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苏画家们：去苏联改写中国美术史的留学之旅

　　去苏联：改写中国美术史的留学之旅

　　留学苏联的经历，不仅深深影响了留苏画家们的艺术理念，也为后来新中国的美术教育打上了浓重的苏联底色，奠定了中国学院派绘画的写实基础

　　1954年10月的一天，北京前门火车站。

　　1000余名中国留苏生，身着正装，手提统一的棕色牛皮旅行箱和绿色军用帆布箱，按车厢编号，列队登上了一列漂亮的软卧列车——那本是接送人大代表的专列，临时调来送这些天之骄子们出国的。

　　列车开动，窗外的风景疾速后退，车窗上贴满年轻的脸，送行的人群渐行渐远。有人唱起了苏联民歌《红莓花儿开》和《喀秋莎》，歌声很快连成一片。

　　24岁的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研究员全山石，就在其中的一节车厢中。高而帅、笑容羞涩的他，有一种艺术生的独特气质。同车厢的学生中，有学航天的，有学原子能的。旅途漫长，他们上午背单词，晚上“侃大山”。

　　火车行至满洲里，全员下车，车厢被悬吊起来，更换车轮。从这里，列车将进入宽轨的苏联境内。

　　广袤的西伯利亚大地上，列车一路西驰，穿越无际荒草和苍茫森林。白昼渐短，黑夜变长。六天六夜之后，终于驰进了莫斯科尤拉斯拉夫车站。

　　从这里，油画系的全山石、肖峰和林岗，舞美系的齐牧冬和周正，转乘豪华软卧列车“红色火箭”号，奔赴梦寐以求的列宾美术学院。

　　位于列宁格勒(现恢复为旧名圣彼得堡)的涅瓦河畔的列宾美术学院，全名为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研究学院，是世界著名的四大美术学院之一，也是当时唯一严格保留现实主义训练模式的学校。

　　“250位农民的全年收成”

　　1951年，全山石还是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绘画系一年级的学生。

　　这一年，经过国家院系调整，学校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潮中，原校长林风眠因为“画的东西老百姓看不懂”而被免职。

　　苏联文化成为国人追捧的时尚。公交车上张贴着学习苏联的宣传品，大街上的高音喇叭放着《喀秋莎》，年轻人争相朗诵高尔基的《海燕》。

　　从这年起，中国每年都选派一至两千留学生赴苏学习，但以理工科为主。直到1953年，李天祥、钱绍武、陈尊三和程永江四人，才成为首批艺术生，进入列宾美术学院学习。

　　1953年9月，全山石毕业之时，学校接到了国家选拔新一批留学生的通知，他和低自己一届的肖峰入围。经过政审、初试(文化和政治课)和复试(专业课)，两人双双幸运地被录取，成为留苏预备生，进入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班学习，学制为一年。

　　在留苏预备班里，他们除学习俄文和政治科目外，还要学习外事礼仪(包括学习跳交谊舞和送花的礼仪等)，进行长跑、跳远等体育项目考核，有些人在学习过程中就被淘汰了。

　　学习结束后，经过学科考试和再次的全面考核，并通过严格的体检(当时强调不能带病出国留学)后，他们才真正成为留苏生。

　　留学的所有费用由国家全包，所需衣物由国家一次性供给，从中山装、皮衣、夹衣、棉衣、衬衫到内衣、袜子，一应俱全，多为藏蓝色，只有一套淡粉色的西服，供留学生们毕业答辩和外事等场合穿着。

　　全山石和同伴们每月领到的补助是500卢布。当时卢布对美元的比值约为1：1.1，因此，与一般苏联本国学生相比，他们的生活费相当富足。每人每年的费用，用教育部长杨秀峰的话说，相当于“其时250位中国农民全年耕种的收获”。

　　“学油画，先吃西餐”

　　到列宾美术学院之后，师兄李天祥等人，轻车熟路地带他们熟悉地形，帮他们安排宿舍。

　　但一年之前，社会主义“老大哥”们欢迎首批中国艺术留学生的方式并不算太友好。

　　第一天到莫斯科，李天祥就丢了一个旅行箱。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社会主义天堂”竟然会丢东西，这让他非常想不通，但考虑到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他没有向组织汇报。

　　到苏联之初，常有苏联同学问他：“中国有橘子吗？有香蕉吗？”在他们的观念里，中国只有两样东西：沙漠和大米。李天祥翻出字典，用生疏的俄语告诉苏联同学，中国不但有橘子香蕉，还有苏联没有的荔枝。新年晚会上，他与陈尊三表演了中国的近景魔术，苏联同学惊叹不已。从那以后，中苏同学之间的关系渐渐融洽。

　　初到苏联，语言仍然是留学生们最大的障碍。俄语中的12种变格，是最让他们头痛的。中国学生多结伴而行，课前一起预习，课后再找苏联同学借笔记。

　　饮食习惯是另一大障碍。学校食堂里的早餐通常是面包、黄油、酸黄瓜、鱼子酱，午餐中唯一接近中国人口味的是西红柿、洋葱和土豆煮成的杂拌汤。为了吃得舒服，他们晚饭多自己做面条、白菜烧肉等。

　　在中国学生里，全山石要算个异类。他认为，要学好油画，就要先在生活上跟苏联同学打成一片。他是所有中国学生里唯一坚持吃西餐的。在他看来，西餐有程序，一道一道的，跟油画一样。

　　他主动要求去全由苏联学生组成的班里学习。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没有油画传统，学校教的都是土油画，冷暖色彩规律都不清楚。而苏联学生从附中就开始学美术，色彩、造型能力远在中国学生之上。

　　他还常去苏联同学家中留宿，与他们一起去教堂做礼拜、去乡下写生，一起去集体农庄劳动。最初，文化上的差异让他极不舒服。去苏联同学家住，竟然被要求缴伙食费和水电费；聚餐都是AA制，哪怕半个戈比(1卢布等于100戈比)都要算得一清二楚。日子久了，才逐渐习惯。

　　一年之后，全山石的色彩水平便与苏联同学持平。三年级时，他拿到了全5分的成绩，照片贴在了学院的光荣榜上。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列宾美术学院获此殊荣。

　　顿悟“色彩”

　　在杭州艺专时，全山石曾听院长刘开渠说，苏联学生所有的素描习作都是在灯光下进行的。于是，他们把墙壁刷成深灰色，大白天关上门窗、拉上窗帘，画灯光作业。到苏联后，他才明白，这是为什么。

　　10月的列宁格勒，已进入冬天，直到中午11点钟，天才放亮，而下午3点，夜幕就降临了。因此，教室里总是灯火通明。每天的11点半到下午2点半，是雷打不动的油画课。因为这段时间光线明亮，而画油画对光线要求极高。

　　苏联的教学体制是六年制， 基础课程设置非常多，强调“素描是一切造型的基础”。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他们每天要画3小时的油画和两小时的素描。每周有两晚，学校设置祼体模特写生，15分钟换一个姿势，全院学生自愿上课。

　　李天祥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留学苏联之前，老师徐悲鸿曾对他和钱绍武谆谆嘱咐：“国内学生画素描的本领已经掌握得很好了，但遗憾的是色彩不行，一定要把怎样处理色彩学到手。”

　　但出国后他才发现，苏联教的素描和国内并不一样。这里的素描十分重视对解剖学的研究，而国内美术教育对此涉猎极少。第一次在课堂上面对解剖图，中国学生多感到手足无措。为了让他们更好地理解人体结构，老师拿出真正的骨头标本，让他们一一辨认。留学生们渐渐学会在创作素描时细致地表现人体的内在结构。

　　每逢周末，留学生们常带上面包和酸奶，去博物馆观摩油画原作，一待就是一整天。全山石告诉记者，看国画是看笔墨韵味，而油画则是一种堆叠出来的美感，要看到原作才能体会到。

　　他们刚到苏联时，西方印象派绘画被认为是“形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代表，在苏联很少能看到。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开始实行开放政策，很多博物馆都展出了印象派等现代主义流派的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