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勇:伤疤

　　安宁河谷初冬的暖阳在我下车的一瞬，把我结结实实地拥入怀中，同时拥抱我的，还有没遮没拦、汪洋恣肆的河谷风。17年了，我第一次于冬天回故乡。不知道是我更健壮了，还是河谷两岸但凡能种树的地方都种上了经济林木的缘故，河谷风的力道好像比十几年前小了，若纤纤素指抚弄丝弦般，从冬树枝头滑过。

　　安宁河谷西昌段是我的故乡。随着年岁增长，我的思乡之情也在增长。故乡于我却越来越陌生，记忆中的道路和房屋不断在改变，我所认识的那些相邻乡亲，跟爷爷年纪相仿的，走得一个不剩，父亲这一辈已步入老年，跟我年纪相仿的都人到中年。更多的比我年纪轻的，若没有家里人指引，几乎都不认识了。

　　这里是我的“血地”，是我的胞衣之地。如今，我却越来越觉得自己是过客。

　　从巴溪口下了车，要过渡船。过了渡船才是我老家所在的村子，中坝乡大中村三组。渡口还是那渡口，几百年来艄公换了一茬又一茬。刚下渡船，遇到刘洪禄老两口。几十年前，当我爷爷奶奶还是四类分子时，他们的阿爸阿妈也是四类分子。同样的遭遇，让我们两家从那时候就走得比较近。夫妇俩都80多岁了，身板还是那么硬朗，耳聪目明。见了我，很热情地跟我打招呼，邀我上他们家喝茶，并拉过身边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教他喊我“阿公”。阿公就是爷爷。

　　几个月前，当我们几弟兄提出要给父亲过生的时候，父亲在电话里对我说，刘洪禄两口子80多了，除了一个傻女，子女个个都殷富，却从来不过生——把岁数忘了，越活越年轻。父亲说，不过生，一图省事，二图吉利。他说某某过了70岁生日，没多久就走了。他说：“你不放炮，阎王爷想不起翻生死簿，你这炮仗一放，惊动了他老人家，一翻簿子，都超过好多年了，提起朱笔，大笔一挥……”跟讲故事一样，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我家兄弟四个，其中3个大学毕业，我最大。为了交我们读书的学费，父母曾连续6年没有缝过新衣服。我本该退学回来替他分担一些重担，但父母不让，大学毕业，我又到了离他8000多里的江尾海头启东市，父母的辛劳更是一点都分担不到。我是最惭愧的。古人云，亲在不远游。我不仅远游了，还在远游之地定居下来。尊重父亲不过生日的意见，我决定利用公休假回他身边陪他住几宿。我都打算好了，给父母从里到外买两套新衣服，特别要给父亲买两套红色的内衣裤。没有别的意思，惟愿他们健康长寿。

　　刘洪禄表兄问我：“表弟，小舅爷的脚好没有？”他说的小舅爷就是我爹，不晓得是从哪里论起来的。

　　我一下愣了，之前在电话里从来没有听父母说过，感觉非常突然。我无比惭愧，外人都晓得的事，作为长子的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我本来想装作知道，含混回答他一下，又怕搞不好露了馅儿，就老老实实说，这事之前我父亲从来没跟我提过。刘洪禄说：“你爹你妈不容易，好事拿出来跟儿女分享，坏事从来不让你们担忧。”这些年来，父母知道我离他们太远，怕我担心，干着急，家里发生好多事情，比如前几年弟弟婚姻变故、母亲的腿被别人家的狗咬伤，都是事情结束后，才从旁人那里听说的。

　　回到父母身边才知道，父亲脚上的伤是春天落下的。在他砍柴火的时候，一根柴火碎末飞起来刺进他卷起裤脚的左脚外侧，当时拔掉刺，抓了点泥巴盖上去止住血，就没当回事。农村里的人，这种小伤是经常遇到的。一般都任其慢慢收口、长好。这一次例外，从春天到夏天又到秋天，挖洋葱、麦收、插秧、收稻谷，一件连着一件。老家那六七亩地，主力是最小的弟弟和弟媳妇，人手不够，父亲常亲自下田经营，年年如此。伤口被反复感染，不断扩大。到水稻收上来时，伤口不仅不见好，溃烂的地方不断扩大，感染的地方有如一个橘子，鼓胀着，里面全是脓。到这时候，我爹才觉得这是个事儿了。留在身边的两个弟弟和弟媳妇劝他上医院，从家里进城要两个小时，到了医院排队又等了三个小时，终于轮到他坐到医生面前的小凳上，那医生从检查到开完处方，总共用时不到三分钟。开了几百块钱的药，涂擦上去，不仅不见效果，反而红肿得更厉害。刘洪禄听说了，专程上我家来对我父亲说，十几里外的阿七乡一个土医生有治疗刀伤的本事，建议去找他看看。土医生用土办法，拿手术刀把化脓的伤口切开，然后用一个勺子状的工具，替父亲刮取脓液，一直刮到肉上。血肉模糊，不用麻醉。好几次把我父亲痛昏过去。先后去治疗过三次，创口只见增大，不见减小，腿部还开始产生麻木感。单听父亲简单的描述，我都心惊肉跳。

　　我准备带父亲到城里的医院，他还是嫌麻烦，说活了这么一把年纪，小创小伤从来没上医院的，说出去给人笑话。我仔细查看了城里大医院给他开的药，从痔疮到疔疮，什么疮毒都能治，就是于父亲的化脓性外伤伤口不适合。好歹我曾经学过一阵中医，我分析，父亲得服解毒平血的中药和抗病毒的西药，外擦的必须是去腐生肌的药膏，要将父亲自身的造肌功能调理起来，让创口逐步缩小。我进城花了大半天工夫跑了好几家药店，买回想要的药来，内服加外擦，两天工夫就见效，红肿消退了，麻木的感觉也消失了。十几天的公休假结束，到我离开故乡的时候，创口缩小到两颗黄豆那么大了。

　　活在这样的世界，可以不懂文学，不懂数理逻辑，不懂天文地理，但必须懂一点医学。不为济世，只为能从无良庸医的屠刀下侥幸逃脱。

　　父亲70岁生日这天，安宁河谷的风依旧那么轻柔，风中夹杂着冬豌豆和荞麦花的香味。高原上的太阳依旧在不紧不慢的节奏中，暖烘烘地烤着高原河谷。上午父母亲一起在菜园里给一畦青菜拔草。再过十多天，这茬青菜就能上市了。我负责做饭。炖了一只自家养的鸡，炒了一盘回锅肉，还有几样从菜园子里挑回来的小菜，就算父亲的生日宴了。

　　饭后我送红包给父亲，父亲把红包壳子收了，把钱还给我。他说：“你该到你的初中母校去看看。说不定再过几年，这个学校就没有了。这些钱你拿去给那个学校的娃娃买几本书。”

　　第二天我就去了。母校还在那位置，但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母校了。从前呈“国”字形排列的土坯房子全都拆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几幢两层高的楼房。因初中学生一年比一年少的缘故，乡里把乡中心小学搬过来跟初中合并，统称九年制义务学校。初一只招到8个学生，任课教师比学生还多两个。本乡其他学生都到城里或者一河之隔的其他乡镇中学就读去了。

　　我打电话到曾出过我两本书的出版社，拼拼凑凑，买了近300本书，在我回到江苏启东之后寄了过去。我不晓得，当这所学校的孩子拿到这些书的时候会怎样想，他们会不会想到，30年前，我跟他们一样，就在这所学校挑灯夜读？会不会喜欢这些书？会不会嫌弃这些书放在书包里成了他的累赘？

　　既然送出去，我就不管这么多了。这些孩子的父母亲，不少是我的校友，甚至是同窗。

　　我想起在这所学校读书的时候，得了一本竖版繁体字的《水浒传》，翻过来调过去看了好多遍。我爹为我订了份《四川农村报》，每周有一版叫“蒲公英”的文学副刊，成了我们全班争相传看的报纸。这个版面成了我文学的导师，我的第一篇文章就刊发在这份报纸上。初三那年，老师跟校长闹矛盾，任课教师动不动就罢课，我们经常被放羊。上课时间，教室里人烟凋敝。没老师来上课，也无作业可做。我不知从哪里搞到一本《七剑下天山》，没白没黑地读。有一天，被卖菜归来的父亲从教室的窗户看见了，他悄悄站在教室外面，直到下课铃声响起，才跨进人烟更加凋敝的教室，掀开那本书的封面看了一眼，不愠不火地问我：“下课了为啥不休息？”我又惊又惭愧。父亲没有多说一句话，出了教室门，把一副卖完菜的空担子掮到肩上，晃晃荡荡地走出校园。也许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向往成为一名作家，写一些作品出来，能够给阴暗无助的心灵，照进一缕阳光。

　　我父母的年纪一天天变大，而我的母校苍老的速度似乎比人苍老的速度还要快。母校尚存的旧迹，是校园主干道边上那几棵细叶桉树，那是一种不断生长、不断脱皮的树，长得比从前粗壮高大，在没有多少内容的校园，显得那样高大突兀，旁若无物，有一些孤单，也有一些寂寞。这学校哪天恐怕真的说没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