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光明还是写黑暗——徐岩与陈集益对读

　　作家写光明还是写黑暗，难有统一的标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作家的处境，所谓屁股决定脑袋。作家要上出，要认识自己，须先认识到自己的屁股在哪儿。现实永远都是光明与黑暗并存，没有完全的光明与完全的黑暗。作家写什么就决定了作者的立场和对人生的态度。写黑暗或许走的是一条批判现实之路，将现实之中黑暗面暴露出来，加以揭露、批判，希望予以改正；写光明就是将美好与光明展现出来，以之激励和鼓舞人，给人以希望和温暖。

　　本文将徐岩和陈集益这两位作家放在一起讨论，因为他们是如此不同，一位写光明，甚至可以在黑暗中看到光明，一位写黑暗，甚至在光明中也看到黑暗。徐岩从军队中走出，现在是一个部门的领导，他需要看到光明的一面；集益一直在底层挣扎，通过写小说，其生活现在有了转机，但他目睹了过多的黑暗，于是不吐不快，其小说就沾满了黑暗之气。

　　一、徐岩：在黑暗中看到光明

　　徐岩是在军队中成长起来的作家，这些年他笔耕不辍，小说散见全国各大文学期刊，逐渐形成独特风格和思想倾向，其作品影响日益扩大，成为黑龙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徐岩擅长写市井，写小人物，写底层，小说与小人物在徐岩那里相得益彰，互相促进，他笔下的小人物藉着其小说活泛起来，其小说也因为其小人物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徐岩在小说与小人物之中如鱼得水。小说之中，徐岩又颇倾心于短篇小说这种表达形式，在其创作谈《清醒的写作和润笔》中，他尤其提到了短篇小说：“短篇小说是应该依稀看得见或预见得到的最善于表达读者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的最恰当的文本，其彰显的意义和对精神的渗透，尤其弥足珍贵。”这句话是见志之言，徐岩是小说家，故有是说；徐岩以短篇小说见长，故如此推重短篇小说。至于“最恰当的文本”云云，则依说话者的程度而定，说话者程度不同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和答案。就徐岩的关注重心——小人物——而言，就徐岩的目前的成就而言，短篇小说确实是最适合于他的载体。但这不是尽头，对于徐岩而言尚有进步余地。

　　徐岩的小说基本就呈现出这样的特色：小人物、小制作、小情节，其短篇小说小巧灵活，收放自如，一篇可以集中写一个或者几个小人物的性格与命运。徐岩自述，他的第一个短篇“写了一个女孩和她的疯母亲，还有她远在江对岸另一个国家里服刑的打鱼的父亲。因果就是父亲的越界捕鱼而导致了这一切。”其第一个短篇基本就展现出了徐岩日后的写作道路和风格，他关注的是底层小人物，他的小说遍及小军官、军嫂、老师、矿工、骗子、按摩女、小公务员、小老板、小商贩、抢劫者、杀人犯、下岗职工、盲人等等。徐岩勾勒出一副当代底层众生之象，写出其困境、艰辛、挣扎、彷徨，但更写出了他们的自信、自尊和自强。

　　徐岩尽管写小人物，但其小说其实并未流入“街谈巷语”般的琐屑，或者流入油滑一路，徐岩的小说背后还是有着大关怀。人物虽小，却可以是一个时代的标本。所谓“一国之政系一人之本”，时代的问题、痕迹和症状都能显示在小人物身上。一个时代，或许可以通过一个小人物写出，所谓一花一世界。比如徐岩的《光环》，主人公杨化学是下岗职工，她被“工厂的改组和破产所困扰”。东北是新中国的老工业基地，当年苏联援建的项目多在东北。但90年代中期，下岗问题日益严重，东北老工业基地自然在劫难逃。尽管《光环》重心不写下岗问题，但随手就带出了东北工人的生活境遇和生存状态。在创作谈《清醒的写作和润笔》中，徐岩自述道：“可以说我的早期作品都是对这个时代底层社会底层人的关注……我觉得底层人的生存状态是多重的，是值得我们全方位思考的，也就是那些人之于苦难、困惑、艰辛背后的自尊、自信和自强，而作家对于小人物命运的关注，也应该是每一个写作者理应具有的良知和责任。”这颇能见出徐岩的怀抱与思想倾向。

　　徐岩写小人物，可是写小人物者多矣，徐岩的特点与立场通过什么得以体现？描写小人物的侧重点不同，就能看出作者的用意、立场与风格，其立场就隐含在其描写之中。徐岩写小人物，注重写他们的内心世界，展现他们的悲欢离合。徐岩尤其喜欢写小人物的善良、美好和光明的一面，他或者直接写这类善良的小人物，写他们高尚的一面；或者为了对比，他或者写犯了错误的小人物，甚至写犯了罪的小人物。人难免犯错，颜回亦犯错，只是他能做到“不贰过”，犯了错误的小人物，尽管因为一时糊涂或者迫于无奈竟然犯了错误，但还是不失之为善良的人，还是瑕不掩瑜。至于犯罪者，他们也未必就是穷凶极恶，可能另有原因和隐情，对于他们，我们应该多一分宽恕和理解。徐岩就是通过小说展现出了罪犯的隐情，他笔下的罪犯，尽管犯了罪，尽管有不当的举止，但终还是归于善良。

　　第一类直接写小人物的美好和善良，他们往往是正面人物，光芒四射，虽然身处底层，生活充满艰辛，但他们充满理想，心怀美好。比如《地图上的大乌苏》，就写出了军人们的可爱和可敬。这篇小说有两个层面，一是写了军人金水和音乐老师柳木的恋爱故事，写出了金水和柳木的美好与善良，他们心怀着理想，一个真心实意为了军营，一个诚心诚意地为了学生，他们不顾世俗的标准，不管空间的距离，恋爱了；另一个层面，通过他们的故事写出了金水服役部队战士的群像，站长赵木祥和其太太女医生的爱情故事让人感动且给人以温暖，老兵顾大新作无名英雄，每月给不相识的人寄钱等等，后勤班长孟德福的爱情故事也颇让人温暖。这些“最可爱的人”，虽然不至于“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伟大人民的优秀之花！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之花！”但确实也有崇高和可爱之处。

　　第二类写犯了错误的小人物，这一类小人物往往有瑕疵，或者做了出格之事，犯了错误，违反了道德规则，但他们都是善良之人，其举止、抉择不乏高尚精神。比如《光环》，主人公杨化学是下岗职工，其丈夫已经去世，她还带着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辛苦可想而知。小说的前面写了杨化学的艰难处境，若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可以写人物经济上的困顿，可以写工人阶级在经济结构转变中的处境，可以控诉社会不公。可是作者并未由此顺流而下，他忽然一转，写出了后面的故事，真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又一村。出于感恩之心，杨化学做了出格的事，他与同学耿建国杨发生了关系，此举在道德上不被允许。就在局面要好转之时，她的儿子小艾忽然落水而死，而且死因据说是为了救小伙伴，于是情况霎时变了。死去的小艾成了英雄，被评为“见义勇为好少年”，树为典型，一时电视台采访，报导先进事迹，杨化学也得了两万块钱，可谓名利双收。可是，杨化学不要“光环”，她要真相。当她知道了真相之后：儿子并不是救人而死，而也是不小心溺水而亡，于是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名与利，去澄清事实。事后，杨化学一下子踏实起来，小说写道：“杨化学没再说什么，她翻了一个身，只几分钟的功夫，屋子里就有鼾声响起来。”作者写底层小人物，尽管写了其困顿，但并不就人穷志短，尽管了写了她作了出格之事，但依然是善良的，并不因为名利就牺牲品质，丢掉人格，诚如作者所言写出了小人物的自尊、自信和自强。比如，《麻玻璃》中的小敏，尽管背着丈夫一时出轨，和玻璃店的老黄发生了关系，但是小敏和老黄都有情有义，他们尽管犯了错误，但终归于善良。再如《身体的法码》写了一个“坏女人”的故事，因为经济的压力，大梅背叛了未婚夫，将自己“出租”给了其他男人，但大梅有情有义，举止得当。在得知那个男人生病之后，她找到他的家乡，小说写道：“大梅趁眼镜的姐姐转身去给她倒水的时候，拉了一下眼镜的手，觉到的竟是一丝凉意，她使劲握了握便迅速地将手抽了回来。大梅从怀里掏出那个带着她体温的手帕包，抖开里面那五千块钱，塞到眼镜的枕头底下，说是一起做买卖的几个兄弟姐妹捐出来的，给眼镜看病用。”大梅也没有对她的未婚夫隐瞒，“大梅给陈耳写了一封信，说她在城里勤工俭学时，不小心被一家餐馆的老板给占了身子。她说自己的身子已经不干净了，已经不仅仅是只被你陈耳睡过了，让他自己选折。如果你不嫌弃，那就等我一年之后毕了业，我们完婚，要是嫌弃的话，那你也可以反悔，这几年供我念书的钱就算是我借你的，我有了工作挣了钱还你。”大梅尽管作了出格之事，但她还是那么善良，大梅尽管是“坏女人”，但却那么美好。

　　第三类写犯了罪的小人物，这类小人物是罪犯，迫于种种原因，他们堕落为罪犯，但作者还是强调了罪犯善良和美好的一面。比如《逃跑的婚姻》，小说中的女人是骗婚者，按照常理她就是骗子、罪犯。可是这篇小说却没有过多写骗子的劣迹和犯罪行径，却写了这个罪犯的内心挣扎，写她逃走了，施骗成功，可是最终良心发现，于是又折身回来。作者又写出波澜，事情起了变化，李河腿断了，女人被捕入狱。可是这个时候，女骗子美好的一面迸发了出来，小人物李河善良的一面也显示了出来，小说写道：“李河嘶哑着嗓子喊，就是五十年也等，只要俺活着和你活着，你就是俺李河的媳妇。”这些情节感人至深。比如《为男人摆渡》，打劫者犯罪也是出于无奈，被打劫者不记仇、不报复，反而去帮助打劫者。再如《请戏》，小说写一个逃亡的杀人犯，挖煤窑发了财，爱上了一个同乡离婚的女人。为了满足女人父亲的心愿，杀人犯千里驱车回家，为其父亲请戏，同时做好了投案自首的准备。杀人犯给人的印象肯定是凶恶的、残暴的，可是这篇小说娓娓道来，前因后果说遍，完全颠覆了杀人犯给人的形象，这个杀人犯迫不得已而为之，他有情有义，几乎完全成了正面人物。这些小说并没有走极端，并未写人情与法律之间的冲突，在小说里，法律、人情都各得其所，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于法律上而言，这些罪犯还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们毕竟是罪犯；于人情上而言，这些罪犯回头是岸，也得到了谅解与宽恕。

　　在徐岩的文学世界中，几乎没有坏人，即使有坏人，但坏人终归还是好人；在徐岩的文学世界中，没有绝对的恶，即使写了恶，终于还是归为善。徐岩似乎坚持“性善论”，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他执着地写小人物美好、善良，小说一篇接着一篇，人物一个接着一个。但徐岩笔下的小人物并非高大全。高大全毫无瑕疵，这是人为拔高。如果这个人可以到达高大全的程度，以之为高大全这没有问题，可是写作者本身到不了那个程度，人物也到不了那个程度，只是强行拔高。高大全不是现实，而是将理想强行付诸现实之中，因此高大全的现实是伪现实。徐岩则不然，他笔下的小人物有血有肉，都比较饱满，他们有缺点也有优点，尽管有瑕疵或者犯错误甚至犯罪，但他们最终都归于善良和美好。这些小人物所做的都是他们可以做到的，并非人为拔高。

　　徐岩走的是写光明之路，因此他的小说总是归于善良和美好。原因何在？或许有二。一、屁股决定脑袋。徐岩是军人，且一直在军队行政部门任职，他的工作和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不得不走“写光明”之路。二、出于自己的选择。“隐恶扬善”是我们的传统。恶永远不会绝迹，社会总是“鱼龙混杂，凡圣同居”，如果写太多的恶，将给人以灰暗、阴冷之感，而写光明，则给人以希望与温暖。徐岩之所以走了这样的路，如此去描写小人物，应该是这两个原因的结合。

　　社会总是不喜欢走中庸之道，往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外一个极端，以一个极端反对另外一个极端。“高大全”类型的人物在今天不断遭到摒弃，雷锋不断遭到质疑，好人不再是社会的标杆；“痞子”反而成了英雄，余华的《兄弟》就写出了一个当代的英雄，时代的宠儿，李光头才是今天的英雄。今天写黑暗，或者走批批判社会之路者往往更容易博得声名，会被誉为斗士或者良心之类的称号。这条路上所走的人不乏真诚者，不乏写黑暗其实是为了光明的人，但亦有沽名钓誉者，亦有只图一逞口舌之欲而不计后果者，亦有只看当下而缺乏长远考虑者。写光明的人往往会被称为“歌德派”，因为当下的社会问题很多(其实哪个时代社会问题又少过呢)，他们似乎置之不问，只是一味在唱赞歌。写光明者其中也不乏真正的“歌德派”，但徐岩不在此列，很多社会问题，他在小说中都有触及。徐岩走这条路，或许别有怀抱，而这条路在今天实在显得难能可贵。

　　徐岩走的是传统之路，他写美好、光明、善良。中国的传统小说或戏曲往往以大团圆为结局，这曾屡遭批评，说中国缺乏悲剧精神云云，但其实这恰恰能见出先哲悲悯之心，在恶中看到善，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死灰中看到火星，在阴中看到阳，在未济之中看到既济。

　　二、陈集益：插在地上的刀子

　　陈集益先生是浙江极为优秀的青年小说家，这些年他默默地写了多篇小说，其吴村系列等颇受好评。迄今为止，集益已出版了小说集《野猪场》(作家出版社2011年)，即将出版《长翅膀的人》(浙江文艺出版社)。集益的文学成就也逐渐得到了社会的认可，2009年他获得《十月》“新锐人物奖”，2010年又获得“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奖”。

　　据说，集益年轻的时候生活曲折，曾受过很多的磨难。集益小时候生活在农村，一路读书，然而高考失败，其后有八年的时间辗转于温州、杭州等地，过着流浪般的打工生活。我不知道这八年具体发生过什么事情，但是他肯定经受了贫困、艰辛、冷眼、无助、虐待、疲惫、苦闷、屈辱，他肯定生活在苦难与阴暗之中，之后这些情绪与记忆反而成了其思想和写作资源，化入了他的小说之中。比如集益的那篇《特殊遭遇》还能隐隐约约地让我们看见他打工时期的生活片段，用小说中的话就是“日子过得跟旧社会的奴隶好不了多少”。九二年之后，中国全面市场经济化，资本的逻辑主导着一切，工人或者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肯定极艰辛。集益于此有切肤之痛，他对时代的弊端有着深切的体会，其后他的小说主要就是写这些问题，甚至可以说集益开始是以小说为嚎叫，他要将其体会到的那些压抑和不满宣泄出来。

　　集益自述道，有两个人教会他从事文学，一是崔健，二是卡夫卡。他说，崔健教会他如何面对这个时代和如何看待这个时代；卡夫卡则教会了他如何写小说。这两个人是理解集益的关键，他们也可谓是集益思想的上端，集益目前所写的小说就是取崔健和卡夫卡的一些元素，然后有所变化。集益觉得“崔健是用一把刀子，捅在“时代和我们生活的腰眼上”；那么卡夫卡用的是一枚针，他很清楚这枚针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扎在什么样的穴位上。”[1]集益将崔健和卡夫卡都理解为尖锐之物，一个是刀子，一个是针，他们都扎在了时代的要害和穴位上。集益对崔健和卡夫卡的理解，能够见出他的世界观和其小说追求。集益的小说确是尖锐之物，像一把刀，砍向他所看到的问题；同时其小说细部又处理得很好，所以又像一根针，深深地刺疼了这个时代。

　　是谁，让如此瘦弱的集益变得如此尖锐？是什么，让如此斯文的集益充满着阴暗、愤怒之气？大而言之，是九十年代以来的社会问题使然，集益的作品就是九十年代以来社会问题的产物。因此集益的小说在今天容易引起共鸣，因为我们依然承受着九十年代以来社会问题的共业。

　　崔健在八十年代是盛极一时的人物，卡夫卡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对于先锋作家而言也如教父一般，一时学卡夫卡者不可胜数。集益尽管深受他们的影响，但是他对崔健和卡夫卡的接受却不同于八十年代语境中的理解。集益借用了崔健和卡夫卡，但是却表达了九十年代以来的时代问题。但是，我觉得集益对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未必会有整体的理解，他只是这次变化的亲历者、受害者或者受伤者，因此当他带着伤痕去写他的经历时，却无意中应和了时代的主题。

　　八九十年代中国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九十年代，工人问题和农民问题日益突出，那些年集益在农村或在城市打工的过程中肯定备尝了人间的冷暖与人世的艰辛。崔健崛起于八十年代，他这颗“红旗下的蛋”，通过摇滚这种形式，表达了他的愤怒和批判。集益则是找到了小说这种形式，表达了他对时代的愤怒。好在写小说不需要什么成本，唯一支笔，一张纸而已，若电影、电视，常人只好望洋兴叹。集益以小说的形式充分传达了九十年代以来社会的阴气，他的小说中充满着反叛、暴力、贫穷、怪异、阴暗、鬼气、抑郁、恐怖等意象。崔健的摇滚是呐喊，喊出了八十年代青年人的处境和他们的愤怒之情，崔健主要针对的是八十年代之前的意识形态；集益认同的不是崔健的反意识形态，他出生于1973年，极左思路的记忆对于集益而言未必很多，集益只是是借用了崔健，他也以小说去表达他们的愤怒，但是愤怒的原因和针对的内容却已经发生了变化。集益的小说《告别演出》(《百花洲》2009年第6期)，充分展现了崔健对其产生的重要影响。小说写一个摇滚乐队在当下的命运，这个乐队名为“锥子乐队”，或许这是化用了崔健“刀子”的意象，两个主要参与者名为刺客、老刀，他们的名字都与刀有关，这些意象都充分表达了集益的态度与立场。这个乐队与其所居的环境(两头乌市)极其对立，二者似乎势不两立，一再发生冲突，乐队被解散，乐器被没收，乐手被拘留。几经努力，历经波折，锥子乐队作了一次“告别演出”。小说写道：“几乎所有的人因此振奋了，恼怒了，理解了，或者愤怒了。我不知道。我只看见他们就像波涛一样动了起来。”这是愤怒了的人群的反应，这股力量让人战栗、恐惧。一旦愤怒的人群被撩拨起来，不满被调动起来，后果不堪设想。可是人群缘何愤怒？九十年代的“崔健”(集益)感何而生？这不得不归因于时代的问题。若要平息人群的愤怒和怨气，若要让九十年代的“崔健”归于沉寂，所应做者唯有尽力解决九十年代以来的社会问题。

　　通过卡夫卡，集益似乎学会了变形，他对时代的愤怒有时候通过一种夸张的、荒诞的方式表现出来。然而集益最终却未流入先锋文学一路，他走出了自己的路，他的小说是时代愤怒之象。

　　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如何表达愤怒，如何表达时代的阴气，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直接的描述，写实的表达，似乎比较危险，也难以被接受。那么或许可以变形一下，隐晦地表达，可以不谈人世，以谈狐说鬼来说人，比如可以谈谈野人、野猪，谈谈蛋和青蛙。如此，卡夫卡的变形和荒诞就成为了集益的修辞，可以用先锋文学的面貌遮掩一下批判现实的锋芒。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很多作品集中于写个人体验，个人心灵，但是集益一转，先锋文学的元素在他那里却变成了批判现实。集益这一类的小说比较多，比如、《蛋》(《西湖》2007年11期)、《青蛙》(《文学与人生》2010年第3期)、《吴村野人》(《江南》2011年第3期)等。

　　《蛋》是一篇极富卡夫卡色彩的小说，小说写一个江郎才尽的北漂作家，他绞尽脑汁，但写不出好的作品，在痛苦万分之际，这个作家却产下一只蛋，于是他希望通过贩卖蛋走向致富之路，最后落得家庭破裂，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小说看似荒诞，读来却让人心酸不已。1978年之后，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一些略有小成就者在城市中的生存状况如何，这篇小说能够见出。《青蛙》写表哥施长春变成了青蛙，小说主要写青蛙表哥逃亡，然后被扑杀的过程，场面血腥，气氛恐怖。然而表哥如何变成了青蛙？作者在交代捕杀青蛙的过程中，似乎不经意间作了交代，然而有时候最漫不经心的却恰恰是重点和关键。小说写道：“我的表哥因为穷得养不活一家人，而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卷起裤腿，捉了足足十来斤青蛙到城里去卖，结果表哥被警察抓住了，痛打了一顿，最后不知怎么的，他们还强迫表哥吞下了一只活蹦乱跳的青蛙。”表哥回家后就变成了青蛙，之后青蛙表哥逃亡，然后被虐杀。小说所要表达的内容比较明显，但是表达的方式却颇为曲折，通过变形(表哥变成青蛙)写了这起虐民事件。这样的内容或许有些禁忌，但是若变形一下，以先锋文学之名，以卡夫卡的面貌出现，或许能够冲破禁忌，消息可以曲曲折折地传递出来。《吴村野人》颇能见出集益的才气和无羁的想象力，他从野人这个核心意象入手，写市场经济可以将“野人”驯化，成为赚钱的工具，但是“野人”后来出逃，报复了吴村。这篇小说写了吴村的群像，写出了在市场经济大潮之下，一切向钱看，无所不用其极，人心大变的境况。

　　集益也有另一类作品，这些作品比较写实，没有变形或荒诞，只是这么直接去写社会的问题。这一类的作品也比较多，比如《恐怖症男人》(《山花》2007年第2期)、《阿巴东的葬礼》(《十月》2008年第5期)、《城门洞开》(《十月》2008年第5期)、《瘫痪》(《天涯》2008年第6期)、《野猪场》(《人民文学》2009年11期)、《流产》(《江南》2010年第4期)、《特命公使》(《延河》2010年第10期)等。集益的这一类小说，颇能见其才气，他往往能够找到事情的症结，然后选择了一个巧妙的角度，剑走偏锋，险招迭出，观众不得不暗暗叫好。集益往往从一个中心意象入手，由此深入，于是触及到了关键，如此一方面小说非常好看，精彩纷呈，另一方面也能在叙述中也见出了90年代以来中国的主要社会问题。

　　《恐怖症男人》带有先锋小说的色彩，但是却融入了现实的问题，“恐怖症男人”可谓新时期的白毛女。小说写了两个人的故事，一是流浪小说家，一是那个恐怖症男人。恐怖症男人大学毕业，曾经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幸福的家庭，后来因为失业，找工作屡屡受挫，逐渐家庭破裂，男人为了逃避社会，躲在家中储藏间的木箱子里，于是曾经体面的男人变成了恐怖症男人，城市中的生存压力把活人变成了鬼。《恐惧症男人》与《蛋》颇相似，只是一篇变形，一篇不变形，一篇先锋色彩浓厚，一篇先锋色彩颇淡。《蛋》中的主人公若能一分为二，就成了《恐惧症男人》中的两个人物。两篇小说皆写城市居住之不易，写了城市中的底层(流浪小说家)和曾经的中层(恐惧症男人)在城市中的境况。《阿巴东的葬礼》极震撼，写两个人的葬礼，一是阿巴东，他的葬礼极铺张、张扬；一是老满头的儿子建设，他的葬礼悄无声息。阿巴东是恶人，他的儿子腰缠万贯；老满头的儿子建设是农民工，但在城市中被城管打死。农民工涌入城市之后，在城市中苦苦觅食，这个过程中很多人死于非命。2011年，摩罗写了一本书《我的山，我的村》写“我的村”非正常死亡，其中一部分也写外出打工过程中死亡。只是摩罗是纪实笔法，集益则是小说笔法，因此戏剧性较强，冲突强烈，比较好看。《城门洞开》则是关注了农民进城的问题，小说写一个家族向城市迁徙中的艰辛和屈辱。父亲碍于体制，不能进城市；后来“城门洞开”，大哥通过当兵，二哥通过高考，高考失利则往深圳打工。农村人口往城市的迁移，大体有这三种途径：当兵、升学、进城打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人口浩浩荡荡，纷纷进城，但以打工为主。集益以小说的形式写出了进城的艰辛，以及这个家族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二哥高考屡屡失利，几乎疯掉；父亲苦苦等待大哥和杭州女人结婚的消息，在焦灼和失望中也疯掉了。《瘫痪》也写农民工的问题，只是不写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窘况，而是写农民工走后，家里所发生的问题。小说选择了一个特别的视角，由此牵一发而动全身。丈夫进城打工，妻子在家被村长强奸，小说写丈夫面对这个问题的反应。这个曾经的“硬汉”，这个曾经“好恶斗狠”的丈夫面对这个事情却无比软弱，他只是打了妻子，打伤了父亲，扎瘸了自己，却终不能复仇。在小说中，勇气和力量似乎与钱成正比，这个丈夫赚不到钱，没有资本为后盾，就没有勇气和力量。《野猪场》也充分展现了集益的才气，小说跌宕起伏，时有惊人之举。几个年轻人怀着发财梦，圈山养野猪，但是几经波折，诸多方面皆想来分一杯羹，事件屡出，他们也锒铛入狱，据说勤劳可以致富，但是到头却一场空。《流产》也角度奇特，写一个妓女从良后的生活。小说中的焦点是“流产”，由此之故，一个幸福的家庭，走向了衰败，最后致于丈夫杀死了妻子。《野猪场》和《流产》都写到了各方面对于略有资本者的盘剥，最后终于被掏空。《特命公使》如同《瘫痪》一样，皆写农村近况，这篇小说也颇为好看。农民中的青壮年几乎全部进城打工，唯有妇女和老幼留守。小说通过老村长寻花问柳，写出了农村中的这种窘境和现实。

　　集益的第一类作品偏虚，第二类偏实。第一类是以虚写实，第二类是以实写实。第一类作品多少尚有先锋文学的痕迹，第二类则几乎脱去了先锋文学的套路，走出了自己的路。集益在小说中所涉及的意象大体如此：野猪、野人、葬礼、流产、瘫痪、洪水、跳蚤、恐怖症、抑郁症、青蛙等。这些意象与死亡、暴力、阴暗都有关，这就是集益以小说营造出来的世界，这就是集益所理解的当下世界。上面两类作品多写当下，当下在小说中被呈现为阴暗的，可是集益涉及到历史之时，历史也被呈现为阴暗的。比如集益的小说《往事与投影》，写一个家族的历史和当下，情节充满着疯狂、躁动、血腥、暴力、不堪，气氛压抑，场面恐怖。再如《洪水、跳蚤》，这篇小说以写“父亲”为主，“父亲”是前代，是历史，但“父亲”的生活中也是充满着“洪水”、“跳蚤”，非常阴冷。集益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视野就是“我”和“父亲”，具体说就是当下的生活和父亲的生活，但皆充满着阴气与鬼气，没有一丝的光明。

　　集益极喜欢崔健“刀子”的意象，他的作品就是一把一把插在大地上的刀子，这些刀子插中了时代的问题，触到了时代的神经。扎在地上的刀子，这是很酷的姿态，但是我不知道集益能否承受得住这个姿态所带来的弊处，我不知道一个满目疮痍者情何以堪。有一次，我看集益的博客，他似乎说，觉得自己不会再快乐了，我吃了一惊。我不知道集益现在快乐与否，他到北京之后，似乎境况逐渐好转，现在他的小说也颇受认可，同时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不知道当下的这些喜气会不会冲淡一下集益年轻之时的记忆，当下改善的生活处境能否让其对世界的看法略有改观。集益背负了过多时代的阴气，一如他的博客，底色是黑的，唯有字是白色的，其作品的总体格调是阴郁的，黑暗的，唯有文字是光明的、鲜亮的。我倒希望集益能通过写作，一步步将黑色去掉，逐渐将心中的阴影驱赶出去，尽管时代尚有问题，但是或许可以将自己的光明显出来。

刘涛2011-8-17 中国艺术研究院

　　[1] 陈集益：《插在地上的刀子——我的文学启蒙》，见《十月》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