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旭:做好自己

　　前些时，我有一则短文，讲生活中常见的一种自我角色与权力角色混淆的现象。不意发表后闯了祸，在我工作过的地方引起轩然大波。直到今天还有熟识的和不熟识的朋友不时用电话、短信、电子邮件等各种方式向我征询那位被批评的对象是谁。又听说有自动对号入座者勃然震怒，要诉诸法律或组织反击云云。我不禁失笑。极为恳切地反复回答：那是我的自我批评。一个人活到我这种年纪，应该知道检点自己，反省自己了。否则，那就真是孔老夫子说的“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了。

　　这样说不是要掩饰什么或躲避什么。我说的是实情。很多年前我就知道文字的力量太有限了。孔夫子所谓的“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是有先决条件的，不是什么话都有用的。刚入写作这行的时候流行一种口号叫“干预生活”，因为“艺术高于生活”。今天看来，这话太自负了。无数经由媒体和官方确认的现实生活中的奇闻异事，远远超出了写作者可能会有的任何程度的想象力。一个想要状写生活面貌的人所能做的太有限了。在大学里，老师给我们讲《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稗官也”，是一些专事收集道听途说的口水的人，当时心里有些不服气，觉得古人不知今人事，太不把我们当回事了。现在看来我们还真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你搜肠刮肚，挖空心思，穷尽想象写成的小说里的那些人事，一旦搁到现实中，立刻黯然失色，让你不能不老老实实地对生活满心敬畏。

　　大概每个人都只能做到他所能做到的，至少我是这样。要对一代人发言，第一没这资格，第二没这能力。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生活的权利，说谁谁道德沦丧，谁谁价值观毁灭，打算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会先想想做好自己了没有？有句老话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起码我不敢当。我能做好自己、做好自己灵魂的工程师就很不错了。小说里我也老拿同行说事，其实那里边挨骂的人物是我自己。我拿自己做模特，包括取的姓名都和我自己接近。一方面是不想惹麻烦，像我这么笨拙的写作，一定会有原型，故事里的负面人物是我就得了。另一方面我自己也确有该骂的地方。一个人身上往往有两个人，甚至好几个人，所谓多重人格。比如，我捐款的时候就难免有另一个吝啬的我在暗中盘算：“捐不捐？”“捐多少？”之类。

　　小时候听老人们说过“为人莫做官，做官都一般”的话，长大了也常常看到，一些喜欢批评别人的人，一旦自己处于被批评者的位置，其态度之恶劣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一些对贪官恨之入骨的人其实最恨的是自己没有机会成为贪官。即便是一些杰出人物，也难免有人性的弱点。最近看到一则报道，有一位我一向极敬仰的以批评风格凌厉著称的海外媒体人，因为“打的”挨宰发微博批评当地政府管理不善，当地官员迅即执法并向之道歉。这事引起网民不满，指这位媒体人是“特权者”。以我对他的认识，相信他会超越个人情感，在感谢当地官员的同时，以其向来的犀利，就这种选择性执法对法治精神的负面影响，理性地质疑。没想到他却指责那些批评他的网民，认为他们的态度反映出了“当下中国社会的仇官心态”，让我很为他遗憾。想起一位漫画家的画：走路时骂坐车的，坐车时骂走路的。

　　在现实利害面前，做好自己已属不易。有位朋友看了我的一些短文，说你干吗老拿自己开涮啊。这是客气话。我说的其实都是事实。我虚荣就说我虚荣，我浅薄就说我浅薄，我写不好就说我写不好。但愿别人引为教训，不虚荣不浅薄写得好就好了。这也许是一种精神上的懒惰。我在文坛最敬重的师长李国文很多年前就说我没有锐气了。仰望圣者，我觉得他们挺不容易的。一个人永远站在道德和成就的制高点，对自己要求太高，活得太累，那是一种牺牲。

　　好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样的圣者大有人在。性格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决定了他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激情，他们的血液里有这样一种冲动，世世代代流传。他们是鲁迅说的“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是中国的脊梁”。

　　我崇敬他们。(作者为新时期文学代表性作家、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