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翻译思想的语言学维度

　　朱光潜(1897-1986)是中国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同时也是杰出的翻译家。他不仅在美学研究上具有突出的贡献，亲自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经典美学名著， 而且在翻译理论上也颇有建树，为我国的翻译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留下了宝贵的翻译艺术资源。朱光潜走的是研究与翻译相结合的道路，边翻译西方的美学、文艺学等名著边进行该领域的研究。他翻译的美学作品有克罗齐的《美学原理》、哈拉普的《艺术的社会根源》、黑格尔的《美学》、莱辛的《拉奥孔》、维柯的《新科学》，翻译的文学及文艺学著作有柏地耶的《愁斯丹和绮瑟》、萧伯纳的剧本《英国佬的另一个岛》、柏拉图的《文艺对话录》、爱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以及一部分单篇译文。这些译作在《朱光潜全集》中占有一半以上篇幅。可见，朱光潜进行了长期的翻译实践活动，积累了丰富的翻译经验，更为重要的是，他对这些经验进行了总结，提出了宝贵的翻译思想和观点，对于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和翻译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专门讨论翻译问题的文章主要有三篇，分别是《谈一词多义的误译》、《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译文的商榷》以及《谈翻译》。另外一些译后记和序言中也有关于翻译问题的探讨。本文试图对朱光潜的翻译思想和观点进行理论挖掘，运用现代语言学的观点进行阐释，力图使之系统化，以期对朱光潜翻译思想研究有所贡献。

　　二、朱光潜翻译思想的语言学基础

　　朱光潜先生精通美学、诗学、文论和心理学，有着良好的语言学背景和深厚的国学背景。他对翻译问题的探讨更多的是从语言学角度入手，如词汇、句法、语义甚至语用学以及诗学等方面。他的翻译思想具有现代语言学基础，在当时还是很有新意和创见的。在《谈翻译》一文中，他曾谈到严复的“信、达、雅”，但只对“信”这一标准难以实现的原因从语言学角度进行了分析，“严又陵以为译事三难：信，达，雅。其实归根到底，‘信’字最不容易办到。⋯⋯‘信’最难，原因甚多。头一层是字义彻难了解”。他列举了文字的四种最重要的意义：直指或字典意义(indicative or dictionary meaning)、上下文意义(contextualmeaning)、联想意义(associativemeaning)、声音美，又指出文字的两种次要意义：历史沿革意义(historic meaning)、习惯语意义(idiomatic meaning)。翻译终归是不同语言间的转换，朱光潜正是回归到语言本体上探讨翻译问题。巴尔胡达罗夫认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方面，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外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的过程。”由此可以看出语言的意义对于翻译的重要性。他指出：“不同的意义在语义系统方面有差异，这一事实无疑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碰到大量困难的原因。”(巴尔胡达罗夫)在这一点上朱光潜与他不谋而合。刘宓庆也曾指出：“意义是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也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翻译学必须重视意义理论的系统建设”。朱光潜从语言文字的意义上探讨翻译问题，使翻译回归到文本的形式层次，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1 直指或字典意义

　　直指或字典意义即字典上的意义或词汇层面上的意义，相当于索绪尔或利奇的概念意义，是语言交际中所表达的最基本的意义。没有这种概念意义，就无法进行语言交际。朱光潜认为：“这是最基本的意义，最普遍也最粗浅。”说它普遍是因为大多数人对它的理解相似。对于粗浅，朱先生打了一个旧铜币用于交易的比方。无独有偶，利奇在《语义学》中也用过语言货币的比喻。他认为，文学家的作用“是恢复语言货币的价值，阻止贬值的自然倾向。作家总认为自己是行话和陈腐语的坚决抵制者”。文学语言要具有新意和创造性，避免粗浅与陈腐，在翻译上亦然。朱先生就把romance 一词翻译成“故事”而非“浪漫史”，因为后者已“被俗人滥用，在中文习惯中已失其原义”。从词汇层面上讲，在词典中同一词条下有多种不同的意义，即不同的义项，这些意义之间有关联性，这就构成了词汇之间的多义性。“一词多义是各国语言中的普遍现象。翻开任何一部较详细的字典，都可以在一个词条下往往举出几个乃至几十个意义。”在翻译的语义转换过程中需要确定词的意义，消除词的多样性。而在文学作品或文学翻译中的确存在一词多义无法消除的情况，一方面是作者为达到一定的效果刻意为之，另一方面是不同读者的文化背景、个人经历等因素会影响到对作品的理解。在翻译中如何传达或消除词的多义性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具体的环境下可以消除多义性，可以揭示多义词的意义或多义句结构的语法意义。巴尔胡达罗夫认为，多义词的意义往往是通过上下文，即语言内手段揭示出来的。朱光潜讨论的文字的第二种意义与此不谋而合。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江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