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明：作家评传应把握传主的灵魂

　　三年前，诗人阮章竞的女儿阮援朝寄来了《晚号集》和《阮章竞绘画篆刻选》。阮章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重要诗人，他的代表作《漳河水》是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必读作品。未曾想到他还擅长美术与金石，更未曾留意他少年是油漆店的学徒。

　　《阮章竞绘画篆刻选》由著名版画家彥涵作序。他认为阮章竞的绘画以写生为基础，而在笔法上融汇中西，在中国画中接纳一些西洋画的因素，而在彩棒画中融入中国画的笔法。我是绘画金石的门外汉，读画时更感兴趣的是色彩、线条体现出来的诗意，以及他用墨的浓淡来表现无形的感觉和有形体积的意趣。还有一点非常让我好奇：阮章竞有意趣的画大都作于上世纪60年代之后，而这正是他诗歌作品的情趣趋于寡淡之时。那时阮章竞的诗的题材大多是革命历史与现实，而绘画大多以山水、风情风物为对象。为什么不是他的诗而是他的画，让我们重新看见一个诗人的才情与意趣？

　　由于独特的历史语境，当代许多重要的诗人其实都有我们未曾注意到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因此，当援朝女士去年来电话，希望与我们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合作，整理和研究阮章竞的创作时，我当即想起了刚入学的培浩。一来，阮章竞的原籍是广东中山，培浩有义务也有较多条件去从事这项工作；第二，培浩考上博士前已经在地方大学工作，研究诗歌多年并出版过诗歌批评著作，较能胜任。

　　如今不到一年，就有《阮章竞评传》的成果出版，真让人喜出望外。这应该是教育、研究机构与研究对象亲属之间进行合作的一个成功尝试吧？培浩告诉我，作为传主亲人的阮援朝女士，不仅提供了大量材料，对许多问题有很好的见解，而且她坚持不以亲人的感情和观点影响学术研究的见解，尊重真实、客观的历史描述。培浩说，由于“容易和阮援朝老师在不断沟通中达成一致”，因而能够在历史语境中叙述、评价传主的成就与局限。

　　评传写作，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还原术。不仅要“还原”历史人物所经历过的人生，还要通过他的人生历程“还原”其思想、性情和精神风貌。实际上，大凡有价值的传记，定然是传主灵魂与精神的肖像，又是传记作者心灵的回声。诚如法国新传记作家莫洛亚所言，须是“学者的理智打进了心理学和伦理学的园地……不论对于任何问题，都要自己去探讨，并且接受自己的研究结果”。所谓学者的理智打进了心理学和伦理学，并且接受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意思大抵是传记作者要以自己对传主的深入的研究作基础，但又必须把研究心得转化为对传主心理世界和人格魅力的鲜活感受，才能赋予传主灵魂与血肉。当然，这样的传记不光是“研究”出来的，也不光是“写”出来的，而是体验和憬悟出来的，是一个生命拥抱另一个生命，一个心灵神交另一个心灵的结果。

　　《阮章竞评传》不猎奇，不从众，而是认认真真从时代读传主，又从传主看时代，努力通过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折射一个时代的明暗，写出了一个属于、处于那个大时代的诗人的身不由己和自觉坚持，揭示了在“伟大”中追求平凡人生的意义。

　　《阮章竞评传》的第一个贡献，是以独家的材料，全面展现了一个文学家在近一个世纪生命历程中的人生选择、文学创造、独特性格乃至于灵魂秘密。每个文学家都是文学史拼图中的一角，都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对每一棵树的讲述，都有助于理解森林、解释森林。很多有影响的文学家并未留下传记，在于他们的材料没有遇到有缘人，丢失了，更兼同代友好纷纷谢世，便失去了将其人生细节完整讲述的机会。阮援朝女士作为阮章竞的亲人，同时也是个有心人，阮章竞的大量手稿、笔记都被完好保存，这些材料为传记助力不少。传记谈到阮章竞20世纪70年代末的焦灼心境，那种具体性如果没有笔记材料的支撑，是不可想象的。更难得的是，他们并不止步于自有材料，还采访了跟传主有接触的很多人，作了大量口述材料，使传主人生有了丰富的细节。

　　由于有了丰富细节，某些未曾被看见的东西也开始被呈现。近年来，对1949年走进新时代之后的文人心灵转折多有关注，我们看到沈从文的转向，看到穆旦1958年短暂的重现之后的噤声，看到被批判的胡风……我们看到很多被排斥者的故事，可是，那些批判的实施者，很多也是文化人，他们又是何种心态呢？本书通过梳理在中国作协工作时期的阮章竞隐秘的内心体验，揭示了一个令人意外却又并不奇怪的事实：作为作协党总支书记的阮章竞，也在受着难言的煎熬。对于一个极端的年代而言，也许真的没有胜利者。因此，阮章竞漩涡中的逃离，显然是一种无奈的智慧，一份守护诗心的努力了。

　　同时，《阮章竞评传》还是一部有较自觉问题意识的传记，评传并不仅是讲故事，还必须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去触及问题，并提出自己的思考。该书第三章写到太行时期的阮章竞，显然就试图通过阮章竞这一个案，把握解放区剧团写作的性质；通过阮章竞经历的“大戏风波”，理解解放区的文学边界的建构过程；通过阮章竞亲身体验的太行党校“整风”，解释解放区文人个体人格跟革命体制之间强烈摩擦中自我生成的过程。该书第十四章触及了诗人阮章竞的另一层身份——画家，但作者似乎并没有遵循常规思路：阐释阮章竞绘画、篆刻在美术艺术上的重要价值，或许这方面并非两位作者所长，但他们的另一层问题意识却令我颇感兴趣，即作者从诗画的关系进入，发现20世纪60年代以后，阮章竞的诗画同题作品体现的不是诗画相生，而是诗画分离，作为职业文学家的阮章竞，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他的写作没有逃脱政治的宰制，但是，他的诗心和性灵却转移到了绘画领域。这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我上面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不是他的诗而是他的画，让我们重新看见一个诗人的才情与意趣？”这大概是一个关乎十七年文学制度和想象，关乎作家心灵如何在规约中逃脱的故事吧。我认为该书提供的个案，对我们重新进入十七年文学“中心作家”的精神世界，理解这类作品内心的丰富性，是有启发的。

　　作为一部诗人传记，该书显然也必须对阮章竞的作品做出评价，作者较为准确地把握了阮章竞代表作《漳河水》的艺术开创性，从民歌体的历史脉络中审视《漳河水》的继承和突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注意到阮章竞作为戏剧家的审美经验对长篇叙事诗《漳河水》的影响，认为多重对照的戏剧结构的引入是此诗艺术上成功的重要保障。这一立论，既是新颖的，也是有说服力的。作者还希望以历史的同情态度，在20世纪50年代工业诗歌的写作风气中，把握《白云鄂博交响诗》的宏大美学野心和在诸多限制下的失败，对于作品的分析虽然尚可更深入，但这种试图把握社会主义时代诗歌的复杂性、丰富性的态度和努力令人印象深刻。

　　显然，作为一部深入到某些时代症结和传主灵魂的诗人评传，《阮章竞评传》不仅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史教学和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对于认识诗人与时代的纠缠迎拒关系，提供了一个值得重视的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