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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现代解诗学思想的理论资源——四谈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思想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7月12日00:02 来源:中国作家网

 

  朱自清先生首先倡导的中国现代解诗学思想和实践,就新诗批评方面的内容而言,主要体现在他的《新诗杂话》一书中。在该书的序里,朱自清说,《新诗杂话》开始动笔于1936年,开头两篇,分别发表于1937年《文学》杂志的《新诗专号》上。后来因发生抗战而中断了。到昆明以后,才在厉歌天、李广田两位先生的鼓励与引导下,开始继续其他一些篇什的写作。沿着同一理论思路,“果然在这两年里我又陆续写成了十二篇;前后十五篇居然就成了一部小书。”

  朱自清一向重视诗的细读与分析。他这种自觉实践的方法意识,主要精力用在古典诗歌。这一方法意识的来源,当然与他所熟悉的中国传统诗论批评及其不足有关。如他谈到古典诗歌时曾强调说,“就一首首的诗说,我们得多吟诵,细分析;有人想,一分析,诗便没有了,其实不然。单说一首诗‘好’,是不够的;人家要问怎么个好法,便非先做分析的工夫不成。”①在表述过这一观点的时候,朱自清又马上举出古典诗歌解诗的事例,证明自己注重“分析的方法”的见解。“譬如《关睢》诗罢,你可以引《毛传》,说以睢鸠的‘挚而有别’来比后妃之德,道理好。毛公只是‘章句之学’,并不想到好不好上去,可是他的方法是分析的;不管他的分析结果切合原诗与否。又如金圣叹评杜甫《阁夜》诗说前四句写‘夜’,后四句写‘阁’,‘悲在夜’‘愤在阁’,不管说的怎么破碎,他的方法也是分析的。从毛公《诗传》出来的诗论,可称为比兴派;金圣叹式的诗论,起源于南宋时,可称为评点派。现在看,这两派似乎都将诗分析得没有了,然而一向他们很有势力,很能起信,比兴派尤然;就因为说得出个所以然,就因为分析的方法少不了。”②谈到他所开设的“陶渊明诗研究”课程,他说:“陶诗余最用力,而学生不甚起劲,大概不熟之故,嗣后当先将本文弄清楚,再弄批评。”

  朱自清在接受瑞恰慈、燕卜荪的理论,关注于诗歌“多义”性阐释的时候,正是坚持了这种承认差异性与坚守客观性相统一的原则。

  他承认诗歌语言的“多义”,在实践中对于诗进行“多义”的分析,也以这样的职业敏感,启发与培育读者的阅读思维,让人们注意平常说话或文字表达里,双关的地方是很多的。在不止一篇文章中,他曾经举了这样一个有趣的例子:“文字有多意(ambiguity),不可只执一解。

  他肯定宋代朱熹等人所关注的诗句的“文义”,肯定“评点”派注意文本字句辞义的解读,认为细读文本,了解诗句“文义”, 是欣赏作品的前提。“读诗首先得了解诗句的文义;不能了解文义,欣赏根本谈不上。……评点大约起于南宋,向来认为有伤雅道,因为妨碍读者欣赏的自由,而且免不了偏见。但是谨慎的评点对于初学也未尝没有用处。这种评点可以帮助初学了解诗中各句的意旨并培养他们欣赏的能力。”○47“因为研究批评和诗,我就注意到语言文字的达意和表情的作用。这里说的‘达意’和‘表情’,因为照现代的看法,达意和表情可以分为两种作用,不该混为一谈。我们说达意,指的是字面和话面;说表情,指的是字里行间或话里有话。”

  朱自清面对新理论的接受,还是非常清醒的。他大胆实验运用瑞恰慈、燕卜荪倡导的这些西方新的理论方法,在进行解诗的篇章字句阐释中,竭尽其努力去寻求“多义”的实际例子,很清楚说明他在自觉把握这样一个审美尺度:既不能以狭隘单一的观念,忽略了当句当篇的文义和背景,忽略了比喻本身的背景,应尽量找出字句与比喻背后可能隐含的多重意义;也不能望文生义,罗列各说,对于诗句和比喻,随心所欲地进行超越文本自身限度的阐释。他清醒地知道,欣赏是进入文学作品的高层境界。他赞同朱熹说的,“晓得文义是一重,识得意思好处是一重”。但是,“识得意思好处”,即欣赏,是必须以了解,即“晓得文义”为前提的。“了解几分,也就欣赏几分,或不欣赏几分”。了解得先从分析意义下手。二者之间,有密切关联,却不能用欣赏代替理解文义的解诗。从这个意义上说,欣赏与解诗,又是两回事情。欣赏的时候,文本对于欣赏者,是无限度的。解诗的时候,文本对于说诗者,是有限度的。欣赏的时候,欣赏者对于作品文义,可以“曲解起来,发挥开去”,可以不一定要求“切合”原作,可以“无中生有”,任意添加属于自己理解的东西,也就是西方理论所谓的“一千个读者,即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解诗的时候,说诗者对于作品文义,却不能曲解和发挥,不能不要求努力“切合”原作,不能不要求“自圆其说”,不能重在一种意旨或多个“重旨”的发现与认同。这种有限度的开放阐释,在多元中追求一种或多种“意旨”,反对那种“无中生有,驴唇不对马嘴”的曲解,反对“见仁见智”的过度阐释,正是朱自清解诗学思想与传统的“诗无达诂”观念之间的一个重要分野。○57晚年朱自清,称赞闻一多五篇《唐诗杂论》“都是精彩逼人之作”,能够“将欣赏和考据融化得恰到好处”,闻一多研究解读《诗经》,“更利用弗洛依德以及人类学的理论得到一些深入的解释”,与上述这些论述一起,都清楚地说明,对于“诗无达诂”持一定的认同与保留。在传统与西方解诗论说资源的双向接受中间,保持某种理论的清醒和必要的张力,这是朱自清发展中国诗歌阐释学,建立中国现代解诗学思想中的精髓。

  (孙玉石,《现代诗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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