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涌豪：知其历史文化，才能更知其当下

　　

　　汪涌豪：知其历史文化，才能更知其当下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汪涌豪所著的《知日的风景》，是他多年来利用赴日讲学、担任客座教授的机会观察日本社会文化，陆续写就的系列文章，以当代日本的世相、人物与书情为切入点，辅之以相关历史文化背景的考述，对一系列人事物象作了详切生动的解读。与坊间诸多谈日本文化的作品不同的是，汪涌豪在论述中对日本纷杂世相背后的传统根由作了深入剖析，冷静地究问日本文化的根源。

　　这里我们刊发沪上书评人顾文豪应本报特约与汪涌豪对谈今天我们该如何看日本。在汪涌豪看来，我们不能就日本当下的政经谈政经，就日本新出的小说论小说，也应该更有力度地深入到日本的历史文化中去，了解其中的东西。

　　礼仪起于饮食，食事背后有文化根源

　　顾文豪：您的《知日的风景》出版后，未经宣传即告售罄。读者反映书中很多东西他们都不知道，一些分析也颠覆了他们的认知。我很想就如何理解日本，再听听您的看法。

　　汪涌豪：这不是因为我多闻见，只是多留意而已。我初识日本是在1998年，在那里待了两年。那段时间，日本人称为“价值观改造期”，可见社会变化之剧烈。几年后再去，这种改造的负面悉数浮现。所以纸上留痕，也就易见声色。

　　其实，因受限于篇幅，每一题下还有许多内容未及展开。譬如说到“食鱼民族”，那里的千门万户如何高张鱼旗为男孩庆贺，武士又如何因鱼不惧受刀而获得切腹的勇气，乃或以鱼为题材的俳句、落语、绘画如何丰富有趣。许多西方人甚至认为，日本人的聪敏全赖食鱼，日本文化的精髓也与此有关。你乍听之下，觉得有些言过，但再想想，从布列塔尼贝隆生蚝，到里海鱼子酱、挪威熏三文鱼，西方经典美食无不保持着原初精细到笨拙的生产方式，他们对日本鱼生料理有高度认同，原本可以理解，即如伊森伯格等人将其与动漫一起，标举为日本软实力的象征，也并非全无来由。

　　再如日本人的礼貌，许多细微处也未一一例举，因为一旦例举，就需追加说明。譬如他们视鞋脏为失礼，你不一定猜得中，那是因为鞠躬首先看到鞋的缘故。其他如谚语之所以多嘲笑石榴和青蛙，是因为其好开口，可用以暗讽多言者失礼。

　　顾文豪：我明白您的意思，礼仪起于饮食，食事背后有文化。和许多读者一样，我感觉您非常关注所写事象背后的历史文化。

　　汪涌豪：其实，自弥生时代吸收从朝鲜传入的汉魏文化，到“大化改新”吸收隋唐文化，明治维新吸收欧洲近代文化，虽说日本从未离开过向外获取。即就礼貌而言，由中川忠英所辑《清俗纪闻》分礼乐射御书数6卷，实录江浙闽一带的礼俗可知，其人之知书好礼，也与对中国礼制的汲取大有关系。但诚如著名史学家、日本古代史研究第一人津田左右吉所说，日本文化基于日本民族的生活和独特历史展开。自十七世纪“水户学派”兴起后，日本人又刻意凸显这种不同。这种努力的结果是，一种基于岛国根性、稻作文明与神道信仰的独特文化最终于成型。今天，源自中国的禅宗被按日语发音读作“Zen”，同样发端于上古中国的漆器被写作“Japaneselacquer”，都是这种文化广有影响的表征。而一般人的感觉，日本处处可见中国痕迹，但仔细辨认又天差地远。所以我常说，这种文化与我们固然不能称为异体，但也绝非同体，甚至不是互体。

　　三岛由纪夫说过：“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反常的”，因为他们的文化中，原就包含有这种反常的因子

　　顾文豪：不过，许多日本文化研究只流于表面，如谈日本人的国民性，只知道照搬《菊与刀》而不能赞一辞、辩一辞，这是否也是一种遗憾？

　　汪涌豪：本尼迪克特确实了不起，既非专门家，也从未到过日本，仅领受中情局的指派，就能写出高水准的名著。但也因为这个缘故，许多论说不免过于简单，不够深入。有些重要判断则非她的发明，日本人自己早有论定。如关于日本人性格的矛盾分裂，和辻哲郎就有准确的揭橥，他称日本人性格中，“静穆的激情”与“好斗的恬淡”常常纠缠在一起，是所谓“在忍从中隐藏爆发”。关于这方面，还可参看荒木博之的《日本人的行动样式》等著作。个人的感觉，他们谈得都比《菊与刀》要好。由此切入，确实有助于人理解日本人及其背后的文化。

　　举个例子，日本人普遍重视家庭，常把“家族”一词放在嘴上，但另一方面，亲属间的匿杀虐待又很普遍，特别是对老人的虐待与冷漠，直接导致了这些年老年犯罪激增，是为作家藤原智美《失控的老年人》一书所说的“老龄化社会的噩梦”。筒井康隆的《银龄的末日》更写到为争取一个“天寿”名额，那里的老人竟同意采行相互处死的残酷制度。今天，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将不得不面临“孤独死”，可前首相、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是怎么说的？他称这些老人是无法养活自己的“不合格的人”，为减轻国家负担，应允许其早点死掉。你听了一定震惊，这也太冷血了。但如果看过今村昌平据深泽七郎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楢山节考》，说的是信州山中从来有一种“参拜楢山神”的习俗，规定年过70的老者都要由家人送入楢山等死，谁到年龄不死，并还牙口好、身体壮，会被认为可耻，也就是说，那个地方原本就有弃老的传统，你就释然了，原来这背后仍然是特定的历史文化在起作用。三岛由纪夫说过：“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反常的”，因为在它的文化中，原就包含有这种反常的因子。

　　日本人不愿正视侵略历史，与他们文化中缺乏这种认识能力有关

　　顾文豪：由此想到，近代以来，日本与亚洲各国的相处始终不睦，有些时候还迭生龃龉甚至冲突，这是不是也与他们特殊的历史文化有关？

　　汪涌豪：当然有关。日本人是谦逊与狂傲的杂合体，政治上神道天下观与大陆经略野心的融合，学术上近代汉学与东洋史学的导向，都让“日本人特殊论”与“优秀论”深入人心。并且，与后来体认到不能全盘“欧化”不同，他们较早就确立了“唐化”不行的想法，后见宋亡于元，明亡于清，对中国就更为轻视，明言“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在他们看来，自南宋陆秀夫负少帝投海，明崇祯吊死煤山，足以表明中华正宗已不复存在。至于对原本归服于以中国为核心的册封——朝贡体系的亚洲其他国家就更轻视了。加上整个社会缺少对普遍性原则的体认与尊重，力即正义的实用主义盛行，导致其未能形成明确而统一的是非观念，一如其神话中，天照大神既非永远正面，素盏呜尊也非永远邪恶。而信徒甚众的净土宗，甚至还有恶人更易往生极乐的说法。由此，不承认世界存在有普遍真理，未学会用普遍的道德原则改化没有严格教规的神道的影响，终使一种集团心理和盲从力量得以无限张大，内省与反思的文化严重缺乏。最后，一种极为荒谬的认识出现了：他们自认为日本是亚洲第一个战胜白人殖民者的国家，通过战争极大提升了黄种人的地位。显然，这种荒谬的认识是与他们长久积下的历史文化意识相关联的。也所以，西方研究者认为，日本人之所以不愿正视侵略历史，是与文化中本就缺乏这种认识能力有关的。

　　今天，中日两国乃至日本与亚洲各国的情势已自不同，但一部分日本人仍不忘强权。日本人论及二战，所谓“战争”特指对美开战，对中国只称“事变”；论及战争结局，又多用“终战”，而非“败战”或“投降”，意识深处仍认为其发动战争的初心是基于容让的“凹型文化”，如此漠视普遍真理，缺乏内省反思，其底里还与日本文化中那种不执着是非的“流转意识”有关。正是基于此种意识，他们常回避是非，并对罪恶抱持“随波流去”的态度。

　　研究今日之日本，需更有力度地深入到日本的历史文化中去

　　顾文豪：您对今天如何更好地了解日本，还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汪涌豪：本来，比之西方战后不久即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我们不仅起步晚，水平明显落后，即与日本对中国的研究相比，差距也不小。当然，眼下的日本正向内收缩，成为比任何时候都要内向的国家，学生不肯出国、智库难聘外人的情况在在多有，大学里的中国研究就更遭冷落。年初有家刊物，居然登载《现代媚中派人名辞典》，将从演歌家谷村新司与优衣库首席执行官柳井正等人一网打尽，充分反映了其国民的情绪对立与心胸狭隘已到了何种程度。

　　但尽管如此，那里终究还有有识之士。如已故沟口雄三就曾在《中国的冲击》一书中，对日本停留在过时的“近代化史观”，回避中国的政经发展表示忧虑，他明确提出应“深入到中国的历史中去”。

　　我想，我们也不能就日本当下的政经谈政经，就日本新出的小说论小说，也应该更有力度地深入到日本的历史文化中去。今天，虽说在日留学、就职和从事研究的外国人中，中国人为最多，但倘若我们的学生仅仅出于哈日而了解那里的流行文化，我们的学者仅仅为了维持生计而只以中国学甚至中国语为自己的专攻，那么即使身在其中，知见仍将昧于行外。须知，天蓝水清、爱猫喜狗的浅表介绍，代替不了对日本历史文化的认真释读与深入研究。关键是要真正的进入和深入。

　　所以，我愿再度重提上世纪20年代留日学生汪公纪的话，吁请所有关心中日关系的读者，能做到知日最是重要。如此既知其当下，又知其历史文化，并因后者而对前者有更真切的认识，更智慧的应对，我们一定能把握历史先机，拥有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