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忠:尝试在文学史学 管理学跨界写作

　　人物名片 张培忠 1965年10月出生，广东饶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乡村小学教师、机关杂志编辑；先后在广东省教育厅、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工作；现为中共广东省委巡视组副组长、副厅级巡视专员。已发表小说、评论、报告文学等作品100多万字，其中长篇传记文学《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获第八届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入围

　　《海权战略：郑芝龙、郑成功 海商集团纪事》 张培忠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文学要落实到人才会具体。所以，在选择人物的过程中，写什么、不写什么很关键。”张培忠的身份有些特别——广东省委巡视组副组长、副厅级巡视专员，同时也是位作家。进入他研究视野的人物总是带有双面甚至多面的，譬如张竞生、张九龄，譬如这次的郑成功。

　　近日，他的新著《海权战略——郑芝龙、郑成功海商集团纪事》由三联书店出版，该书不仅为这一史实进行拾遗补缺，还独辟蹊径从战略管理的理论层面揭示了郑氏海商集团的全球意识和商业意识，在当下全球军事环境严峻的形势下，他想以此书唤起中国的海权意识和忧患意识。“历史研究要有新发现才有价值，而这本书更是我在文学、史学和管理学跨界写作的一次尝试。”张培忠说道。对于该书，中国海军原司令员、海军上将石云生这样评价：“站在海权战略的宏观高层，以海商经济为拓展主轴，运用纪实文学的创作技法，为我们奉献了一部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理论创新价值和文学欣赏价值的好作品。”

　　【谈创作缘由·“端家底”】

　　第一部写海商集团

　　第二部写收复台湾

　　南方日报：您的新著讲述的是三、四百年前郑氏父子海商集团在中国南海所展开的全球化竞争和战略冲突的故事。相比上一次的张竞生，这次人物不论时间和角色跨度都挺大的，您为什么会有研究这段史实的想法？

　　张培忠：原本我的业余写作有个“三部曲”计划，在写完张竞生这个“文人”之后写张九龄这个“官人”，再写郑成功这个“武人”，计划都由三联书店出版。但中山大学常务副书记兼副校长、明清经济史专家陈春声教授很早之前就推荐我研究郑成功，并将其积累了多年的史料全部提供给我，他认为郑成功将台湾收回到中国版图，是个民族英雄，同时又是一个海盗，非常具有可写性，也很认同我此前在《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中用学术与文学相结合处理历史题材的方式，建议我试试。

　　可以说，郑成功的历史地位比张竞生高，而且他的母亲是日本人，他在日本长到7岁才回到国内，在他的父亲郑芝龙投降清朝之后揭竿而起，又在潮汕的南澳起兵反清复明，后将厦门、潮州等作为他抗清根据地，到最后收复台湾成为一代英雄，这令他的故事变得十分传奇。但因为刚开始毫无头绪，不敢答应。后来，我找来郑成功的家谱来读，发现他的老祖母谭氏是潮州澄海县人氏，就突然来劲了。这样一来，郑成功便是我们广东老乡，他不仅有潮汕人血统，后来还被封“潮王”，不过他没敢接受，这就说明了郑成功和潮州有血缘和精神上的联系。这一点在学术上还没被人发现，我和陈校长提过之后，他也说没看过这方面的资料，历史研究要有新发现才有价值，所以便下定决心推后张九龄的写作，全情投入对郑成功的研究。

　　南方日报：您原本是打算写一部郑成功的传记，为什么首先专注于他们的海商集团？毕竟郑成功和张竞生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物，研究的时候有什么困难？

　　张培忠：这得益于我在中山大学读EMBA时的导师——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亚东教授，当时写EMBA毕业论文的时候我想和我的研究结合起来，那时我正在读郑氏海盗商人集团的史料，同时在课上陆亚东教授系统讲授了全球化、竞争和贸易的话题，我发现这二者非常吻合，而且郑氏海商集团时期是中国海权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以史为鉴，正好为观察当前南海危机提供一个历史的独特的视角，在得到陆教授的认同后我便采用战略管理的理论去分析这个既是商人集团、又是武装集团的明末清初的跨国企业，这就是我跨界写作的原因，这本书也是文学、史学和管理学结合的一个作品。

　　当然，难度是非常大的，首先便在于史料的收集。因为郑成功的史料浩如烟海，不知从何下手，还有一些二、三手的史料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考证，加上我本身有公务员的工作，只能利用业余的时间进行研究。目前这部作品主要讲海商集团，这只是一个侧面，第二部作品准备浓墨重彩写郑成功收复台湾，这是他人生历史当中最华彩的一个篇章，希望明年底之前能够出版，这也是省委宣传部主要领导亲自抓的几部重点作品当中的一部，写完这一部后，我最终会用40万字的篇幅来创作《侠客与英雄——郑成功传》，希望能更全面、多角度、立体化地展示和分析这个人物和那个时代。

　　南方日报：从学术和文学相结合的写作方式中有没有找到一些写作规律能让作品被读者更好地接受？您写作的对象都是广东历史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但因为广东也是一个很大的移民城市，一些年轻人并不是太能找到文化认同感，如何让广东的传统、历史和人物更被年轻人和新广东人接受？ 

　　张培忠：这是一个重要而尖锐的问题，最近广东主要领导讲到“广东文化不够鲜明”，确实是切中要害，我们以往没有把丰厚的文化资源利用好。其实广东是一个文化非常有特点的地方，从近现代开始到改革开放，广东都是在经济上“唱主角”，文化人缺位。

　　广东文化有很多好东西，但是没把它“端”出来。所以，文艺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要积极响应领导的号召，找准位置，有所作为，把广东文化的品牌擦亮、打响。首先要挖掘。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家底”，对家里的好东西做到心中有数。我的业余研究与写作主要也是挖掘，《文妖与先知》我挖了20多年；其次要提升。要用现代的精神去灌注它，重新解读它。就像今年是六祖慧能圆寂1300年，如果还用旧的眼光去看《六祖坛经》的话，它的时代精神就无法显现。毛泽东当年提出“卑贱者最聪明”就是把《六祖坛经》中“下下人有上上智”的观点换一种时代解读，我们需要对这些资源进行现代转化。最后要整合。要在新的平台上对优质因素进行有效整合，积极实施“平台战略”，平台十分重要，你在多大的平台上进行整合，就在多大的层面上成就你的事业。如同乔布斯的苹果很多技术都是别人想出来的，但是他开放这个平台，又整合这个平台，好产品就能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索尼曾经引领世界潮流并且有很多原创，但不善于整合，正如陆亚东教授所言，“苹果一整合，索尼就垮掉”，我认为这是非常到位的点评。

　　【谈写作方式·“打深井”】

　　不但写意气风发

　　也要写性格缺陷

　　南方日报：现在市面上研究郑成功的专著非常多，您如何独辟蹊径呢？ 

　　张培忠：如果把海商集团当作是一个企业，郑芝龙是开荒元老，而郑成功就是一个继承人。郑芝龙商人的身份造成他人生的最大败笔，他过于精明，过于算计，在清兵南下占领福建的时候他选择了降清，郑芝龙降清时已带走了十多万人一起投降，剩下的已四分五裂，各据山头，郑成功可谓一穷二白，从头做起，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创二代”，经过艰难困苦，才逐渐把以前郑芝龙的资源收编和整合起来，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大做强。

　　我认为，我党在革命党时期重点研究农民；在执政党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要好好研究商人。商人创办企业，提供就业，创造财富，是推动创新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一环，我研究和写作郑氏海商集团，也蕴含着这种因素在里边。但目前我们对商人的研究还很不够，广东有非常深厚的商业传统和商业根基，例如十三行，从一口通商到六口通商，就像是一片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近现代的广东有很多写作的好题材，是一座文学的富矿，作家应该成为一个诚实的、聪明的矿工，找准自己的方向，然后锲而不舍地挖掘，致力于打一口文学的“深井”，要有自己的发现，在学术上才有价值，在文学上才有特点。也正因为我对郑成功的历史有了自己的发现，我才有写作的冲动，不然前人，包括洋人已有汗牛充栋的研究，根本难以下笔。

　　南方日报：您曾说“写历史人物是为现实服务”，具体到郑成功身上对当下的我们有什么启示？您是怎样看待郑氏父子这种商业和军事相结合的运作模式的？

　　张培忠：这是一种很独特的模式，他们有海盗的特点，因为要生存才要进行贸易积累经济基础，海盗是一个历史现象，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海盗行为肯定是我们所反对的，但我们此时此际，从全球战略的视角来观察，在美国重返亚洲、若干邻邦在南海海域兴风作浪的形势下，我研究明末清初的郑氏海商集团，更多地是从精神层面上去看待它，用精神传统和血脉来接通它，海盗的冒险精神、进取精神、全球意识和商贸意识是很值得我们去借鉴和继承的。这本书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其提振民族精神和增强忧患意识的作用，希望能为大家提供另一种口味的精神粮食。

　　以前我们不太重视海军，而郑芝龙郑成功的年代可谓是中国“海权”的全盛时期，后来康熙为了防止郑成功反清复明，才把从山东到广东的海岸线封锁起来，实行“海禁”和“迁界”政策，这个政策不是出于经济考虑，而是国家安全考虑，但最终导致了整个国家的积贫积弱，到了甲午海战海军全军覆没，当时整个民族精神都溃散了。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主席号召要建立强大的海军，我们的海军建设才开始起步，但那时的主要策略是近岸防御，比较被动；直到改革开放以来实施近海防御，海军意识才得以开始建立。中国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因为有200海里经济专属区的法律规定，钓鱼岛其实不单是国土之争，更是资源之争。如今陆地很多资源濒临枯竭，大家对石油、天然气的目光投向大海，海洋拓宽了财富开发的资源，所以，我们原来薄弱的“海权”意识必须加强。   

　　南方日报：现在商人已经突破了原有的概念，在现代一种商业模式的诞生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如何写出郑成功身上的多重身份和丰富内涵？

　　张培忠：郑芝龙和郑成功这对郑氏父子是在明末清初西方资本扩张下的全球化贸易中顺应时势而生的商人，而我写他们就是要研究商人。商人开放的意识和全球的意识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需要的，成功的商人和企业家，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比拟的，例如马云、马化腾、李嘉诚，这样的商人对社会的推动是了不起的。 

　　对于郑成功，不仅要写出郑成功的意气风发、慷慨激昂、坚贞不屈，同时也要写出他内心的痛苦、挣扎、冲突，写出他的脆弱、性格缺陷和不幸。从“人”的角度来看，郑成功有他性格上的致命弱点，首先他刚愎自用，但他治军、持家、律己异常严格，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同时始终保持海盗暴戾作风，为了征粮杀戮沿途村庄，但他高瞻远瞩，万死不辞，终于打败了荷兰人，收复了台湾，确保台湾入版图，从海盗转型为英雄，这里面有很大的表现空间。

　　【谈研究方向·本土化】

　　郑成功与广东有渊源

　　曾被封“潮王”

　　南方日报：我留意到您在这本书中还用到一些《道德经》的观点去研究郑氏海商集团对中国企业的战略启示？

　　张培忠：对，老祖宗对战略管理有很多好的观点。如今，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硬实力不断增强，在这样的情况下软实力也需要跟上，而软实力就体现在各个层面：政治新理念、经济新模式、文化新产品等，管理学也要有中国式的管理学，但是现在管理学的教材大多数都是西方的。中国其实是管理大国，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就证明了古书中潜藏了非常丰富的管理思想，但是我们现代的的确确缺乏对古典资源进行推陈出新。

　　《道德经》中“道生之，德畜之，物行之，势成之”实际上就是非常好的管理思想，“道”就是规律，既有自然的规律也有人文的规律，万事万物都有它的规律，比如郑芝龙的海商集团之所以能够应运而生，就是因为他把握了这个规律、抓住了契机；“德畜之”就是要厚德载物、讲诚信、建制度、育人才等，把“百年老店”做大做强；“物行之”就是要有自己原创的东西，比如商业模式，郑芝龙郑成功的海商集团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这点上父子俩不同，郑芝龙主要是和日本人、东西洋地区做生意，还有向来往船只收保护费，郑成功的商业模式是“山五商”、“海五商”，主要是管理采购和外贸运输。“势成之”讲的是如何把握机遇化劣势为优势。《道德经》里的这些管理理念到现在不论是组织管理或是国家治理都能有所启示，这就是我们的传统资源，配合丰富而深刻的现实实践，再加上外来的先进技术、先进理念，这三者的叠加就成为我们创新的方向，文学的创新也同样遵循这个道理。任何好东西只有通过中国化，才能最终在这片国土上生根落地。

　　南方日报：广东是一个海洋大省，海上资源非常丰富，而潮汕人又以善于经商著名，这次对于郑氏父子的研究挖掘出哪些对潮汕文化有意义的信息？

　　张培忠：我把这次研究当做是研究商帮文化、乡土文化的重要内容，一般人认为郑成功是福建人，跟广东的关系不大，但是通过我的挖掘，他和广东有着紧密联系：他有潮汕的血统，潮汕也是他海上起兵的地方，他和广东有着很深的渊源。为什么郑成功会选择在南澳作为起兵地点？就是因为他的父亲郑芝龙是在这个地方被封为副总兵，在那里经营了七八年；同时当时清兵的势力还没有渗透到那里，所以当福建被清兵占领之后，郑成功自然往清兵力量薄弱的地方走，加上他父亲在南澳当官多年之后，有民众基础，能够成为征兵和征粮的重要基地。

　　从人物研究方面，郑成功的老祖母谭氏是澄海人，这又是一个新的研究资源。当年永历皇帝鉴于郑成功对南明的忠心耿耿和精心保护而封他为“潮王”，“潮”就是潮州，只是后来他感觉自己的功绩还不够不敢接受。所以郑氏父子和潮汕地区的联系十分密切，他们的那种冒险精神在当地就十分盛行，“国姓爷”(南明隆武帝赐郑成功姓朱，故有此称)的称号在潮汕地区更是妇孺皆知。

　　南方日报记者 周豫 实习生 冯梓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