向学之心。

　　另外，书店这个“小图书馆”对于当下反应很快，多逛逛书店就可以了解当下的学术界。逛书店如同读当下的学术期刊。对于这点，我深有体会。

　　读书人买书之外，还在读书，写书。您迄今两次开设“自己的书架”专栏，这都直接与书相关。九十年代，您第一次写“自己的书架”用意何在？

　　陈思和：那是很早之前的事情了。当时我一度想去德国读书，于是在外语系潜心学了两年德语。那时候觉得自己总读德语，好久不读中国书，也不写文章，这样也不好。于是我就在香港《大公报》上开了一个栏目“我的书架”，算是督促自己读读中国书。

　　刘涛：2006年您又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开始“自己的书架”，后来结集，就是最近出版的《献芹录》。您作此书用意何在？

　　陈思和：在《献芹录》中，我这么说：“今日重新开张，非欲重蹈当年闭户读书的需要，倒是因为俗务益增，凡心太重，想给自己争一个安静读书的理由，加强自我约束而已。”《献芹录》中的书是以新购图书为主，边读边写，随感随记。写这个栏目也是为了告诉我的朋友们，我最近在读什么书。

　　刘涛：您前后两次开设“自己的书架”，我觉得很不同。前次，似以渡己为主；这次似以渡人为主。也是因为两次专栏前后隔了将近二十年，能量不一样了。当然，我只是提了这两个专栏，近几十年您一直笔耕不辍，著作等身，能量就是这么积累起来的。除却读书、写书、教书之外，您还主编过很多丛书。影响非常大的有“火凤凰文库”。这套丛书真是恢宏。既有前辈学人，如巴金先生的《再思录》，贾植芳先生的《狱里域外》，朱东润先生的《李方舟传》，沈从文先生的《从文家书》，又有初叩学界的年轻学者，若张新颖，郜元宝等人之书，又有翻译，郜元宝老师的《人，诗意地安居》，李振声老师的《苏门答腊的郁达夫》等。您当时主编此丛书的初衷是什么？

　　陈思和：其实初衷还是跟我办书店的思路一样。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市场经济全面铺开，社会一下子没有适应过来，当时有人抱怨说“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当时人文学科几乎是最混乱的时候，且有传说言社科院要解散了，老师不好好教书，学生不好好读书。学者们纷纷跳槽，下海。人文精神处于危机时刻。我们提人文精神大讨论，也就是基于这个背景。说白了，人文精神不是高谈阔论，人文精神是做出来的，是在具体实践中释放出来的。于是我想做些实事。其实市场经济，我觉得是有益的，以前是一潭死水，现在放开，就活泛起来。我年轻的时候比较相信存在主义，通过自己走的道路去实现自己，即使失败了也无所谓。当时我的榜样就是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巴金当时通过出版支持了那么多作家，几乎是新文学的半壁江山。于是，我想通过出版学术著作，来推动学术研究，鼓励和保障学术研究。将大学以及各个方面的销路打通，通过资助，我们自己出版学术著作。当时资助我们的老板是一个军人，我们77级上课时，他在我们班上听过课。后来转业了，到海南作房地产，做得不错，就想资助一下学术。后来他见到我，问我有没有什么困难。我说我希望能有一笔出版基金，可以出版一些学术著作。他后来将自己的汽车卖掉，先后资助了两次，共十四万。我就办了一个“火凤凰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会”，于是开始策划“火凤凰丛书”。当时有一辑是新批评文丛，现在差不多上海最活跃的批评家，比如郜元宝，张新颖等，都是那时候推出来的。我希望通过出版学术著作让他们坚定自己的学术信心。

　　刘涛：是啊。当年“新批评文丛”中的诸位老师，现在都是上海文文学批评界的中坚人物。大家老说，南京出作家，上海出批评。编丛书不仅可以鼓舞士气，而且还能可以开出风气。当时您为什么以“火凤凰”为丛书名称？是取凤凰涅槃的意思吗？

　　陈思和：对，就是这个意思。我很喜欢这个名字。

　　刘涛：火凤凰这个名字，我觉得很悲壮，但是也充满了生机，或与其时境况相符吧。您后来编《上海文学》也是编“火凤凰丛书”这个思路的延续吗？

　　陈思和：去《上海文学》不是我主动要求的。当时这份杂志陷入困境，欠了半年的工资，当时的主编去大学当教授了，这份杂志于是就搁在那里没有人管。其实当时很多人想管，大约是最后为了平衡，就想请一个外面的人来管。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嘛，于是把我请过去了。其实，当时我的亲人和朋友们都不同意我去作主编，或担心我的身体状况，或觉得这是是非之地。1990年以来，我一直在探讨市场经济时代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发挥其作用，也有意关注了教育、出版以及人文学术思想的传播，我觉得这是三位一体的构成了知识分子的理想岗位。

　　刘涛：您当时编《上海文学》时，事先是否预定了这份刊物的大思路？

　　陈思和：没有。都是边走边总结经验，很多后来的思路都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刘涛：您当时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名为《走通两仪，独立文舍》，副标题为《主编<上海文学>的一点追求》，这算是您主编《上海文学》的大思路吧？

　　陈思和：我不希望《上海文学》范围狭小，只是局限于“上海”，而是希望扩大这个杂志的场域，将杂志的界限扩大。于是我接任《上海文学》主编之后连续去了宁夏、甘肃等地区，策划了西北青年作家小说、广西青年作家小说、甘肃小说八骏、河南作家小说专号。《上海文学》不仅仅是上海的文学杂志，而是上海为当地文学搭建的一个平台。又放眼世界，于是注重国外优秀小说的翻译，扩大世界文学的信息量。相继发表了奈保尔的《波西米亚》，拜耶特的《森林里的怪物》，卡弗的《柴火》，雷肯的《海》等。我的理想是《上海文学》不仅是中国读者了解西方文学的窗口，亦是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学的窗口。后来与法国人文之家基金会合作中法作家对话会，亦是此思路。

　　刘涛：这是“走通两仪”？

　　陈思和：对。“独立文舍”，我用了沈从文的话作比喻。沈从文将文学看出人性的神庙。“文舍”即神庙，需要以独立于市场的审美精神办好这个刊物。

　　刘涛：其实，我觉得您无论作老师、文学史家、批评家、编辑，道一以贯之。只是将这些能量放在了不同的领域之中而已。谢谢陈老师。我们的采访就此结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