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延滨：我的精神故乡

　　前些日子参加一位诗人的作品研讨会，会议是在他的故乡召开，当地领导当个大事来办，市长接见，大学生们专题朗诵会，足够风光。诗人也应得到这份风光，诗人写诗三十年，故乡是他重要的创作母题。他有一句话：没有故乡的诗人是可疑的。这句话不像诗人说的，倒是像派出所的警察口气，然而，我听到这句话，我想，我也许是一个没有故乡的诗人。我的法定故乡是“哈尔滨”，因为我是在那个最北面的城市里出生的，但我不知道我与那个城市任何一点联系，没有亲戚也没有门牌号。我是在一个军队医院里出生，然后随军南下离开这个城市。记得前两年哈尔滨的电视台来采访我，做了一个电视专题，题目就叫：爱在他乡的日子。我是一个错把他乡当故乡的游子，我的精神故乡是哪里呢？

　　我做过一个星期的拿撒勒人。也许这是我一生应该有的一个星期。五年前受邀前往以色列出席一个国际诗会。会议地点是拿撒勒。这个小城对于中国人也许过于遥远而陌生，它几乎没有在热闹了半个世纪的巴以冲突的电视报道中出现过。拿撒勒却是全世界基督徒最熟知的耶稣诞生地。我下榻在“圣加百利”旅店，这个并不豪华的小旅店与圣加百利教堂挤在一个小山顶上，共有一个不大的庭院。加百利是大天使，就是他告诉玛利亚：“你将生下一个男孩，他的名字叫耶稣。”拿撒勒的居民不多，小城的阿拉伯人持有以色列护照，他们在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在这块土地上持约旦护照的阿拉伯人)冲突夹缝中生活，平静而低调。诗人那意姆在海法大学教书，这里有他出生的老宅。我去拜访过他的家，两层小楼加上小花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住宅有个地下室，走进地下室，原来是一个古老的洞窟，供有圣像。现在回想起来，我明白这个洞窟的意义：这是我的家，从古到今的家！这种家园意识让人震撼，如同《圣经》一样久远，超越战争与政治！在圣加百利旅店住了一个星期，天天做的还是中国式的梦，没有天使光临。回国途中在飞机上，梦见我在一个大厅里看电影，突然墙裂房塌，从梦中惊醒后，我对身旁的诗人田禾讲了这个奇怪的梦。一个星期后发生了汶川大地震，我接到了田禾的电话：“叶老师，你还记得从以色列回来的那个梦吗？”

　　这事让我对拿撒勒一个星期的经历增加了敬畏和神秘，但毕竟文化差异让我无法像一个基督徒那样把这个小城认作精神故乡。在我一生中，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是北京。我先是在这里读大学，然后在这里当教授、编《诗刊》直至退休，二十多年的经历，这个城市给我住房和户口本，也给我足够的机会和成就感。但是，生活得久了，越有一种隔膜，不喜欢这座城市显摆的皇家气派，不喜欢这里处处摆出给人看的方正与规矩……也许只有北京才会产生这个词“北漂”？西安没有“广漂”，南京没有“南漂”。外来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很难融入并自认为是一个北京人呢？这也许是“皇城根”的地气？还是比pm2.5更细微的风气？

　　我常常误认为是故乡，并且想到它们有一种故乡亲近的地方有三个：西昌、陕北和成都。我随“下放”的母亲到西昌生活，不夸张地讲是母亲的流放地。那时的西昌，是一座偏僻蛮荒的边城，在饥荒年代我在那里读完中学，我在那里体会到穷困、饥饿和歧视。寂寞的大凉山，也是我一生中读书时光最多的地方。陕北插队对我的一生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在那块黄土塬上，认认真真当过四年农民和军马场的牧工，使我对自己有了信心，靠出苦力能活在这个世界上，对我来说，不再觉得有什么更可怕的事情了。如果这两个地方给我更多的是“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的记忆，那么成都给我更多是心灵上的烙伤和疼痛，被拉上“阶级斗争”落幕前的舞台，私人信件和日记被剪辑示众，当做运动靶子批判，这些经历成为特殊的精神印记，让人难忘并且受用终生。但这些曾经的疼痛之地，能算作精神故乡吗？

　　我还没有答案，因此，我知道我还是个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