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批评与朱光潜的反省

　　在中国现当代文艺批评史上，作家鲁迅和美学家朱光潜围绕中国晋代诗人陶潜(字渊明)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很值得回味和反思的。至少从1935年鲁迅批评朱光潜对诗人陶潜的文艺批评到1956年朱光潜在接受鲁迅这种批评的基础上的自我批判可以看出，即使是正确的文艺批评，被接受也是相当不容易的。而这场文艺论战在中国现当代文艺批评史上虽然零星有人提及，但它所蕴含的理论价值却至今无人挖掘。因此，深入地反思这场文艺论战必将在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发展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1935年12月《中学生》第60期上，朱光潜以“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为题提出了艺术的最高境界，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就诗人之所以为人而论，他所感到的欢喜和愁苦也许比常人所感到的更加热烈。就诗人之所以为诗人而论，热烈的欢喜或热烈的愁苦经过诗表现出来以后，都好比黄酒经过长久年代的储藏，失去它的辣性，只剩一味醇朴。⋯⋯所谓‘静穆’(Serenity)自然只是一种最高理想，不是在一般诗里所能找得到的。古希腊——尤其是古希腊的造型艺术——常使我们觉到这种‘静穆’的风味。‘静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说它泯化一切忧喜。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并以中国晋代诗人陶潜为这种境界的典范，指出“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朱光潜对诗人陶潜的这种文艺批评遭到了鲁迅的尖锐批评。

　　1935年12月，在杂文《“题未定”草(六至九)》中，鲁迅从三个层面批评了朱光潜对诗人陶潜的批评。一、鲁迅指出朱光潜对陶潜诗歌把握得不全面。鲁迅认为陶潜就是诗，除“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二、鲁迅指出朱光潜对陶潜诗歌把握得不准确。鲁迅认为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浑身“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三、鲁迅进而指出了朱光潜文艺批评的误区。鲁迅认为，凡论文艺，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在艺术，会迷惘于土花，在文学，则被拘迫而“摘句”。而朱光潜“立‘静穆’为诗的极境，而此境不见于诗”。鲁迅指出，如果放出眼光看过较多的作品，就知道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现代，我们的碗，无整年不洗之理，所以鼎在当时，一定是干干净净、金光灿烂的，换了术语来说，就是它并不“静穆”，倒有些“热烈”。希腊雕刻现在之见得“只剩一味醇朴”者，原因之一，是在曾埋土中，或久经风雨，失去了锋棱和光泽的缘故，雕造的当时，一定是崭新、雪白，而且发闪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见的希腊之美，其实并不准是当时希腊人之所谓美，我们应该悬想它是一件新东西。在这个基础上，鲁迅提出了文艺批评的准则，认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鲁迅的这种批评是相当正确的。稍有不足的是，鲁迅没能深入地挖掘朱光潜文艺批评的理论误区。

　　迟至20年后，朱光潜在中国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才接受了鲁迅的这种文艺批评。可见，文艺批评被接受是相当艰难的。不过，朱光潜对鲁迅这种文艺批评的接受虽然不排除有来自外部的压力，但却是真诚的。这就是朱光潜不但接受了鲁迅的文艺批评，而且还进行了更为深刻的自我批判，即朱光潜相当深入地挖掘他在文艺批评上失误的历史根源和理论根源。

　　在《文艺报》1956年6月第12期上，朱光潜以“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为题对他的文艺思想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这篇中国现当代文艺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对朱光潜的文艺思想不只有否定，还有提升，可以说是朱光潜文艺思想发展的顶峰。首先，朱光潜承认他阉割了诗人陶潜。朱光潜指出：“在悠久的中国文化优良传统里，我所特别爱好而且给我影响最深的书籍，不外《庄子》《陶渊明集》和《世说新语》这三部书以及和它们有些类似的书籍。这些书既然是许多人所喜闻乐见的古典，当然有它们的积极的因素；而它们之所以使我喜闻乐见的却不是它们的积极的因素，而是它们的消极的因素。比如说陶潜，我把《述酒》《咏荆轲》等诗所代表的陶潜完全阉割了，只爱他那闲逸冲淡的一面。这里所谓‘闲逸冲淡’的一面也只是据我的理解，而我的理解是经过歪曲得来的，就是把一点铺成全面，把全面中所有其他点都遮盖掉。”

　　(《文艺争鸣》，李明军、熊元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