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重在传承，翻译没有绝版——访瑞典文翻译家万之

　　走近翻译家

　　万之，原名陈迈平，1952年生于江苏常熟，现居瑞典。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2001年起从事职业翻译工作，译有 《特朗斯特罗姆诗选》《航空信》《阿尼阿拉号》《失忆》等，翻译编辑文集《在世上做安娜》等，著有《诺贝尔文学奖传奇》等，编辑出版《高行健剧作选》等。曾参与文学刊物《今天》的出版和编辑。2009年当选为瑞典笔会理事兼任国际秘书。

　　在很多场合，万之都被称为瑞典汉学家陈安娜的丈夫。他笑言，现在安娜在中国知名度很高，比他红多了。出现这一戏剧性的情景，与莫言获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有关。陈安娜翻译了莫言的 《天堂蒜薹之歌》等三部代表作品，由此获得了莫言御用翻译的称谓。有人甚至断言，没有陈安娜，莫言就不可能获奖。

　　不管是出于巧合还是必然，正是在莫言获奖前后，万之翻译的《阿尼阿拉号》《航空信》《失忆》 等作品在国内陆续出版，而且广受好评。他作为一个知名翻译家的信誉，由此逐步确立了起来。然而时光倒回到几十年前，他肯定不会想到自己日后会以瑞典文学翻译家的身份为当下国内的读者所熟知。

　　现在的读者已很少知道，多年前，万之曾经是一个“先锋”作家。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他在一座县城教书时，就因为热爱文学写起了小说，完成了《酸葡萄》几十万字的初稿。此后，他还参与了文学刊物《今天》的出版和编辑。他还将阿城小说《孩子王》和北岛小说《幸福大街13号》改编成电影剧本。尽管万之迄今只出过一部小说集《十三岁的足球》，但就他当年身处的社会语境而言，他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对社会的观察与刻画，以及意识流等手法的运用，无疑是很超前的。

　　从事文学翻译是很多年以后的事。2001年起，他开始从事职业翻译工作，为一个世界知名企业翻译并审读一些说明性的外文资料。在这个过程中，他机缘巧合翻译起了瑞典的文学作品，比如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最开始是北岛请他译的。“北岛希望我严格遵照原文翻译。一开始，我想已经有几个译本，我就推托了。但他坚持要我来译。而且特翁本人也有这样的想法，我就答应了。”

　　在万之看来，任何翻译都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也因此，他对一些译者认为自己的译本就是绝版的说法不以为然。“在国内流传很广的一个译本里，还是能找到一些错误的。比如在一首诗里，他把‘蘑菇’译成了‘糖果’。如果严格对照瑞典文的音节，包含了五个音节的诗就不该译成中文四个字‘万物燃烧’，我把它译成了 ‘万物烧起来’。”万之认为，作为特朗斯特罗姆诗歌的译者，不妨学一点他的谦卑。“特翁曾有一首诗写到，‘我有很低的爱，只要死亡上涨两三米就能把我淹没’。有译者把‘两三米’译成‘两厘米’。不准确不说，这也让特翁的谦卑失去了适度。这和认为自己的翻译是绝版的过度说法，其实是一个道理。”

　　与此同时，万之翻译了另一位曾获诺奖的瑞典诗人哈瑞·马丁松的叙事性诗作《阿尼阿拉号》。与特朗斯特罗姆不同，尽管马丁松同样有很高的文学声誉，但他这部代表性诗作却少有人翻译。这自然有这部当时让人感到想象奇特的太空文学的前卫作品，在如今看来已经司空见惯的原因。“更重要的还在于，马丁松在此部诗作中使用了很多自创的和现代科学与异国文化有关、又具备抒情诗韵味的瑞典语新词汇。这些自创词汇的意义连瑞典人都未必能了解，翻译成外语就更加困难了。这也是这部作品在北欧之外影响一直有限的原因。”但正是马丁松对瑞典文学语言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使思想也披上优美的语言外衣，并为他赢得了诺奖。也因为此，万之觉得自己有责任翻译这部重要作品。他尽量保持了原诗语言的新颖和优美，押韵上口可诵可歌，使得译成的文本依然成为诗意的文本。

　　正是对瑞典这两位殿堂级诗人作品的翻译，让万之对瑞典诗歌的传承与创新有了深入的认识。巧合的是，翻译通信集《航空信》时，他读到美国诗人罗伯特·布莱写给特朗斯特罗姆的一封信：“有关你和马丁松的关系……他是圣父，而你是(更加精神性的)圣子———而艾克洛夫是圣灵！”在万之的理解里，布莱的说法是非常确切的。“二十世纪的瑞典诗歌，确实是靠这三位诗人三位一体而屹立世界文坛。尽管艾克洛夫本人没有获得诺奖，但他担任了十年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学院院士、评选委员。其间有多位诗人获奖，也可谓与诺奖渊源深厚。”

　　而布莱这句话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指出了马丁松和特朗斯特罗默之间某种精神的联系，某种文学精神和美学理念的传承。“特翁曾表示，如果艾略特是外国诗人中对他最重要的启迪者，那么在瑞典语诗歌中，对他最有影响的是马丁松，而且一直如此。他因为晚年中风失语，表达有困难，但最了解他的夫人莫妮卡言之凿凿地证实：‘托马斯确实感到他和马丁松之间有一种亲缘关系’。实际上，瑞典学院给两位诗人的颁奖词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相互对换一下也同样适合。”

　　相比而言，中国的诗人一直以来强调更多的是断裂，而不是继承。在万之看来，一些“断裂”有特定的原因和背景，是可以理解的。比如“五四”时期，因为需要挣脱传统的束缚，求得思想的解放与创新，所以需要来一次彻底的“断裂”。又比如朦胧诗时期，北岛等诗人和传统的决断也有其时代的意义。“顾城就强调诗歌要自我表现，但自我表现了，是否就一定是好的诗歌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写作都是自我表现。而到了九十年代，所谓的断裂就只是徒具形式了。更重要的是，口口声声与传统割裂，是否就能因此创造出超越传统的新质呢？在这一点上，瑞典诗人之间的密切相关的传承关系，无疑更值得我们借鉴。”

　　处身瑞典文学界，万之与诺贝尔文学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自然也不能回避在国内经常被谈论的诺奖话题。1986年，万之赴挪威奥斯陆大学攻读戏剧学博士学位。1990年起，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学院中文系执教，与瑞典汉学家、诺奖评委马悦然成为同事，而陈安娜恰恰是马悦然的学生。也正是马悦然多年前向他推荐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的长篇系列作品《失忆的年代》，他迟至近年才有时间陆陆续续翻译这部系列作品。

　　虽然《失忆的年代》恰逢其时的译介，与莫言获奖引发国内读者对于诺奖话题的空前关注有关，也似乎与埃斯普马克的特殊身份有关，但万之认为，最重要的是这部作品本身有译介的价值，而且它的写作风格也是独树一帜的。“你会发现，这是一个人的自言自语，很口语化，但又不是日常生活和平民百姓的口语。据埃斯普马克说，这部小说还有自传性，所以叙述者其实有深厚的学养。通篇是一个院士的叙说口吻，体现了一个学院派作者的非常独特的语言风格。”

　　正是在翻译这部系列作品的过程中，万之进一步体会到了翻译的乐趣。在他看来，翻译一部文学作品的过程，自然也是对作品加深理解的过程，更是文学欣赏的过程，能给人带来更多的阅读之悦、阅读之趣，也更能让人体会到翻译的重要性。“高难度的翻译，对译者无疑是一种挑战，同时又是一种诱惑，一种探险。文学翻译其实永无止境，可以不断更新，不断完善，甚至还可以推倒重来，这也正是我作为译者，感到文学翻译趣味无穷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