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五十，中国当代先锋写作的一条轨迹

　

　　有了孩子就不再看《米》” 今年4月18日，苏童作客华中科技大学讲解“现实俯瞰小说”。50岁的苏童面色黝黑潮红，微微有些肚腩，说话也有些沙哑。说起曾备受争议的小说《米》，他说：“那是先锋实验时候写的，杀气腾腾，追寻人性恶的最大值，所有的人物加起来没有一点温情”。他透露，曾经有个邻居说，一个正常人怎么会写出这么变态的东西，后来就不跟他说话了。“有了孩子，我自己也不再看《米》这部小说了。”(图：CFP)

　　五十岁的苏童用第八部长篇小说给自己当生日礼物。要不是作家自己泄露天机，还真有点难以接受——生于1963年的苏童“知天命”了。而他是1987年第5期《收获》“先锋作品专号”推出的首批先锋作家中最年轻的一个。其余几位，马原生于1953年，张献生于1955年，孙甘露和洪峰生于1959年，余华生于1960年。

　　我们印象中的先锋作家似乎永远年轻，然而，苏童的文学生涯多少还是沾染了风霜。1983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89年中篇小说《妻妾成群》问世，两年后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苏童这才真正走入大众的视野，成为所谓畅销书作家。2000年后一度沉寂，而今又开始“起飞”。

　　五十岁的生日大礼

　　苏童说过，他和《收获》杂志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契约关系，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品他都会首先交给《收获》。2013年2月22日中午，苏童给《收获》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邮件里他简单地写道：阿新，我再发一次，收到了告诉我。附件是一篇20万字的新作。

　　苏童的长篇创作保持了一种匀速的态势。从《米》诞生的年头1991年算起，基本上每3年完成一部长篇。程永新收到的是苏童创作生涯的第八个长篇小说；之前的七个分别是《米》，《我的帝王生涯》，《城北地带》，《菩萨蛮》，《蛇为什么会飞》，《碧奴》，《河岸》。

　　3个月后，苏童的新作发表在2013年第3期《收获》上，名字叫《黄雀记》。小说的名字有过反复。很长一段时间都叫《小拉》，“小拉”是上世纪80年代南京一带青年人风靡的交谊舞，很有时代特征，也是小说中女主人公的蒙难之舞，切题。但在杂志临发排前，苏童改作了现在的名字。程永新提醒他，现在叫某某“记”的小说太多了，“小拉”倒不错，新鲜，没有人用过，有意思，吸引人去看。但苏童考虑后，还是决定改。他的理由是《小拉》这个名字恰恰太“时代”了，太切题了，他想要抽离一些，抽象一些。《黄雀记》得名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古语。苏童对记者说：“小说里没有黄雀，但其情节，确实有相应的紧张感和戏剧感。”

　　小说重新发生在香椿树街上。这条街被苏童认定是这个世界给他的压箱底的礼物。20多万字，表面看是在说一桩早年错案遗留下未尽的罪与罚，但并非那么简单。小说的氛围、对话仍然是苏童式的诗性、细腻、含蓄，他像剥洋葱般层层剥开一个原本可能会俗套的故事，但真相大白只是小说的中点，往后才是重点戏，张力十足。

　　从1986年约来了苏童的短篇《青石与河流》开始，及后来的《罂粟之家》、《1934年的逃亡》、《妻妾成群》等至今，文学编辑程永新始终从一个很近的角度观察着苏童的文学轨迹。这次采访中，苏童向记者笑言他是被程永新“看”着长大的。“他能解读我创作上的一举一动，洞悉作品流露的所有蛛丝马迹。

　　但新作让程永新有了意外的感觉。苏童在变化。“《黄雀记》是一部厚重的作品，苏童以往的小说比较‘轻’一点，从来不担当那么沉重的话题。他在沿着《河岸》的思维继续往前走。相比《河岸》，河岸是局部的、片断的隐喻和象征，而《黄雀记》整个故事就是一个巨大的核心象征，直接触及我们这个民族最深处的东西：你怎样面对过去，面对历史，面对你自己。”紧接而来的是高兴，程永新说，苏童一度从天上落到地上，现在他又开始起飞了。

　　苏童本人向记者这样谈新作：“《黄雀记》带给了我巨大的满足感和喜悦感，我把这部小说作为自己五十岁的生日大礼。”

　　几度自我突围

　　现在我们来看看他迄今为止的文学生涯。苏童成名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今仍挺立在中国文坛一线。他无疑是新时期文学以来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在他身上集中了几个时代特征：最初以先锋的姿态崛起；成名过程中受益于影视改编；在商业上较为成功，是成熟的市场化的作家；跨越了文学从轰动到低潮的时期并且坚持下来，创作方向上留下了几度自我突围的痕迹。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在1999年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这样介绍苏童：从1987年发表《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受到注意起，他被批评界看成“先锋派”的主将，发表了许多“大胆的充满奇思异想的”作品。1989年以后，他的风格有所变化，从形式退回到故事，写了所谓“妇女生活”的一系列小说，细腻敏锐地重现冰冷的历史，被称为“新历史小说”，是永恒的人性与生命经验在历史空间中的感验、认知与演示。

　　发表于《收获》1989年第6期的中篇小说《妻妾成群》被陈思和认为是“新历史小说”最精致的作品之一。他这样评论该小说的艺术特色：“由‘一夫多妻制’生成的封建家庭内部互相倾轧的人生景象及相应的生存原则，是这篇小说的核心意念。由于整个小说基本上是以颂莲的单一视点来叙事，苏童因而得以施展了他那种非常细腻精微的文字魅力，他极善于捕捉女性身心的微妙感受，在生存景象的透视中融入深邃的人性力量。”

　　1991年，第五代导演张艺谋把《妻妾成群》搬上银幕，更名为《大红灯笼高高挂》。此后被改编为影视作品的还有《红粉》(李少红导演)、《妇女生活》(侯咏导演，更名为《茉莉花开》)等。就在苏童以《罂粟之家》、《妻妾成群》、《红粉》，长篇小说《米》、《我的帝王生涯》等构成他人无法仿制的“新历史小说”序列的同时，一组将在文学史上留下记号的南方“60后”少年身影也在他所虚构的香椿树街上交错呼啸而过。1984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桑园留念》是苏童“香椿街”系列写作的起点。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他以数十个精彩绝伦的中、短篇为这些比儿童更冲动又比大人更残忍的青春少年作传(它们又被称为“少年血”系列，是那个时代的“残酷青春物语”的代名词)。在这个序列中，还包括1993年的长篇小说《城北地带》和1997年的长篇小说《菩萨蛮》。

　　时刻预防“平庸”

　　年轮转动到2000年。评论界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认为苏童的文学创作一度沉寂，他的改变风格之作、出版于2002年的长篇小说《蛇为什么会飞》并没有取得理想的反响。“进入新世纪以后都可看做是苏童的调整期。其实，上世纪90年代末，一批实力派作家都在往下走，这不仅是个人的问题，也是文学本身的问题。”程永新对记者说。在他看来，苏童在年轻的时候达到过一个较高的高点，后来必然要经历调整，从火热的辉煌掉落在平地上，但他一直在以职业作家的心态写作，一直在往前行进，即使是“蠕动”。

　　苏童则说：“依我对程永新的反观察，他似乎能忍受我的不变，当然更乐于面对我的变化，唯一不能接受的是‘平庸’。让我欣慰与坦然的是，平庸，恰恰也是我时刻预防的毒菌。”

　　2005年，英国坎农格特出版公司发起“重述神话”国际写作与出版项目，来自全世界30多个国家的作家参与其中。苏童交出了“中国篇”之《碧奴——关于孟姜女的传说》。这是他中断4年后再次写长篇。外界往往把“沉寂多年后破空之作”的光环加诸《碧奴》，可实际上苏童每年都会拿出五六个自己钟爱的中短篇。只是发表的载体——文学期刊在越来越边缘化，也就被“沉寂”了。不过在作家圈内早已流传一个公论：苏童的短篇小说艺术是文坛一绝。《碧奴》之后，苏童的国际化程度为之拓宽。

　　年近中年，还有另一种变化悄然发生。苏童那支予人阴郁冷酷之感的笔尖，开始浸透市井家常的温情。

　　苏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米》一发表就引起了争议，小说中对仇恨及人性阴暗一面的刻画令人过目难忘。多年后，苏童说自己当初年轻，愣头青，一心要颠覆写人性善的文学观。“那是先锋实验时候写的，杀气腾腾，实际是在做一道数学题，追寻人性恶的最大值，所有的人物加起来没有一点温情”。他还透露，曾经有个邻居说，一个正常人怎么会写出这么变态的东西，后来就不跟他说话了。等到苏童有了孩子，他自己也不看这部小说了。接下来几年，文学界注意到，苏童的创作在“温情”地带划过一道回归线，艺术上隐匿了先锋色彩而向现实靠拢。《雪白猪头》和《人民的鱼》两个中篇是典型代表。同样的一条香椿树街，基调的变化透露着作家的创作胸襟和理想。

　　苏童倾向于以一种温和而散漫的口吻掩饰他在写作上的长途跋涉。在一次作家的聚会上，他说：“写作对我个人来说的意义是：不写作也能活，但因为写作，我活得更好。”他还说，自己的创作心态有似于散步：走走看看，信马由缰。就在这样的“走走看看”中，苏童将先锋带入日常，再次成功突围。

　　从《河岸》到《黄雀记》

　　《河岸》是一部让生命在磨砺中体验的长篇小说，叙述上保持着苏童的细腻与灵动，向读者讲述了一个关于信仰、关于生存的故事。主人公库文轩是烈士邓少香之子，在动荡年代遭到诸多质疑和磨难。小说充满了神秘、伤感与无奈。《河岸》获第三届曼亚洲文学奖(2009)和第八届华语传媒文学大奖(2010)。

　　从《河岸》到《黄雀记》 “我写的其实都是时代背景下个人的心灵史”

　　半个月前，苏童在戛纳。许多网友看到他和余华一起客串主持人，搭档主持一档名叫《戛纳童话》的视频节目，节目中，他煞有介事地采访女明星范冰冰“有没有动过结婚的念头”。苏童这样解释他的新角色：“我的工作不是说，是写。但我也很愿意偶尔玩一下，换换空气，散散心，前提是手头没有写作任务。

　　在人来人往的世界性电影节的舞台上，一名中国作家想了些什么？苏童回答：“不管生活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人类有共通的人性，以及互相可鉴的命运。中国人的故事，不可能永远出民俗与政治这两张牌，最终还是要揭示人类共同的处境与问题，以此打动世界。”

　　记者：从你的新作《黄雀记》谈起吧。《黄雀记》写了多长时间？最初的灵感发轫于一个真实的社会事件还是虚构？

　　苏童：与《河岸》一样，又花了三年时间。故事有一个薄薄的基础，也可称为发轫。八十年代，我熟悉的一个老实巴交的街坊男孩，卷入了一起青少年轮奸案，据说是主犯。他和其父母一直声称无辜，跑断了腿，试图让当事的女孩推翻口供，未有结果。而涉案的所有男孩的家长，都在四处奔波，为孩子洗罪(状况类似如今的“拼爹”)。街头开始流传群众舆论，说那个女孩“生活作风很滥”。案情众说纷纭，而那个最老实的男孩后来入狱多年，他的罪行是否真实，其实是个谜。我想将这个谜带入小说。

　　记者：我听说这篇小说最初的名字叫《小拉》，这个名字不少人觉得很有吸引力，但你最终改成了《黄雀记》，出于什么考虑？

　　苏童：小说最初的名字是《小拉》，小拉是八十年代南京一带青年人风靡的交谊舞，很有时代特征，也是小说中女主人公仙女的蒙难之舞，但也因为它太“时代”了，太切题了，我最终放弃了这个书名，用了黄雀记这个较为抽象的名字。小说里没有黄雀，但其情节，确实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紧张感和戏剧感。

　　记者：问几个小说文本上的问题。其一，关于那场主宰少男少女命运的意外强奸事件，你始终没有正面写，而是在当事人的闪回中叙述某些片断。不写，是一种更高级的选择吗？

　　苏童：水塔里的强奸事件，是《黄雀记》的核心事件之一，我没有正面描写。只是我一向的写作宗旨决定了，绝不回避性，绝不渲染性，怎样自然怎样写。

　　记者：其二，全篇的视点不断转移，先是祖父，然后保润，然后仙女，然后柳生，然后又仙女，最后回到“我们这个城市”，有人说这手法轻灵而密实像是作家在打一种绳结。为什么没有使用一个视角贯穿到底的办法？

　　苏童：《黄雀记》的结构似乎是三角形的，视角似乎也是三角形视角。这是在构思初期就想好的，我没有预期这样写会导致怎样的阅读效果，只是觉得这种结构稳固而锐利，保润、柳生和仙女三个人物作为点，他们的人物关系作为线，而失魂的祖父是三角形的颜色，这样的三角形铺设，有利于小说的叙事。

　　记者：自从去年你又在续写“香椿树街”故事系列的消息传出后，评论界和读者表示极大的期待，但也有媒体把你算在“怀旧写作”的一线作家之列，有惋惜的意味。你怎么看待？

　　苏童：怀旧，是人们所热衷的词汇的一个标准件，也像一顶流行的大帽子，可以戴在很多脑袋上，不会掉下来。但对于具体的创作来说，它往往显得空洞，并不一定能与脑袋发生真正的联系。说到难度，无论什么题材，都不是难度的避风港。所有优秀的小说都有难度，哪怕是给孩子写的小说。通常来说，一个作家脑子里会装很多故事，有时候它们互相妨碍，有时候则互相哺育。这些故事并没有什么系列之分，故事的时空是何时何地，没那么重要，小说中会出现作家主观的时空规划，但一个作家的创作胸襟和理想是无法规划的，所以，时空问题，完全不能决定一部小说的得失。

　　记者：以香椿树街和你的写作之间的关系为例，作家和长期以来书写的对象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苏童：这个世界给予作家形形色色的礼物，体积不同，包装不同，但打开来看箱底，通常就是一个村庄，一个城市，或者仅仅一条街道，如此而已。几十年来，我一直孜孜不倦地经营香椿树街小说，所谓流水不腐，香椿树街对于我始终是流水。一方面我信任这条街道，一方面我崇尚流水之功。当然，我觉得香椿树街在物理意义上不大，化学意义上则无限大，足以让我把整个世界搬到这条街上来。

　　记者：程永新认为，相比《河岸》，河岸是局部的、片断的隐喻和象征，而《黄雀记》整体就是一个巨大的核心象征。它在复仇与忏悔的悬念下所讲述的故事恰恰是我们如何轻易地遗忘复仇和忏悔不能。“苏童以出色的技巧和凝重的思考完成了一个诘问：你怎样面对你的过去。这个问题直接命中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理结构——不反省。”这样的解读，你认同吗？

　　苏童：算一算，已经有28年历史了，我最重要的作品几乎都在《收获》上发表。我是被程永新“看”着长大的，他能解读我创作上的一举一动，洞悉作品流露的所有蛛丝马迹。依我对他的反观察，他似乎能忍受我的不变，当然更乐于面对我的变化，唯一不能接受的是“平庸”。让我欣慰与坦然的是，平庸，恰恰也是我时刻预防的毒菌。

　　正如程永新所说，无论小说在多大程度上依赖隐喻与象征，隐喻与象征总是无处不在的。《黄雀记》里的人物面对过去的姿态，放大了看，也是几亿人面对过去的姿态。展望未来是容易的，展望的结果大多为浪漫的诗篇，所谓面对过去，有一部分也容易，那就是清算他人之罪，只有自我清算这一部分，最不容易，它是忏悔录，或者是反省书。忏悔与反省的姿态，是最恰当的面对过去的姿态，可以让一个民族安静地剖析自己的灵魂。面对过去，不仅是面对历史，同时让你有机会面对社会、面对他人，甚至面对未来。还有，《黄雀记》里香椿树街式的伦理道德，其脉络以人情世故来编织，也是国人熟悉的乱针针法，“传统”大摇大摆地掩盖理性。人们生活于其中，有真实的温暖与宽恕，有真实的自私与冷酷，有痛楚陪伴的麻木，有形形色色的遗忘的方法。但是，“生命不息，活得不易，”这已经不是隐喻与象征，而是我们的常识了。

　　记者：从《河岸》到《黄雀记》，在你的写作内部，着力于解决什么问题？

　　苏童：从《河岸》到《黄雀记》，我写的其实都是时代背景下的个人的心灵史。这当然很重要，因为个人的心灵史，构成民族的心灵史。这不是我发明的说法，是巴尔扎克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