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诗人陈汗：我追寻做一个“诗人导演”

《滴水观音》 陈汗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年6月 定价：28.00元

　　◎核心提示

　　因为《赤壁》、《孔子》等电影作品，让“编剧”成为香港诗人陈汗被国人熟知的身份。但在近几年连续不断的剧本写作中，陈汗有种文笔变差的危机感，于是他于近日出版了《滴水观音》的内地版。“想看看内地读者的反映，人都是需要鼓励的。”香港作家陈汗日前在北京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时说，或许他会考虑把剧本的感觉模式抛开，闭门写小说。`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 刘长欣 实习生 聂晶晶

　　二十八九岁之前，香港人陈汗写诗，诗集《佛钉十架》后来获得第六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新诗组首奖。此后发生的故事，被有的人认为堪称一部励志片。拍过广告、做过网站经理、最得意的剧本辗转十多年仍然无法开机；最穷时没钱付房租，也曾自我放逐去国外流浪。在英国呆了一年多，眼看步入四十不惑之年的陈汗觉得没意思，就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回港了。快速而动荡的生活中，他主要做的是不停地写剧本、写剧本。

　　就在世纪之交，王良和、寒山碧、秀实、陈德锦等一批香港诗人先后步入了写小说的行列。诗人有了小说表达的欲求，也促进了香港小说的繁荣。这时，自认为小说已被自己荒废殆尽的陈汗，在友人的敦促下，以诗人之笔在《香港文学》杂志发表一则短篇小说，不曾想，读者反响颇好。于是他写了后续的十余篇。将短篇汇集成册，便是《滴水观音》了。此书2006年在香港诞生后获得了诸多荣誉，摘得第九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小说组首奖。“这是一部充满了叛逆情怀和放荡不羁的奇思异想的愤世嫉俗的忏悔录，用多变的视角，照耀了一个沉溺于情与色中不能自拔的灵魂。作品中充溢着罪感与痛感，给人复杂的审美感受。”作家莫言对此书如此评价。

　　陈汗说，写《滴水观音》是为了反映香港人对于感情的彷徨和迷失，书中也有他个人部分经历的影子。陈汗没有用很流行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因为“香港没有魔幻的土壤”；但写此书时，那种将阴阳界勾连，描写幻象交错场景的感觉，已让他觉得够“过瘾”。

　　其实那个时候，陈汗已经娶了一位北京姑娘，并扎根北京。在他看来，内地已然是“天堂”。这个选择也意外地给他带来事业的巅峰——因写就《赤壁》、《孔子》等电影作品，陈汗名声大噪。

　　回望这些年，诗人、作家、编剧以及导演——如此多的平行角色让陈汗应接不暇。他说，编剧是他一生都在做的事业，导演是他的梦想，文学始终没有放弃，唯有写诗是最让他觉得有亲近感的事情。如果可以的话，他期许成为一名“诗人导演”。

　　◎访谈

　　【谈新作】

　　某种程度上是香港版的《金瓶梅》

　　南方日报：此书写一个男子在不同女子身上的情欲和沉沦，在读者以为他就这样沉沦下去的时候却反转命题，以忏情结尾。故事的构思是如何缘起的？

　　陈汗：这本书主要为了反映香港人对于感情的一种彷徨和迷失。现在很流行莫言先生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但在香港没有魔幻的土壤，没法跟风或借助人家的理论来创作，因为香港没有农村，没有像西藏那种风景。当然香港很迷信，报纸上可以看到很多星座、塔罗牌的内容，我便想可以从现实题材中探讨到另外的精神境界。我没有用魔幻的手法，但小说的面貌和风格上是比较丰富的，不是纯粹写实的。后来我也写过三四个较写实的短篇小说，但缺乏我写《滴水观音》时穿梭阴阳界之间、是与非真与假、各种幻象交错的那种过瘾的感觉。

　　南方日报：有人说《滴水观音》是一部道德忏情录，也有人将其定位为情欲小说，您更认同哪种？

　　陈汗：国外有个理论叫“reader-oriented(读者中心论)”，就是让读者去给你定位。我常说在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孔子，我自己写完这本书时，认为它某种程度上是香港版的《金瓶梅》。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有句很出名的话“我在地狱里仰望上帝”，也就是在最绝望的时候仰望最善良的东西。主人公将情和欲耗尽，简直走到极限，就像《金瓶梅》到最后耗尽人类所有感官。当然这两者取向不一样，所以我说是“香港版”。但我觉得这绝对是严肃的小说，不是纯粹的情欲小说。

　　南方日报：目前有酝酿中的小说题材吗？

　　陈汗：我在准备另外一个短篇小说集，当然这只是计划的其中之一。还会写题材庞大一些的，我写《孔子》电影剧本时说过，大概15岁起我就开始看孔子，后来读的是英文学校，今天竟然有机会生活在北京，我觉得有海外经历的人在中国能看到很多东西。

　　【谈编剧】

　　世界名著改编不成伟大的电影

　　南方日报：您说您多年专注于诗和电影剧本创作，是作家叶辉重新发现了一个连你自己也不肯定的“你”，也就是写小说的你。如今你对于这个自己是否持肯定态度？

　　陈汗：其实我很早之前都在写小说，我曾经是香港青年作者协会的发起人。那时诗歌也拿过“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反倒是诗歌比小说名气大一些。我的确也没时间写小说，写剧本真的很忙。后来恰好《香港文学》杂志社约我写了目前《滴水观音》中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后来每篇小说发表都得到很多认同，这家杂志便追我要稿，一年多发表了十多篇，最后一篇我是自己去日本找灵感后完成的。后来我来到北京，写了《赤壁》、《孔子》、《新少林寺》，去年还编制了《大武当》。这几年写电影、电视剧本，我发现文笔比较差了。电影剧本在日本被称为“脚本”，不是“作品”，导演很多时候会改动，演员去演的时候不一定是原来的，也不用有很多心理描写，只要有情景对白就够了，反而把文笔弄得很粗糙。

　　南方日报：从您的经验来看，具体而言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和电影有什么不同？

　　陈汗：这完全是两回事，剧本是以桥段来吸引演员或者导演的，不是靠文字魅力。我曾试图将我在台湾拿过“十大优良剧本奖”的电影剧本《爱情Best Before 7.97》改成小说，但发现还是剧本比较好看。本来是个剧本，变成小说好像不够过瘾，实际上是思维方式很不同。当然现在很多小说家转去当编剧，比如刘恒、余华，他们这样比较好，因为他们的作品更文艺一些，导演会有很多形象去做。我的剧本比较靠近好莱坞，电影语言会比较冲击力，离小说更加远了。对我来说，要做个好的小说家就要把所有事情抛开，把电影剧本的感觉模式抛开。

　　南方日报：你的意思是小说家转做编剧更容易一些？

　　陈汗：好的小说家不容易做个好编剧，当然写流行小说的容易一些。曾经有个有名的观点说“二流小说可以改编成伟大电影”，我还想补充一句，世界名著是改编不成伟大电影的。从来没有过。无论是《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还是《双城记》，没有一个改编出来的电影是好看的，即便是《日瓦戈医生》在电影史上也只占中上游位置。而像《蝴蝶梦》、《发条橙》，小说原本很普通，拍成电影就成了经典中的经典。

　　【谈电影】

　　希望我的电影里有一定的诗意

　　南方日报：诗人、作家、编剧以及导演，这么多角色，哪一种与你最亲近？

　　陈汗：电影编剧无疑是我一生在做的事。文学我一生都没有放弃过，但最近这几年花的时间很少，导演我也做过。要谈亲近的话我还是最爱写诗，我离开过诗，但诗没有过离开我。我一生最后一个梦想是当导演，我有十七八年没当导演了，最近我重新在执导我的电影，成与败我不知道，因为很多因素左右电影的成败。总结来看，离我最近的是诗，虽然我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个情怀去写；离我最远的是导演，但我还是要追求。“诗人导演”是我以后追寻的角色，我希望我的电影里有一定的诗意，用诗的手法去呈现，此外我的小说也是诗意很强的作品，这是一个诗人写小说的特征。

　　南方日报：您当年也有过“最得意的剧本辗转十几年仍无法开机”的经历，那段生活给你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陈汗：其实《滴水观音》里面也有我其中一部分的经历。中间横跨了我从大学毕业一直到拍电影失败、文学失败，去了英国，去了纽约流浪，又回来。我觉得我的起起伏伏太多了。我曾在18岁时横跨整个美国，那时中国还没改革开放。我了解美国人是怎么回事，他们怎么走过来的，有人问我为什么不留在美国，我大学读的中文系，为什么留在美国？当时，中国处于文革后期那个很伤感的时代，但现在都挺过来了。我看很多人说，中国从清末一直积弱，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的很多民族性可能污染了，败坏了。但在我看来，中国人有绵力，今天的中国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很值得去探索，而且现在电影发展那么蓬勃。

　　南方日报：您此前执导的电影都是自己当编剧，会考虑别人担任编剧的电影吗？

　　陈汗：我不懂怎么去拍别人的东西，因为我不是副导演出身。我拍过大概四五个电影，有些是短片，后来也做过广告导演，都是我的构思、我的剧本。我可能只是一个平庸的导演，就是因为我平庸，我技术不好，我更不能拍别人的东西，但只要那个剧本是我自己写的我就懂了。但现在有个难题，剧本方面现在常常说要接地气，因为我是香港人，若拍明初时期的没问题，大家写的都一样，若是当代作品我就得找人合作。电影剧本一定是我写第一稿，然后找人来润色那些对白。合作可以，但一个导演要拍自己的，那才是你真正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