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访季羡林生前学术助手蔡德贵

2008年10月，蔡德贵教授在北京301医院为季羡林先生做口述历史

　　本报驻山东记者  宁昊然

　　今年7月11日，一代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逝世四周年。在7月9日召开的“季羡林先生精神遗产传承座谈会”上，山东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生前的学术助手蔡德贵做了发言。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蔡德贵教授说，季羡林先生有两个生命，他的精神生命支撑着他的肉体生命。虽然肉体生命已经逝去，但精神生命依然存在，闪烁光辉。

　　自谦爱“胡思乱想”

　　记者：您是如何与季羡林先生相识的？

　　蔡德贵：实际上我与季老的认识，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早在1965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学习，季老时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但是我并没有上过他的课。

　　1982年，一次偶然机会，我回母校在外文楼前巧遇季老。我在犹豫是否上前问候，因为怕季老不认得自己，最后上前向季老问好。季老居然还记得我，没有想到17年后，桃李满天下的季老居然还如此清楚地记得一位普通的学生是学什么专业的。原来季老在新生入学的时候拿一张系里的新生名单，对照学生的照片将上百个学生的名字都记得住。这点让我很惊讶，也很感动。

　　直到1985年，我负责主持《世界哲学家辞典》的编写，编委会准备把季老列入辞典，于是向季老约稿，但几次都遭到季老婉拒。季老认为，他并不是什么哲学家，在哲学上没有什么主要观点。我找到季老的几篇重点佛教哲学文章给他看，他发现我们对他有一定了解。才同意让当时的助手李铮提供了一份简介。季羡林先生不承认自己是哲学家，他谦称自己只是爱“胡思乱想”。

　　2008年10月，我正式开始了帮季老做口述历史的工作，从住的地方到301医院约两个小时的路程，每天听季老口述，一般一小时左右，他聊得高兴了就收不住，会讲两个多小时。

　　提出“大国学”概念

　　记者：季羡林先生被称为一代国学大师，他晚年多次强调国学的重要性。在他的观念里，当代国学应该如何发展？

　　蔡德贵：国内的国学就是在季羡林先生和北大其他几位老教授的推动下复兴的，北大在1984年成立中国文化书院，季先生曾任院长。他认为，国学不能简单定义为孔子或者儒家。

　　季老晚年一直强调“大国学”，这个概念是有战略意义的。过去我们把国学定义为儒家文化，把汉族文化定义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很狭隘的，56个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思想对巩固56个民族大团结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说过，“满学是不是传统文化？现在很多研究满学的人甚至不懂满文，你怎么能研究透呢？还有蒙古学，在全球范围内蒙古学是显学，研究的热潮一直不断。但是在中国一直没显起来，很多人不知道蒙古学为何物。”他提到云南的少数民族纳西族有“天人合一”的观念，这和儒家、道家的思想就很接近。每个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创建都是有贡献的，只是有的贡献大，有的小。应该对所有民族文化一视同仁。没有任何的民族歧视，这也正是我们现在所提倡的观念。季羡林给白寿彝教授主编的《中国通史》题词：“普及中国史，提倡大国学。”

　　提倡“和谐”观

　　记者：季羡林先生曾经说“国家和政党都消亡了，宗教也消亡不了”，他有宗教信仰吗？

　　蔡德贵：季先生有一种理论叫做“宗教需要论”，宗教信仰是人类的需要。不管是虚幻的需要，还是非虚幻的需要，只要人类存在，宗教就不会消亡。季羡林先生曾说自己没有宗教信仰，但是他去德国留学的时候，在资料上填了佛教。是因为当时的德国政府规定，没有宗教信仰不能入境，签证官给他写了个佛教徒。

　　虽然他说自己没有宗教信仰，但是我认为，季先生有着宗教情怀。信仰不一定是某一种特定的宗教，在他的一生中，有一种信仰支撑着。先生不怕鬼，他在《爱北京的胡同》一文中这样写：“是一个三进的院子，我第一次体会到‘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意境。我住在最深一层院子的东房中，院子里摆满了汉代的砖棺。这里本来就是北京的一所‘凶宅’，再加上这些棺材，黄昏时分，总会让人感觉到鬼影憧憧，毛骨悚然。所以很少有人敢在晚上来拜访我。我每日‘与鬼为邻’，倒也过得很安静。”这里提到的是北京翠花胡同，先生在此住了很长时间，专心做学问。儒释道三家在季老这儿贯通了，他提倡和谐的观念，这是儒释道三家都提倡的。这里的和谐不仅是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还有人内心的和谐。他经常念一首白居易的诗：“劝君莫打三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

　　一生最满意的著作

　　记者：季先生一生著书很多，他有没有提到过自己最满意的著作或者学术成就？

　　蔡德贵：季老一生都非常谦和，为人低调。在他的晚年时期，他认为如果说自己有什么成就的话，就是两本书。花费十余载写成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这部书为佛教最早由中亚传入中国，佛教在中亚的传播史提供了依据，解决了佛教传入中国两条路线的问题。另一部是80多万字的《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这部书由“糖”的传播而出现的文化交流现象，是以小见大的案例。

　　早在1930年代，季羡林在德国学习梵文的时候，便开始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欧美许多国的语言中(即所谓印欧语系的语言)，表示“糖”这个字，英文是sugar，德文是Zucker，其他语言也大同小异。直到1981年，一张敦煌残卷辗转到了北大历史系几位教师手中，他们拿给季羡林看。季羡林一看，像是一张有关制糖术的残卷。内行人都知道，敦煌卷子中，大部分抄写的是佛经，有关科技方面的资料却极少，这张残卷便是有关科技方面的，自然十分珍贵。这里边有3个汉字“刹割令”，很多人都解释不懂，他惊奇地发现这个词儿就是sugar的音译，原来糖在中国也有相同的叫法。他感到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研究题目，因为从糖的传播过程中，不仅可以探索出中印文化交流的轨迹，而且沿此道路探索下去，还可以寻找到人类文化交流的轨迹。他从小视角研究文化交流，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

　　有两个生命的老先生 

　　记者：您认为季羡林先生留下最宝贵的精神遗产是什么？

　　蔡德贵：这个没办法用几句话概括，除刚才说到的大国学外，先生对人文学科建设做了重大贡献。上世纪90年代开始，季老在多个场合提到人文学科的重要性，认为人文学科对社会的贡献不亚于自然科学；先生大力提倡侠士精神，提倡讲真话。他给唐师曾题词“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在口述历史中也曾多次提到这句话；还有季老对民办教育和书院的支持。他支持了多所民办院校，如北京圆明园学院，西安翻译学院等。90年代，私立院校并没有像现在这么普遍，当时支持私立院校需要一定勇气。他认为自古以来，教育就是两条腿走路，公立和私立，他认为民办教育是不可忽略的另一条腿。他若得知哪个地方要建书院，都会大力支持。

　　记者：您觉得用什么词可以形容季羡林先生？

　　蔡德贵：有很多领导和学者对季羡林先生做出过评价。温家宝总理用8个字概括季先生：“人中麟凤，人之楷模”。张中行先生用“朴厚”两字形容季老。评价最全面的是2007年央视感动中国人物的颁奖词，“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留得十年寒窗苦，牛棚杂忆密辛多。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

　　季羡林先生从小体弱多病，于1998年被发现身患两种癌症，但是他又顽强地生活了近10年。季羡林先生去世之后，医生检查发现他的一个心室已经严重萎缩，主治医生都没办法解释只有一个心室，到底是什么支撑着老先生走完生命最后的时光。我想季老有两个生命，他用精神生命支撑着肉体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