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1942年在南京伪中央大学的一次讲演

　　周作人这篇讲演产生于其1942 年一次非常短暂的南京之行。这次南京之行的背景是，为庆祝伪满洲帝国成立10 周年，周作人作为汪精卫华北地区的特选随从，于1942 年5 月2 日，陪同汪精卫等人到新京( 长春) 访问。5 月10 日，他与汪精卫一行离开新京赴大连， 1942 年5 月11 日随同汪精卫乘飞机至南京。到达南京后，除例行的访问和参加招待宴会外，周氏还于5 月13 日上午至伪中央大学作过一次讲演。依据周氏讲演中所说，他这次讲演是出于汪伪南京政府宣传部长林柏生的约请。

　　讲演稿正文前附有伪中央大学校长樊仲云为周氏所作的介绍词。介绍词既照顾到周氏“华北教育督办”的身份，称其为“华北教育当局”，又突出了周氏学术上的贡献，誉之为“中国有名的学者”，中国大学教授中“有数的人物”，“中国学术界的前辈”。介绍词除对周作人进行阿谀奉承外，还呈现了一位既为官吏又为学人的周氏形象。可惜的是，该讲演稿被苏州《江苏教育》1942 年第4 卷第3 期转载时，这段颇有意思的介绍词却被删掉了。

　　刊登讲演稿的《中大周刊》是伪中央大学的校刊，由伪国立中央大学编纂课编辑，为周刊，上面刊载有学校的周会记录、校闻、文化情报、布告、论著等，为研究伪中央大学，提供了第一手史料。伪中央大学是伪国民政府为粉饰太平，于1940 年7 月宣布成立的，校址开始设在南京建邺路红纸廊原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1942 年8 月迁到天津路原金陵大学。校长樊仲云曾任教复旦大学、中国公学，抗战不久后，附逆落水，任汪伪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伪中央大学校长。

　　对于周作人1942

　　年的这次南京讲演，现有研究很不充分。有关周作人的传记和年谱，对于这次讲演，要么没有任何交代，要么语焉不详。钱理群、止庵的《周作人传》，对此次讲演，都未提及。张菊香、张铁荣《周作人年谱》倒是提及了这次讲演，在1942 年5月13 日该书记载到： “上午至伪中央大学讲演。”②但是，对于此次讲演的题目及内容，却没有任何提及。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记———中日战争时代的周作人》依据纪果庵《知堂南来印象记》③，提到周氏5 月13 日在南京的这次讲演，且明确提到了这次讲演的题目与他的文章《中国的思想问题》同题，但他认为《中国的思想问题》文章作于1942年1 月，且认为周氏的同题讲演与《中国的思想问题》“内容亦几乎相同”④，说明他对周氏这次讲演同样知之甚少。因为，他把《中国的思想问题》这篇文章写作时间搞错了，该文写于1942 年11 月18 日，而非1942年1 月，这样就把这两篇同题讲演与文章的时间顺序和逻辑关系搞颠倒了，事实是，讲演在前，文章在后； 而且，讲演与文章之间相差甚大，而非“几乎相同”。这说明他也没有看到讲演稿本身，他对这次讲演的了解不过是来自纪果庵的《知堂先生南来印象记》这篇文章而已。

　　研究者对周氏1942 年5 月南京讲演的无视或者说忽视，事出有因。由于这篇讲演与周氏同年11 月18 日所作的文章《中国的思想问题》题目完全相同，致使研究者认为发表于《中和月刊》上的这篇文章，就是周作人原先在南京讲演的讲演稿，从而想当然认为两文内容完全相同，忽略了对讲演稿《中国的思想问题》的发掘与研究。笔者本人起初在发现周氏这篇讲演稿时，也是出于这种原因，认为讲演稿已经被周氏本人整理发表，没有对其进一步查究。只是事过半年之后，对这篇讲演稿重新进行详细阅读后，才发现两篇同题的《中国的思想问题》根本不是一篇文章。事后想来，如果细心一点，以上错误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周氏的讲演《中国的思想问题》作于同年5 月13 日，而文章《中国的思想问题》写于1942 年11 月18 日，两文相隔半年之久，更重要的是，《中和月刊》上的《中国的思想问题》，作为文章，与周氏后期“文抄公”的文章风格一致，充满了大段的引用，笔者统计了一下，这种引用有六处之多，这种大段的引用，与讲演稿的风格明显不同。

　　周氏的讲演《中国的思想问题》与同题文章的写作相隔半年之久，两者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带着这种疑问，笔者对它们进行了对照，发现两篇文章文字上差异很大，但在主题上却有紧密相关之处。文章《中国的思想问题》所宣扬的“中国的中心思想本来存在，即原始的儒家思想，几千年来没有什么改变，不必另立，亦不必外求”的观点，与讲演《中国的思想问题》完全一致，两文在某些语句上也偶有相似之处，如讲演： “这几年来，我的外国朋友或是中国朋友，常常和我谈起中国国民思想问题，他们以为中国国民的思想问题很严重，应该有对策。我总对他们说没有关系，并且对此很抱乐观。我以为中国国民思想问题并不严重。一般中外人士说，中国缺乏中心思想，我说中心虽然缺乏，却不须另建。自己本来有思想，如果再去拉一个来凑数，实在不必。”它与文章《中国的思想问题》首段在语气和观点上很接近： “中国的思想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但是重大，却并不严重。本人平常对于一切事不轻易乐观，唯独对于中国的思想问题却颇为乐观，觉得在这里前途是很有希望的。中国近来的思想界的确有点混乱，但这只是表面一时的现象，若是往远处深处看去，中国人的思想本来是很健全的，有这样的根本基础在那里，只要好好的培养下去，必能发生滋长，从这健全的思想上造成健全的国民出来。”由这两篇同题的讲演和文章主题的一致与某些语句上的相似可断定，文章《中国的思想问题》应是周作人根据自己5 月13 日的南京讲演的观点演绎而成的。文章中，周氏除阐发自己的“中国思想儒家中心说”外，还提出了“中国思想别无问题，重要的只是在防乱，而防乱首在防造乱，此其责盖在政治而不在教化”的观点，这可视作他对自己讲演观点的一个阐发与引申，也是他以微言大义的方式，向日伪所作的“进谏”。

　　周氏这次讲演与其另一篇文章《中国的国民思想》之间，也有着一脉相承之处。《中国的国民思想》是周氏1941 年7 月17 日在中等学校教员暑期讲习班的讲演，讲演稿刊1941 年9 月1 日《教育时报》第2 期。在该文中，周作人认为中国的国民思想的根本是儒家思想，“中国的思想本来是好的，可以乐观的，第一是利人，讲仁，讲忠恕，要使大家安居乐业； 第二是讲实际，不讲玄虚，死后如何，永生如何，天堂如何，一概不问，只知道现在生活的几十年中好好的过活； 第三是讲中庸。”周氏的这种观点，在他1942 年5 月的南京讲演中，得到了又一次宣扬和进一步发挥。

　　周氏后来在1943

　　年到南京伪中央大学所作讲演《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同样持此观点。周作人后来在《知堂回想录》中总结自己所写的关于中国文学和思想的文章，较为重要的有四篇，依时间顺序依次为《汉文学的传统》、《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汉文学的前途》。⑤这四篇文章写作时间大致在1940 年至1943 年之间，其核心观点即宣扬他的中国思想儒家中心说。讲演《中国的思想问题》正作于这个期间，其观点与以上四篇文章的主旨大致相同，因此，它的发现，对研究周氏这一时期思想的发展脉络，具有颇为重要的价值。

　　(《鲁迅研究月刊》，刘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