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兰玉:一个胖子，一个瘦子

　　10年及至20年，甚至于更多年来，我身旁的最近处，站着两个人，一个胖子，一个瘦子。胖子是我的朋友姚鄂梅，她来得早，大概是1989年。然后这个胖子领来了一个瘦子，那是2001年的秋天。瘦子在隔年的冬天成了我的老公，老公大名余庆，可更多的人叫他毛子。姚鄂梅写小说，写小说的姚鄂梅还叫姚鄂梅；余庆写诗，写诗的余庆不叫余庆叫毛子。少壮时代两人曾在一个圈儿里混，那个圈儿叫“傻孩儿文字社”。江湖传闻，说这两人现在在更大一些圈儿里混，混得小有名气啦！我一直在那个圈圈外面满怀敬仰，偶然会朝里面张望一下，但女胖子与男瘦子都没带我进去过。

　　先说朋友姚鄂梅吧。我们在一起几乎有了一辈子那么长，又好像只有一天那么短。她在1989年的大冬天穿着一条麻质短裤，在宜都西正街上走得热气腾腾、怒气冲冲。眨巴眼就到了2011年的夏天，她还是走在这西正街上，手里牵着3岁的女儿，平和淡定，腰身柔软，和我讨论着父亲的病。走在她身边的我，像棵傻头傻脑的包尖白菜，硬是没看出她的学问来，年过四十倒是混出一身的都市味。20年前在她父母住的上街头那个小小的出租房里，积雪融化后的冷风从门缝里直灌进来，她多病的母亲在床上不停咳嗽，我们关上窗，熄灭灯，围着一盆小小的炭火，各自点上一支烟，努力在黑暗中做出很老到的样子。发工资的时候我们会去逛西正街，那里有很多卖衣服、口红、香水的小店，我们在桥头商场门口的地摊上点着10元的火锅，烟是没敢带上街，手里换成了啤酒，很豪迈。喝着酒，八卦身边经过的认识或不认识的人，有时她会说到“傻孩儿文字社”和一个叫毛子的人。

　　说到书，那时我们好像没什么书可读，也没想一定要读点书。也许有几本杂志，《小说月刊》《花城》之类，更多的是我们在一起看碟，姚鄂梅在宜都中国银行的宿舍很大，客厅的中央放上席子，席子上铺着《金融时报》，专家与我们的领导在上面喋喋不休。我们两人像和尚打坐一样，坐在报纸上认真地看碟，面前是一大堆的瓜子花生，看到动情处，两人抽抽答答的，拿面纸时顺手抓一把花生或瓜子。有一次我们看的是《埃及艳后》，先是和尚打坐式，看着看着，不对了，两人几乎同时转身，相向而坐，向对方发问，“怎么回事啊！那个谁不是上一片碟就死了吗，怎么又活了啊？”我们呆了片刻，两人拔席而起，指着对方说，“我说老了吧！碟都看不懂了！”原来是我们看错了碟片的顺序。看完碟片之后，收起报纸，卷起席子，辽阔的客厅，依然干干净净，她的住处老像没住人。那一年我们都是28岁，她走了男朋友，我走了老公。

　　憋闷的时候姚鄂梅就想走，可不知道门在哪里，找人去算命。在冬天西正街的梧桐树下，总是坐着好几个算命的老头老太太，他们在寒风中哆哆嗦嗦为吃饱或没吃饱的人指点人生，姚鄂梅抽了“……千年的铁树要开花”一签，大喜而归。没过一千年，可能不到一千天，姚鄂梅有了走的机会，走的时候，她打点行装，把我看了又看，发现很不方便携带，很认真地说，“毛子耍单了，介绍给你吧”，“最起码，他有一箱子谁都没有的书”。

　　相亲在一个叫伊甸园的馆子，在楼下候着，热情万分、真诚无限的是另外一个人，那个站在楼梯深处，像影子一样单薄的才是主角毛子。这个被姚鄂梅称着“诗写得好，很仗义”的哥们儿，有着一张很奇怪的脸，他的额头很高，以至于整个脸的比例还呈现出婴儿的特征，但不幸的是脸上长满皱纹，更不幸的是他皱纹间的笑，像七八岁乡野男娃子无遮无拦的笑，在皱纹间左右突围，活生生把一张脸挤得像一枚大笑着的核桃。多年后我看到“本杰明·巴顿”时，这个婴儿老人，让我想起站在我身边的这个瘦子。

　　事实证明，我是一个趣味古怪的人。我很好奇，好奇这样一个人如何谈恋爱，而领袖说“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我这一尝，就是10年，我越来越坚信这“梨子”是与苦瓜嫁接的。

　　“梨子”与苦瓜嫁接的这个瘦子，让我的味蕾进化成了变色龙，必须随时准备适应各种各样的古怪与荒诞。

　　我们的新婚之旅，从家里出发时说是去云南，到了武汉，住了一晚，我这崭新新的老公说“我们去黄山吧”。婚前，我已无数次发誓“这一次，就只当是嫁给了一条板凳！横竖要过下去”，所以我欣欣然说“去黄山，好啊！”走到安庆，他说下车吧。然后带我经过一条在乡镇还算宽畅的马路，一个看起来还蛮不错的宾馆，我很奇怪，这老公只是在四处张望，并不进去，又走了很久，我们在一个好像还没完全峻工的两层楼的房子前停下，仔细一看，房子没有门，门的地方挂着一块灰头土脸的布，布上有人用毛笔写着“旅馆”，特像80年代宜昌去武汉途中路边农家的厕所帘。我心惊胆战地问“住这儿啊？”“是啊！”刚刚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壮志新婚的我，差点一头栽在安庆那破房子的破布面前。一股怒火从丹田处腾地升起，脚底虎虎生风，抬脚向刚经过的那个宾馆走去，自己开房进到房间，不一会儿，有人敲门，进来后哗啦啦把行李倒在床上，收了几样他的东西，冷着愁巴巴的核桃脸，摔门而去。夕阳西下，我从窗口看着安庆这个地方，整洁安静，竟然觉得不错，换上在家不敢穿出去的T恤、短裤，晃着两条雪白的腿，以明星走在三线城市的步伐走出宾馆，在街上首先搜寻到了吃饭的地方，我端起啤酒时，想起姚鄂梅，恨得牙痒痒！

　　回到宾馆，酒醉饭饱，已是黄昏。躺在床上盘算着明日的行程，是回家，还是去一趟黄山。响起敲门声，拉开一看，一个农村来的很腼腆的小伙子，“大姐，你到我们这地方，怎么能住宾馆啦！去我们家住。”我这才看清他身后站着的，是那条我刚刚发誓要踢出去的“板凳”。“板凳”这时是一条喜笑颜开的“板凳”，他说：“这是海子的弟弟。”我这才记起那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人是安庆人。事实再次证明，我是一个趣味古怪的人。我几乎立刻就放下心中的不快，搂着“板凳”坐上了小伙子的麾托车，以朝圣者的敬重之心去看望那失去儿子的一对可怜的老人。毛子把旅行的费用裁下三分之一送给了老人，黄山是去不了了，以致10年来老公再提与他出去旅行，终是没有唤起我挑战生理极限的决心。

　　我会在深夜任何时段里接到老公的“重要事项”报告。夏天，睡得正酣，电话响起，十万火急。“老婆，家里又发生大事！”“又什么事啊？”“停水。”“那找个地方去洗澡。”老公声音高八度地响起，“老婆你太狠心啦，你说这热天，我怎么睡啊？”“啊？这停水，洗了澡不是一样睡啊？”“停水，空调怎开得成，哪有水从管子里出来？”我差点在电话这头晕死过去，我没死，我想我不能死！我声情并茂地给老公讲解空调里出来的水与我们家自来水，那是好比一个住在火星上，一个住在木星上。这个时候，老公往往是一脸真城地仰望着我，仿佛是娶了百科全书。当然更多的时候，他断言我的文化程度只可以读懂《知音》与《家庭》。为了证明自己多少有些文化，几年前拿出练摊的勇气写了“两块小豆腐”，想在宜都界面儿先混个脸熟，让他拿去找当时在文联当主席的孔夫子兄，他去文联串门一天不去三次也有两次，可据说那天他进去步伐甚为古怪，老半天从身后拿出两张老婆的手迹，交待孔夫子：“不发关系稿啊！”

　　作为诗人毛子，有时也想当一个好老公，就像苦瓜也想生出梨子的味道一样。在他高兴时，特愿意把好的东西与老婆分享，当然在诗人毛子看来，大千世界好的东西就是诗。为了这好东西，我得收起庸妇的本性，多少次，我拥被坐在床头，看着老公手握书卷，比手画脚在床前晃来晃去，听他朗读那些我不认识的人，说的莫名其妙的话，慢慢地对面墙上好像在上演皮影戏。往往一声断喝“你怎么睡得像猪一样啊！”打断了我的梦，而此时我多半正梦着在捡钱。

　　和从不思谋如何当老公，只是一厢情愿让我听诗歌的毛子不同，姚鄂梅最不喜欢我读她写的小说。2009年冬天，我一走进她在南京的家门，她老公就递过来她刚出的一本新小说，姚鄂梅不屑地一把抢过来，扔到沙发那头一个装女儿尿片的篓子里，并对老公说，“我们在一起懒得说这个，你今天睡书房啊！我和田有好多话要说。”姚鄂梅手脚麻利地把他们房间的床单全部换过，不由分说地安排我在他们夫妻房间里休息，然后她关上门，抱着女儿进来，我们从“你老公”、“我老公”开始，直到把朋友张三儿的老公，同事李四儿的老公，隔壁王五儿好歹不嫁老公的事都说到了，剖析到了，两人熬更守夜，终于揭示出了女人嫁人的秘密，那就是女人总是缺啥就嫁给了啥，就像身体差了某种维生素，好歹要补起来才得过。三千以内的汉字我可能就能写错认错二三百，于是嫁给了认得字多一点的毛子，姚鄂梅倒着数100估计也得结巴二三次，于是不远万里嫁给了一个北大的数学博士。我们躲在房间里研究我们的人生成败时，她的数学博士老公正在气愤地给他妈妈打电话，报告保姆给女儿喂饭时里面竟然有一根鱼刺长达2.5厘米，要去中介投诉。我的老公正在火车站与春运大军奋战，要到南京接我回家，因为坐飞机很贵！姚鄂梅总嫌老公笨笨笨，我一直告诫老公，夹紧尾巴，几首歪诗算什么？挣钱不多还是个吝啬鬼。我们最后一致认为我们这样嫁了，且过着，姚鄂梅肯定是高智商，而我一定是不差钱。怀抱这一结论，两人小休片刻，醒来后彼此好像有些脸红。走的时候，姚鄂梅给我开了一长串的书单子，说无聊时看看这些人写的书吧！她自己的作品摆满书柜，我想看，她就说“你要看点好的作品”。死丫头，一直只对我打开她的生活，不对我打开她的书，估计在书里骂了我不少。

　　一二十年的光阴，就这样陪着这一个胖子、一个瘦子度过了，他们眼中好的东西不是诗歌就是书。没有他们，我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一定会打麻将，然后我会隔三差五去高档美容美体馆洗洗面、搓搓背、健健身，在国贸三楼拎着几千元的衣服就走，把12公分的高跟鞋踩得如履平地……而现在，我听着诗歌，读着小说，白天过得诗情画意，一到晚上就到梦里去捡钱……夜半梦醒，恨得牙痒痒！想起胖子最讨厌别人说她胖，瘦子最自卑麻竿儿似的瘦，终于一吐为快，通体舒泰，经不住是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