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水平：我是乡村遗失在城市里的孩子

作家葛水平

　　从最早发表 《甩鞭》、《地气》到《喊山》、《浮生》 等几十部中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 《裸地》，山西女作家葛水平始终在写土地，粗粝的痛感在她的作品中呼之欲出，这也使许多人将她视为“山药蛋派”作家的传承者。

　　2011年10月起，葛水平沿着山西省内第二大河——沁河顺流而下，走访和调研沿河两岸行将消失的村庄和传统文化，并将一路见闻与感受以人文散文的形式推出并集结成书。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葛水平将自己称为“乡村遗失在城市里的孩子”，“我从乡村走出来，我有一双痴迷的眼睛和痴迷的心肠。我不想去追求速度，流星总是转瞬即逝。我只想在有生之年感恩养育我的河流，我不想贵远贱近，我爱这条河流。”

　　记者：在作品中，您曾说，如果一个人出生在乡村，童年也在农村，那一辈子乡村都会给人以饱满的形象。怎样的乡村形象，在您看来才是饱满和富有意蕴的？您是如何理解乡村文明的生命根基的？

　　葛水平：我常常在黄昏降临时看世界暗下来，在某个瞬间，涌动的人流猝然凝固，黄昏是一天中最安静的时刻，我能听见那些老旧的家具在黄昏的天光下发生着悄悄的变化。一切变化总是悄悄的。就像人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短。黄昏能够安静下来的日子总是乡村。乡村过日子饱满的元素其实有四种：河，家畜，人家和天空。如果没有水，万物是没有生气的，而人家则是麦熟茧老李杏黄，布及日常，可乐终身。乡村文明不是简单的一座老房子一条老街可以代表，而是人家清明景和的气象。

　　记者：对于您笔下的乡村来说，维系其结构不仅需要土地的滋养与血缘的融合，村人的信仰也是及其重要的一个部分。信仰在乡村有着深远的传统，而在去往城市的途中，原本的乡村结构分崩离析，其中就包括信仰的丢失，这是否让您感到很痛心？

　　葛水平：这世界大抵有了人，就有了护佑万物的神灵。敬畏神灵的日子里，我始终认为人是幸福的。乡村城市化的过程中最明显的一点是让我们丢弃了神。多么辽阔的大地和多么绵长的传统，才能孕育出这般诸多的神，他们如繁星散落在穷乡僻壤，默默地闪烁着性灵之光。贫困和苦难如影相随，神们却报答给敬奉他的人们温暖的未来。人与自然相互依赖的生活中，神让每个屋子里的人都不会独立承担人生苦楚，或自享人生美好。神告诉人祖先的功德是繁衍子孙，没有祖先也就没有后人。享福之人是在收获先人清白人生的成果，今生遇着逆境了是为先人曾经在世的恶孽赎罪。一个人的仕途、学业、经商方面的成就，均为祖先的荫庇，为了使先人庇护自己儿孙超越自己，今世人的言行举止不恭不雅不守诚都会叫神看见，都会招来祸福，神说，那就增减他们的寿命吧。春秋早期的随国贤大夫季梁说：“百姓是神灵的主人，圣王先团结百姓而后才致力于神灵。”当神鬼没有了主人，这个世界又能求得什么样的福气呢？我怀念那些与神为伴的日子，万物皆有佛性，打通生死，打通人与自然的界限。那样的日子里百姓都有神性的快活。

　　记者：在华夏传统文化中，几乎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相生相伴的母亲河，河流与人文的关系一直密不可分。您会怎样来看待这样一种关系？

　　葛水平：大地上，对于人事，糅合汉民族的创世神话，都与河有关系。农业的起源，黄河及黄河支流冲击的山谷平原是最早的农业区。神话的诞生于河流文化密不可分，这些自然形态离人类最近，跟伙伴一样可以供人类交流和役使。说一个民族有容纳百川的气力与胸襟，有赖于人类因为河流诞生出的创世神话。在母亲河孕育下，我们经历了伏羲女娲大禹治水三皇五帝周秦汉唐以后到现在，我们感激母亲河给了我们如此强悍的生命，让我们的激情与想象持续这么久远。上天让我们活在河岸上，珍爱上天的赐予就是珍爱我们的生命。河流与人的关系，最终盘踞不散的只有一个字：“爱”。希望所有人懂得爱比金钱更贵重。

　　记者：某种程度上，《河水带走两岸》 在记录种种行将消逝文化遗产的最后面目的同时，可以说以个人的身份完成了对于母文化的追踪和追忆。面对着无法逆转的时代洪流，这样的写作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一层悲怆的意味。对于一位作家来说，这样的行走究竟意味着什么？

　　葛水平：意味着我个人的一厢情愿。有人说我是一个“痴”人，他说对了。我从乡村走出来，我有一双痴迷的眼睛和痴迷的心肠。城市里我很难享用三碗面：情面、人面、场面。我享用得累，也享用不起。我是乡村遗失在城市里的孩子，一个人精力的高度，离不开她的原点，我对职业的韧性里藏着对过去时光的眷恋，人的岁数见长，我明白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好与坏，多与少，长与远，大与小，只是一个冬天与春天的季节问题，我不想去追求速度，流星总是转瞬即逝。我只想在有生之年感恩养育我的河流，我不想贵远贱近，我爱这条河流。老子说：“浊而静之徐清，安以动之徐生。”人世间的事一旦由河水带走，带走和带不走的一切都会真相大白，我走，生存状态和生命状态都到了我该走的时候了，随缘而定的“造化”中，我只想抚慰我背井离乡后一颗寂寞的心。

　　记者：《河水带走两岸》中所提及的大量传统手工艺的流失令人感慨，这也让我想到，随着传统手工艺的消逝，随之而去的似乎也有传统美学中的神秘感，并体现到很多方面。如今，即使回顾过往，那种不可言说的神秘、对天地的敬畏也在消逝，取而代之的是科学意义上的确凿和精准，这对写作者而言是否造成了一定影响？您是如何看待的？

　　葛水平：一个话语谈不上“权”的人，是无力控制和调节自己写作走向的，跟着时代走，走哪写哪。我不想虚假地说我坚持或坚守什么写作立场，立场是什么？我至今不明白。我写我的小人物，小手艺，小河流，我对科学上的确凿和精准不怎么关心，如同不关心政治一样。我不是一个完全没有虚荣心的人，也决不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也并非是一个人品高尚的人，我更不是直轨上的车，只是那些好像离我很远。写作的人除了保持文学性的同时还得保持社会性，我不能把所有人都看成是我。我认为我不受影响的外部条件是因为我懂事前就没有离开过乡村，乡村记忆时不时地在复苏在萌芽，人这一辈子太短，过去的故事写不完，写不完过去的故事我就老死了，对于故事还在，人已老的人影响不大。

　　记者：当下生活中，快节奏的一切将时间从一个缓慢绵长的定义中抽离，与历史沉淀逐渐割裂，而成为一种速度和效率的象征。而在您长期以来的创作中，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和小说，都充满着对于时间的敬畏：敬重时间所能带来的厚重，又畏惧于时间所能带走的一切。可否请您详细谈谈？

　　葛水平：人是时间选择代替的遗容，一代一代延续着，时间不死。以写作为媒，传达个人经验，个人经验千差万别，我的人情物理发生在乡村，我看到我的乡民用朴实的话说：“钱都想，但世界上最想的不是钱。”他们过完一生，时间叫走了他们。

　　离开乡村意味着逃离乡村，逃离便意味着再也回不去，同样一个人，谁改变了她的感情？人在时间面前就这样不堪。所以，天下事原本就是时间由之的，大地上裸露的可谓仪态万千，因天象地貌演变而生息衍进的乡村和她的人和事，便有了趣事，有了趣闻。乡村是整个社会的缩影，整个社会得益于乡村的人和事，而繁荣，而兴盛。乡村也是整个历史苦难最为深重的体现，社会的疲劳和营养不良，体现在乡村，是劳苦大众的苦苦挣扎。乡村活起来了，城市也就活了，乡村和城市是多种艺术技法，她可以与城市比喻、联想、对比、夸张，一个奇崛伟岸的社会，只有乡村才能具象地、多视角地、有声有色地展现在世界面前，并告诉世界这个国家的生机勃勃！乡村的人和事和物，可以纵观历史，因此，对于乡村，我是不敢敷衍的。

　　我在时间流逝中想，是否，只有乡村繁华了，才能在上面栽种稼穑，否则，这社会丰收的是什么？

　　记者：从《甩鞭》，到《喊山》、《裸地》，您在小说中的行文风格是热情和激烈的，但细读之下，文字的骨子里却是冷静的，甚至可以说带着点谨慎和自省，不禁想问，这种反差来自何处？是在写作中刻意而为，还是无意识的？

　　葛水平：人是一种容易集体性感染的动物，我也不例外。写作是从自我的角度出发，表达对世界的看法。我所写的那些个人事从时间意义上显得很娱乐化，而一旦触及他们人生的本质，便觉得他们是容不得作者用文字去戏弄和亵渎的。更多的时候我是无意识的。

　　记者：您曾提到，在写作中时常处于一种不自觉的状态，故事和情节自然地在笔下涌动。对于中短篇小说，这样的气韵足够支撑起作品与相应的篇幅，但若是面对工程繁复的长篇小说创作，是否会有另外的思考和构架？至少在《裸地》中，已经看到了您在这方面的一些思考。

　　葛水平：长篇首先要传达一个时代的气氛，在时代背景下共同演绎这个时代的人和事是长篇的构架。写《裸地》时，我思考了很久，常常是还没开始想，思想就开小差了。写了开头，想到了一个问题，贫穷的直接伤害在于信心和尊严受到打击。《裸地》 写到中间，我又想到一个问题，一切的胜利都是权力的胜利。《裸地》快写到结尾的时候，我想到了，所有的都不能够得逞，人世间只能让爱获得主权。用一个人一生命运来完成一部长篇，爱是手段也是目的。下一步要写的长篇叫《民间》，要思考一些什么？依然是爱，人与人衍生出来的神之间的爱，一个传统中国背景下的民间。花无百日红，天道不由人，只有民间才能看一切都见平常。

　　记者：许多作家或多或少地曾在写作中存在一种“无力感”，有的出自对社会现实无法更改的慨叹，有的则是对自身写作言而难尽的遗憾。在您的写作生涯中，这种“无力感”是否曾经出现？

　　葛水平：肯定有。作家只是一个写字的人，但是，都有王朝在这里改变走向的雄心。我是一个写字的女人，雄心都起自男人的胸脯。我的无力感更多是来自时间，时间总也不够用，我对一些生活琐事不时的入侵感到烦恼，面对这些事情我很无奈。另一种无力感来自乡村，贫穷的父老乡亲有很多坏毛病，因为贫穷他们失去了见风情的眼神，毁坏毁坏毁坏，他们的毁坏如画家倾倒了颜料盆子，汪洋泛滥不可收拾。还有一种无力感来自对世俗的认定，通常设在官大钱多上。钱多官大的人，让我看到了他们如饥似渴的目光。我无力改变我的无力感，我只能用文字的梦想与他们对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