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在那些空白处文学依然活着

　　王蒙 中国当代作家、学者。1934年10月生于北京，祖籍河北省南皮县。1953年开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活动变人形》等近百部小说。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等职。曾获得意大利蒙德罗文学奖、日本创价学会和平与文化奖，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与澳门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约旦作家协会名誉会员等荣衔。他的作品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

　　记者：您能谈谈这本书的创作过程吗？

　　王蒙：《这边风景》这部长篇小说一共写了70万字，分上下两册。这部书是从1974年开始写的，到现在已经39年了。1974年“文革”还没有结束，当时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还处在一个比较极端的状态，而且我自己可以说当时还被剥夺了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我还在新疆，因为我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被下放到新疆的农村，从1965年到1971年我在新疆伊犁进行劳动锻炼，和维吾尔族老百姓亲密接触，给了我许多创作上的灵感和营养。

　　你想，那个时候我正值盛年，这个年龄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来说，应该正处在一个创作的巅峰时期，那时候我对生活的体会是非常细致的。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写了许多许多部小说了，但没有一部小说可以把生活的细节写得那么的丰富，而且那么真切。经过40年之后，我重新看我这部旧的稿子，我自己都非常的惊奇，那时候怎么可以把人生写得这么细致，看得这么清晰！再有就是对于我创作空白期的填补，从我个人来说，大家知道我50年代的作品比如说像《青春万岁》《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等，大家也知道我从70年代末主要是80年代开始的那些作品，那是又一个创作的高峰，我就不说了。

　　但是从上世纪50年代末，也就是60年代到70年代这20年，是我创作的一个空白期，但是这个空白时期我不是什么都没有写，虽然当时很困难，我还是写下了《这边风景》这部书。虽然没有出版，但对于我们个人创作来说是对于空白的弥补，从我们国家的文学题材来说也是一个弥补。因为这部书稿我是在“文革”当中写的，我并没有直接写“文革”，主要是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中的农村情况，这个社会主义运动当时又叫“四清”运动。这些事情现在说起来，在座的年轻朋友可能脑子里面没有任何的印象，但那毕竟是中国人经历过的生活。我们不能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是空白，那并不是空白。虽然在这个阶段我们犯了很多的错误，发生了许多事情。但那时候大家也仍然具有一种干劲，仍然有一个中国梦，就是想把中国建设得更好，所以也还有那种积极努力、积极奋发的美好愿望和这样的一种奋斗精神。

　　记者：无论处在什么时代，您作品中描写的爱情都很动人。

　　王蒙：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管在政策上有多少缺点或者优点，这种错误的政策或者错误的意识形态的口号就像雾霾一样，处在雾霾下面的仍然是人民，仍然是各族同胞，仍然有青春，仍然有爱情，仍然有好人，仍然有很可笑的人，有笑话的发生，仍然有人生的美好和享受，有各族人民的情谊。尤其是爱情，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可能完全摧毁爱情，带着镣铐的爱情还是爱情，这种爱情更动人，受到很多限制的生活仍然是生活。

　　在整理这部书稿当中我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生活是不可能被摧毁的，爱情更是不可能被摧毁的，文学不能被摧毁，世界不能被摧毁。所以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在有雾霾的情况下，在我自己也感到非常无奈的情况下，我仍然歌颂我们的新疆，仍然歌颂我们的各族人民，仍然歌颂爱情，仍然歌颂生活，仍然歌颂青春……这就是我几十年后重读我自己的旧稿子时真切的感受。我不会再有40年了，我要再有40年我就是120岁了。我们假设，我也许能够活120岁，但是参加书展的可能性至少应该是很小了。当我回忆起40年前的生活时候，既有怀念，也有悲哀，也有对自己年华老去的叹息。但同时又有一种兴奋，就是我当年也曾经年轻过，也曾经壮年过，也有过对于生活那么强烈的热爱，那么浓厚的兴趣，里面写的有一些东西我自己看着都感到惊讶。

　　比如说有一对维吾尔族青年结婚了，在洞房花烛之夜，按他们的民族习俗，必须由新娘子来把新郎的长皮靴给脱下来。但是我在小说中描述了一个接受了很多新思想的青年，他和他的情人结婚的时候，他就不让女孩儿给他脱皮靴，他自己把这个皮靴脱下来了，这个女孩是第二次结婚，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她很不幸福，有很多很多不幸的遭遇，她非常佩服和感激有新思想的第二任丈夫。一直到婚后过了好几天，她才悄悄地对新郎说，我这次跟你结婚感到非常幸福，但是你没有让我给你脱皮靴，我心里到现在仍然觉得有一点遗憾……我看到这个章节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非常惊奇，我怎么会跑到人家洞房里面去了？我怎么能想象出人家洞房花烛夜维吾尔族的结婚场面？类似这样的一些细节东西可以让作品丰满，也是不可摧毁的。

　　“不可摧毁”这个词是咱们广东的谢有顺先生提出来的，那时候他不知道这本书，他是看了我别的书，然后说，王蒙写新疆的事情有不可摧毁的细节，我很感谢他的这个话。

　　别人这么说当然是在夸奖我、鼓励我，就是说我在小说创作上很有先锋性。我有的时候经常用一些别人不用的方法来写作，文学需要先锋性，但是文学也需要传统性和继承性。我在1974年前后那个时代写小说，远远不像后来胆子那么大，我应该说是相当谨慎的，我是用最传统的方法来写小说的。比如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故事，这个故事要有很多的情节，并且情节的发展是合乎逻辑的，故事还要有悬念，悬念要能够抓住读者的心，让读者不能忘怀。我觉得，在这种比较传统的创作方式里面，仍然也有它另一种的乐趣，而且容易被读者所接受，现在我再看这两卷书，不但对读者是新鲜的，对我自己也是新鲜的。

　　记者：您是一个内心很强大的作家，对吗？

　　王蒙：这个问题我要说明一下，也曾经有媒体在对我的书面采访中问道：你怎么会有那么强大的内心？在“文革”当中你还敢写这样的作品？我说实话我没有那么强大的内心，当时我并无意向极“左”的形态挑战，实际上我当时还尽量接受极“左”的说法，我尽量给他拥抱，拥抱完了之后我不可能就口号写口号，我沿着这个口号写生活和感情，我沿着这个口号去写风景，我沿着这个口号去写吃喝拉撒睡、柴米油盐酱醋茶，写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百姓的生活。而且我发现带着镣铐跳舞，从舞蹈本身来说不见得是最坏的事情，从个人来说是非常坏的事情，我们不希望带着镣铐跳舞，我们希望是穿着很合身、很美丽的舞蹈服装很轻盈地在那跳舞，但是万一你碰到了带着镣铐跳舞的这种命运，那么你也许会跳出一点很稀奇古怪的姿态来，这个姿态甚至于使你自己感动，原来戴着镣铐我都能够跳了这样一场大舞蹈！我从来没有写过这样的书，这本书一上来光人物表述就有80多个人物，我虽然写过很多的长篇，有的系列作品加在一块比这个篇幅还要长，达到150万字了，但是即使那样，里面也没有80多个人物。所以有的时候我也想，其实作家都有自己的镣铐，有内心的镣铐，有社会的镣铐。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全世界古今中外的许多写作人，他们都不是在最轻松的情况下写作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写作人，不管是镣铐也好，枷锁也好，你仍然从他的作品里面读出他真实的思想感情来，那种真实的思想感情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当然我这部小说经过了近40年，我不可能完全用原来的方式来表现，所以我还加了一些东西，这是咱们中国的一个传统，就是在每一章节最后我加了一个“小说人语”。我们看《史记》的时候非常喜欢司马迁“太史公曰”，我们看《聊斋志异》的时候也很喜欢“忆史事曰”，当然我不是太史公也不是忆史事，我只是小说人，所以加上了“小说人语”，于是这两本就成了我作品当中非常奇怪的而且是迟到的、迟了将近40年的一部书。

　　记者：您对当今青年一代写作者的创作有什么建议吗？

　　王蒙：我没有什么特殊的建议，偶然我也看到一些。有的时候在网络上面看到年轻人写的作品，我觉得现在人们在运用语言和文字上面有很大的进展，有一些东西都写得非常自然，也很有自己特殊的角度，这都是我所喜欢的。但如果一定要我提一个建议的话，我的建议是我们还是要阅读经典，我们不要把过多的经历放在那个博客和微博上面，这种非常零碎化的只言片语的思想固然很容易被大众接受，但是它和那种深沉有力的思考与写作还是不一样的文化。

　　记者：您这本书写作风格和您以前的那些书的风格完全不一样，这本书有很明显的时代烙印，您在这个时候出这样的书有什么样的特殊考虑？

　　王蒙：我觉得我在40岁前后写的这本书，比起我的《活动变人形》来说它更富有生活的丰富性和更多的细节，有更多的描写和更多的具体形象，与我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相比，这本书是完全新鲜的生活经验，比如边疆生活、少数民族的生活等。

　　记者：您曾经说，这本书创作完了之后觉得过时了而没有发表，现在是什么原因让您想要将它出版呢？

　　王蒙：这部书的初稿完成是在1978年，1978年就是“四人帮”倒台了，“文革”结束了，那个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在当时是一个政治上非常敏感的时期，那个时候出一本书，大家甚至不去看它的内容，而首先要看它的主题，看它的题材，如果这个主题题材在政治上觉得不够正确或没有把握的话，出版社也不敢出，我也不希望它出，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不合时宜，就把它束之高阁了，就放在我住的房子房门上面有一个放杂物的地方，一放就放了30多年。然后30多年后再一看，隔了30多年之后现在的人们对那种政治上的禁忌已经比那个时候少多了，我们现在只是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看，觉得在人物形象、描写、语言、情感和结构上都很有趣，而不会再纠结那些口号式的东西了。

　　记者：您觉得这部小说在您的作品中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王蒙：从个人生命来说，这是我的盛年。我现在都不清楚当时怎么能把新疆少数民族农民的生活写得这么细致。《这边风景》是我写得“最老实”的一部小说——自由发挥的部分远不如后来的作品那么多。从我个人来说，大家都知道我上世纪50年代的作品，比如说《青春万岁》《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也知道我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那些作品，这中间20年的空白期我不是什么都没有写，虽然当时很困难，我还是写下了《这边风景》这部书，这对于我个人创作来说是对于空白的弥补，从我们国家的文学题材来说也是一种弥补。

　　记者：从《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到《这边风景》，在走过了风风雨雨这么多年，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王蒙：从1956年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到2013年，已经过去57年，半个多世纪了，各个方面变化都非常大，给人一种很强烈的沧桑感。当然，我也为自己人到暮年，略感悲伤，可是我又毕竟留下了这些文字，留下了这些记忆，留下了这些情感，所以，我觉得虽然年华逝去，却并没有白白逝去，所以，心情也是很复杂的。但是我仍然相信，生活本身蕴含着许许多多迷人的力量，我仍然相信文学是我们一种记忆的方式，也是一种表达的方式。

　　有了文学，使我们感觉，生活虽然会随时光流逝却有了重温的可能，有咀嚼的可能，有让你如同穿过时空隧道，重回到那个年代的可能。而且我尤其相信，文学里面的细节是非常宝贵的。因为，那个大框框免不了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受别人说话的影响，但恰恰是在最细微的部分，表达了自己最真切的体验和观察所得。所以，能够把一部束之高阁、已经冷藏起来那么多年的70万字的作品，让它重见阳光，重见读者，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 记者手记

　　那是一段

　　跨不过去的真实历史

　　前不久，作家王蒙在海南举办了他的新书《这边风景》的发布会，又在北京举办了新作研讨会。这部小说是王蒙窖藏了四十年，在“文革”政治桎梏之下动情书写的70万字长篇巨著。1963年，29岁的王蒙被下放到了新疆，在新疆度过了他人生最风华正茂的16年。《这边风景》是他在这16年里创作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该小说以新疆伊犁地区少数民族生活为原型，透过日常生活触摸新疆独特的风土人情与宗教文明，用王蒙的话说，“吃喝拉撒、婚丧嫁娶、从头到脚，什么都写到了”。

　　《这边风景》完成于1974年至1978年，后因种种原因未曾出版，被王蒙束之高阁，尘封了整整四十载。它既带着深刻的时代烙印，真实地再现了六十年代的中国。重拾旧稿，也重拾了王蒙那段不可磨灭的生活记忆。“当时的生活方式也令人记忆深刻。比如，开会时队长要先讲话，讲话时要先引用‘毛主席语录’。”阅读《这边风景》，正是让今日的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一段跨不过去的真实历史。

　　谈到这部小说的时候，王蒙说，从个人生命来说，这是我的盛年。我现在都不清楚当时怎么能把新疆少数民族农民生活写得这么细。他认为《这边风景》是自己写得“最老实”的一部小说——自由发挥的部分远不如后来的作品那么多。“我是戴着镣铐跳舞，但是也跳好了。我写人物心理，写人物品格，写生活对人的吸引力，让人一看就知道是老王手里出来的活。”他希望这部作品为自己的中年填补一个空白，也为彼时的岁月填补一个空白。因为，真正反映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初期的文学作品相对较少。在那些空白处，文学依然活着。

　　如今，尘封之作《这边风景》遇到了伯乐，由花城出版社付梓推出，王蒙欣慰地说：“总算到了可以淡化背景的文学写作与阅读时代了。”

　　上个月，时隔近半个世纪，王蒙再次回到了新疆。这次，他带着尘封已久的《这边风景》，同时也是参加“王蒙书屋”的启动仪式。回到阔别已久的新疆，他的心情非常激动，怀念在新疆度过的那些岁月，也怀念那里的朋友和乡亲。他深情地说，“我永远感谢新疆、想念新疆，是她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快乐、安慰、坚强、乐观和力量，新疆人民对我恩重如山。”一席话，让在场的维吾尔族老朋友们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