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武能：文学翻译不是“唯美”

　

    杨武能，1938年生于重庆。1956年高中毕业考入西南俄文专科学校俄语专业。1957年秋转入南京大学德语专业，1962年到四川外语学院任教。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冯至，主攻歌德研究。主要译著有《浮士德》《少年维特的烦恼》《格林童话全集》《海涅诗选》　《茵梦湖》《纳尔齐斯与哥尔德蒙》以及《魔山》等，有《杨武能译文集》（11卷）行世，另有学术专著《三叶集》等。

　　杨武能教授率先强调歌德是伟大的思想家，并定性德语文学为“思想者的文学”。杨先生认为，德国人称纯文学为“美的文学”，也不妨称文学翻译为“美的翻译”，或“艺术的翻译”。使自己的译作成为“美的翻译”，成为“美玉”或美文，是他半个多世纪翻译生涯的不变追求。其翻译理念中的“美”，指的是尽可能充分、完美地再创原著所拥有的种种文学美质，而非译者随心所欲，更不是眼下一些人津津乐道的“唯美”。

　　经翻译家林克引荐，我来到府南河边一个静谧小区，拜访了即将赴德国讲学一年的杨武能先生。杨先生银发童颜，神清气爽，举手投足之间，饱学之士特有的内敛、丰沛之气萦萦而来。

　　我是“文化苦力”型翻译家

　　蒋蓝（以下简称蒋）：杨先生何时开始入手德语文学翻译？

　　杨武能（以下简称杨）：1957年因为中苏关系变化，南京大学给了我校两个名额，我如愿考取了。受叶逢植等老师影响，我上二年级就尝试做点翻译，也就是当年为人所不屑的“种自留地”。1959年春，我的一篇非洲民间童话译作《为什么谁都有一丁点儿聪明？》得以在《人民日报》发表，对我而言不啻翻译生涯中掘到的第一桶金。巴掌大的译文给了初试身手的我莫大鼓舞，以致一发不可收，全然不顾有可能戴上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严重和走“白专”道路的帽子。当时我在重庆的父母经济极度困窘，叶老师就问我，何不试着为《世界文学》译一点东西，挣点稿费接济家庭。我译了亨利希·曼的著名中篇小说《格利琴》，《世界文学》1962年的1、2月合刊用金尼这个名字发表了。以彭芝为笔名的贝希尔《诗论选译》刊登于同一期。莱辛的《寓言八则》也登于3月号。《世界文学》当年11月号又刊用了我选译的丹麦作家尼可索的回忆录《童年》。与我联系的李文俊先生来信称，《童年》的译文受到实际主持编务的老翻译家陈冰夷赏识，希望我考虑再选译几个片断。所以，大学时代我便连跑带跳地冲上了译坛。

　　蒋：翻译过程中，你自然要研究原作者的背景。翻译与学术研究是你的双翼。

　　杨：举个例子，我在《世界文学》发表的第一篇习作《格利琴》首先研究了亨利希·曼这位被德国文学史誉为现代经典作家的生平和创作，才从他卷帙浩繁的作品里挑选出来的。须知这个Novelle（中篇小说）为长篇小说《臣仆》的前身，而《臣仆》乃是亨利希·曼最重要的作品。选　《格利琴》来翻译，应该说是颇有学术眼光的。我还认真为自己的翻译习作撰写了一篇“前言”，篇幅不长，却浓缩了作家的生平和创作，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以至于价值意义，不啻言简意赅的论文。这篇论文虽说短小，对我日后的学术却意义非凡，从此我均为译著认真撰写序言、后记。先研究而后翻译，把学术研究与翻译实践紧密结合，成了我做文学翻译的一大特点。基于此，我才能成功完成　《浮士德》、《魔山》等巨著的高难度翻译，我的译作才有了系统性和学术性。

　　蒋：你是冯至先生弟子，主攻歌德研究，当时国内德语文学翻译同德国有交往吗？

　　杨：我在40岁成为了冯至先生的弟子。我从边远的学术洼地，跃上了高高在上的学术中心，很快就游走在人们戏称为翰林院的社科院内外，乃至游走在北京的学术名流之间。耳濡目染，不知不觉学术的眼界和胃口都大开。信奉上帝的基督徒有一句祝福语曰“上帝与你同在”，我庆幸“歌德与我同在”。我这么想，并不仅仅因为在德语里上帝Gott与歌德Goethe发音近似，而是做冯至教授的研究生我便与这位德国大诗人、大文豪、大思想家结下了不解之缘：1981年我以一篇评说《维特》的毕业论文获得了硕士学位，同年更因出版《少年维特的烦恼》新译而小有名气，第二年又应邀参加德国海德堡的纪念歌德学术讨论会而第一次走出国门，这次与会使我增加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见识：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来不得“中国式的谦虚”。翌年更以《歌德与中国》为研究课题获得享誉世界的洪堡博士后研究奖学金，获得在德国长时间研修的机会，并终身受到洪堡基金会的关注和扶持———我因译介研究歌德而受到的眷顾，真可谓一言难尽。苦于时间和精力，我成绩有限，愧对恩师冯至。

　　所幸1990年调到四川大学，才有专心致志研究歌德的可能。我在七八年间出版《歌德与中国》和《走近歌德》专著，完成了包括　《浮士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迷娘曲———歌德诗选》《亲和力》等在内的四卷本《歌德精品集》的翻译。这些连同我和刘硕良主编的14卷　《歌德文集》，都在1999年歌德250年诞辰之前面世，不仅成了我文学翻译生涯超越系统译介德国Novelle的又一建树，也是中国百年来研究、译介歌德最具规模、最为系统也最令人瞩目的成果。

　　蒋：你为歌德的汉译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何总结自己的翻译？

　　杨：要创造传之久远的、能纳入本民族文学宝库的翻译文学，要创造美的翻译和美玉、美文，必须充分发挥翻译家的主观能动性和艺术创造精神。因此我赞成说文学翻译是艺术再创造；翻译家理所当然地应视为文学翻译的主体，也事实上是主体。

　　否极泰来，又逢“贵人”

　　蒋：在你的翻译、研究生涯里，你得力于很多恩师的帮助，有些交往近乎传奇……

　　杨：我在南大求学期间，发现德语系图书室的管理员对德语文学非常熟悉，他就是著名的德语文学专家、富顺人陈铨。也许我们都是四川人，他给了我很多帮助，我至今感念他。1962年春天，我收到第一批约200元的翻译稿酬，不仅接济了家庭，还买了一件夹克衫，破天荒地改善了自我形象。这除了靠天分和勤奋，还得感谢老师们的激励、帮助和提携，我永远不会忘记我那介乎于师友之间的文学翻译领路人叶逢植老师，不会忘记帮我发表译作的两位编辑———《世界文学》　的李文俊张佩芬夫妇。

　　蒋：你是如何结识“七月诗人”绿原的？

　　杨：1978年，我嗅到早春气息，就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了自荐信。不久接到回函，称该社正“计划编印一部德国古典短篇小说……您手头如有适当材料，希望能为我们选译几篇”。我受宠若惊，立马给编辑寄去十来个选题，一个月后我收到了肯定的回信。不久我到北京参加社科院硕士研究生复试，顺便拜访了心目中的圣地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一间简朴的小办公室，接待我的是位五十来岁的瘦小男人，穿洗得泛白的学生服，脸上架着黑框近视眼镜，人平凡简朴得一如他所在的办公室。他自我介绍就是那个跟我通信的编辑，名字叫绿原！

　　这部定名为　《德语国家短篇小说选》的小说集，选收德国、奥地利、瑞士三国的德语短篇小说34篇，20篇系我翻译。前辈绿原最后拍板由我作序。1981年2月书出版了。叫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是，不仅序署了我的名，而且书的编选者也成了杨武能！要知道，具名编选该社同一系列的英国、美国、法国短篇小说选者，都是王佐良、罗大冈、朱虹等权威。我又斗胆向绿原要求重译郭沫若译过的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同样得到了他和孙绳武同志的认可，并顺利地在1981年底出书。这个版本至今仍不断再版、重印，成了郭老译本之后最受瞩目和欢迎的译本。

　　《维特》之后，仍是绿原任编辑，我又自告奋勇地编选和主译了上下两册《德语国家中篇小说选》，并在1984年4月顺利出版。绿原是我五十年文学翻译生涯中，继叶逢植和李文俊夫妇之后遭遇的又一大“贵人”。在北京求学期间，我不只登门拜谒过宗白华、朱光潜、季羡林、钱钟书等学术昆仑，更把冯亦代、董乐山、傅惟慈、梅绍武等译坛巨星变成了自己的“北京老哥们儿”。

　　蒋：你翻译的《格林童话全集》可谓是你译作中再版最多的，这也得力于译林出版社的慧眼。

　　杨：《格林童话全集》的诞生，不能不提到译林出版社的老社长和创始人李景端。五十多年的文学翻译生涯，我跟老李的关系最为密切，最为深远。这部书出生前和出生后不一般的经历、景况，都决定《格林童话全集》是我最疼爱的孩子。每当有无耻之徒损害她，我会挺身而出，我写了　《格林童话辩诬》《捍卫世界文化遗产，为格林童话正名》等文，以鞭挞所谓《成人格林童话》《令人颤栗的格林童话》　的骗术。

　　何谓“杨武能阶段”？

　　蒋：德语界老前辈严宝瑜教授把歌德在中国的传播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为郭沫若阶段；第二为冯至阶段；第三为杨武能阶段。您同意这个划分吗？

　　杨：我同意。但“杨武能阶段”不仅仅指我个人。董问樵、钱春绮成就斐然，同辈中研究和译介歌德的也不少。第三阶段由于天时地利等原因，比前两个阶段的气势大得多，成果丰硕得多，这叫众人拾柴火焰高。

　　蒋：就杨先生目光所及，你心目中应该有最好的译品。

　　杨：事实就是讲，在《浮士德》的众多译本里，我认为最好、最优美的汉译还是郭沫若的。田德望的《神曲》出类拔萃。我最钦佩的翻译家是傅雷，他的风骨令人神往，其众多译本深谙汉语之美，是神品。

　　蒋：你与“诺奖”得主君特·格拉斯有交往。你如何看待顾彬近年对汉语写作的议论？

　　杨：我与格拉斯见过两次，他很随和，很关注中国作家的写作。我和顾彬是老朋友了，我们还一起登峨眉山呢，但是我不同意他的一些论点。当代汉语写作不比德国差，当代汉语写作更非垃圾。汉语作家应该安心写作，不要东张西望，总是渴望在西方得到评价。懂不懂外语更不能作为评价作家好坏的标准……

　　蒋：文学翻译始终是你的至爱，也是你生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目前杨先生还有哪些翻译、写作计划？

　　杨：在翻译过程中，我爱上了德国的文化、历史和文学，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人生，德意志是我的精神故乡。《杨武能译文集》多达11卷，并未囊括我全部的译作，《魔山》《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歌德谈话录》《魔鬼的如意潘趣酒》以及后来的重要译品未能纳入其中，更不意味着我翻译事业的终结。除了儿童文学译作，我继续《浮士德故事》的写作，同时在编辑《歌德思想谈片》，估计这部稿子要超出40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