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背影》思想内涵近三十年解读史

朱自清《背影》

　　朱自清的经典散文《背影》从1925年10月问世以来，经历了八十五个春秋，以其平实素朴的语言和字里行间渗透的父子深情，一直为诵读者品谈称道，以致“朱自清三个字已经和《背影》成为不可分的一体”。朱自清也因《背影》而家喻户晓，《背影》则成为朱自清散文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感人魅力最强的名篇。同时，也赢得了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开展的研究关注，对《背影》提出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精辟见解，使这篇文章的文学、社会效应逐渐扩大。尤其是中国文学进入新时期的三十年，《背影》仍然是研究者津津乐道的研读佳作，关注的角度、关注的视野，又有了新的开拓与研探。现就新时期三十年来学者、研究者对散文《背影》的研读状况做一综述，并简要评议。

　　新时期以前的学者在研读朱自清的散文《背影》时，主要的切入视角，就是对文章的思想内容进行全方位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探索散文《背影》之所以感人至深的内因外源：有的学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作者着力表现了人间的至情——真挚的父子之情”；有的以为它“抒写了怀念老父的至情”；还有的认为它之所以“历久传诵”，是因为“深挚地表达了亲人的别情”，甚至把它与梁代文学家江淹的名篇《别赋》相比，以为“《背影》可称得上是一篇形象生动的散文式《别赋》”等，都给予了散文《背影》较高的评价。

　　进入新时期后，研究者们对《背影》的研读，继承和延续了新时期之前学者的研究视角，仍对文章的思想内涵给予较多关注。但从研究者们所做出的研究成果来看，显然与先前的学者有了很大不同，新时期的研究者不再是仅仅局限于文章所表达的具象内涵，而是在肯定以前学者研读成果的基础上，又对这篇文章内涵背后的文化意义、文学史意义、社会学意义、伦理学意义等方面进行了不辍的研读，在思想内涵上也有了更新的发现。

　　从新时期三十年的研究、解读状况来看，散文《背影》中的“父子关系”一开始就成为研究者关注最多的研究视角，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去重新审视父亲的角色和定位，以探求“背影”具象内涵后的真正意蕴，取得对“背影”意义、内涵的全视角的解构和重构。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干，重礼仪、人伦的儒家思想文化，深深浸润于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活与情感表达之中。受这种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父子之间的感情表达往往是以父“严”子“孝”的形式出现，这样的父子关系决定了父子亲情表露、交流的方式不是坦荡、直接的，而是含蓄、间接的。在亲子之爱的表达上则表现为重行而轻言、含蓄而深沉，往往爱之愈深，藏之愈深，爱之愈切，表达愈含蓄，这种捉迷藏式的爱的表达方式常常让人捉摸不透，不易感受，甚至有时令人解。因此，高爱民在其学位论文《〈背影〉阅读史——兼论经典阅读的策略运用》中明确指出，《背影》一文中的“背影”极富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在朱自清的《背影》一文中，父亲自始至终对儿子没有亲昵的举动，话语也不多，整个送别过程含蓄而深沉。从儿子的角度看，也同样不习惯把对父亲的感激与挚爱溢于言表，巧妙选择“背影”这个角度恰到好处，正好可以让儿子对父亲的“背影”尽情地倾诉其无尽的谢意与爱意，也正是父亲这个默默的“背影”最让人体会、感悟到这种无言的父爱，这种含蓄深沉的父爱的特性。正是这个意义上，背影浸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坦露出民族情感表达方式上的独特特性，成就了文学作品中一位位向我们走来的、深具传统文化魅力的父母的形象。

　　散文《背影》的结构美，历来为研究者所称道，篇幅虽小，而笔路却相当开阔，随意挥发，确是“随便”极了，但能放能收，紧凑集中，一切都凝聚于他所要表现的焦点上。因而，有的学者就从作品的构思巧妙、选材独到等角度，去阐释“背影”的真正内涵。

　　新时期还有更多的研究成果，如王荪、张晓云的《重新探析〈背影〉的文化意蕴及艺术魅力》、喻见的《〈背影〉中父亲形象之我见》、贾祥伦的《情感的“佛像效应”—— 朱自清〈背影〉再阐释》、陈绪毅的《沉重的历史“背影”——儒家文化与朱自清散文》、李欣莲的《谈朱自清创作中的忏悔意识》、王玉宝的《〈背影〉：被“死亡”照亮的世界》、李苑的《〈背影〉：“原父情结”的反思》、胡晓山的《文贵有情——读朱自清〈背影〉断想》、张俊的《无过之悔：〈背影〉文化内涵别解》、刘玉凯的《如何读〈背影〉》、赵焕亭的《〈背影〉：朱自清内心矛盾和焦虑的审美置换》等文章，都对《背影》进行了解读，共同丰富和完善着《背影》一文的思想内涵。

　　总之，近三十年来，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提出自我独到的见解，对《背影》思想内涵的解读尽管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多侧面、多角度的开拓性研究格局，然而要建构一个相对完整完备的体系还有一定距离，研究者们的目光多集中在从文化视野的角度来观照《背影》的思想，而从《背影》思想内涵的接受史、传播史等问题的研究都有待进一步去思考探究，从而，使散文《背影》在中国文坛获得更为持久的影响力。

　　(刘晓红，孙拥军，《名作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