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民族骨子里的性格”——土族当代作家访谈

　　鲍义志、祁建青、衣郎、李占忠、李富梅是青海的土族作家。在第四届青海省土族文学研讨会期间，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春等人就土族文学创作的相关问题对这5位作家进行了采访。

　　问：请简单介绍您的创作情况。

　　鲍义志：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一所中学当数学老师，受到当时文学氛围的影响，开始写一些农村题材的小说，偶尔也会写一些诗歌和散文。那时经常有少数民族文学笔会，我积极地参加，很多作品都是在这些笔会中写出来的。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写作的时间变少，只是偶尔会写一些游记和旧体诗。但我现在有强烈的创作冲动，希望写一部长篇小说。

　　祁建青：我刚开始是写诗歌，后来转向写散文，可以说，我是以写散文为志业的。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到敦煌去了一次，内心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忽然觉得找到了写散文的突破点。后来，慢慢地写出了自己独特的认识和感受。我写散文还是比较讲究语言的，我不太提倡那种随意的、大白话的作品。

　　衣   郎：文学创作和我们生活当中的其他爱好一样，是天生的。小的时候，我就想通过文字表达自己内心的东西，于是开始模仿唐诗宋词写一些诗歌。真正发表作品，是从2000年开始。我现在主要还是以写诗为主，偶尔会写散文和诗歌评论。

　　李占忠：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创作的，刚开始写的是儿童文学，比如童话故事之类的，慢慢地开始写散文，后来主要是写小说。前几年，我把发表过的15篇小说结了一个集，叫作《哀怨的恋歌》。现在主要是编写地方志，出了一个文史方面的集子，偶尔也继续写一些文学作品，但量不太多。

　　李富梅：我记得自己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散文《长吁短叹说人生》，那应该是在1997年吧。我想，我之所以走上文学道路，是因为受到父亲、哥哥、姐姐的影响，他们因为工作和爱好的原因，都比较喜欢看书，我也就跟着看了。我把阅读和写作作为生活的一个支撑，经常汗流浃背地熬夜写作。我的创作，刚开始时主要写散文，以自我为中心，表现自己的生活、抒发自己的情感。后来开始尝试写小说，靠自己的想象去写作。我现在准备写一部长篇小说，题目叫作《内心的火焰》，主要是反映妇女的家庭、事业和爱情。

　　问：开始创作时，受到哪些文学作品的影响？

　　李占忠：我初中毕业就没有继续念书了。“文革”结束后，回到家里教小学。为了教好课，就开始努力地看书。那时候是有啥看啥，看得比较多的当然是“红色小说”，比如《创业史》《保卫延安》《红岩》等，还有《人民文学》《当代》等期刊杂志上的作品，以及巴金、雨果、巴尔扎克、高尔基、托尔斯泰等名家的作品。

　　李富梅：我喜欢阅读。阅读时获得的那种快感，是其他任何东西不能够代替的，而且它会使我们脆弱的内心变得强大。国外的，我比较喜欢伍尔夫的作品；国内的，我比较喜欢赵玫的作品。在她们的小说里，时间和情节是可以随意切割的，她们的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表达了思想的复杂性。我喜欢那些精致的、不俗气的作品。至于女性写作，我觉得一定要写出某种情境下女性真实的生存状态，不能流于表面。

　　问：通过作品，主要想表达什么？

　　鲍义志：我3岁时到农村生活，虽然后来又回城市，但是在农村看到了当时女性身上所带着的重重枷锁，对她们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在当时，那里的女孩在18岁之前大都不允许出门和社会接触，只能待在家里做家务活和针线活，婚姻基本就是父母之命。有时候，不幸的婚姻使她们陷入困境，有些女孩子甚至跳河自杀。这些来自现实生活的人和事都会体现在我的作品中。但是，小说毕竟是虚构的，其中的人物和场景都是经过提炼的，很难找到真正的原型。对我来说，这些虚构的场景和真实的场景一样，对我的冲击非常大。比如小说《最后一盘水磨》中，磨坊的失去令我百感交集。

　　祁建青：青海是大面积的高原，地广人稀，因此也相对较少地受到破坏，保持了自然原始的状态。面对自然万象，你内心就会不自觉地充满一种崇敬之情。所以，我的作品里写人不多，写故事也很少，主要描写自然。我觉得，大物质之上必有大精神，大精神之上必有大彻悟。比如，青稞、油菜花等这些农作物，它们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具有高贵、纯洁的精神。我试图在作品中表达对它们的感恩之情。还有那些大河的源头，我心中对它们充满崇拜。这些事物与人类的生活密切相关，我们从中可以挖掘出其深刻的象征意义。

　　衣   郎：我准备出一本诗集，叫作《蓝调的刀锋》。“蓝调”是一种音乐，它是低沉的、哀怨的、接近大地的。这和我的创作风格、我的心情十分吻合。“刀锋”可以用来挖掘，我希望通过挖掘自己周边可触可感的事物，达到一种神性的交流。我把凳子、桌子也当做自己的朋友，我觉得它们也是有思想的。另外，我的诗歌写作百分之九十都是在晚上完成的。夜深人静，一切浮躁远离，我才能更加真实地接触到社会的现实、祖国的大地。

　　李占忠：我写的作品大多与农民的生活有关。我在内心把自己当做一个农民，而不是一个教师。比如短篇小说《哀怨的恋歌》，我写了一个农村妇女的哀怨。女主人公虽然已经结婚了，但是对自己的婚姻非常不满意。而尕毡匠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形，于是两个人互相有了一点点爱慕之心。有一次，女主人公去寻找尕毡匠，见到了尕毡匠的媳妇。她觉得，这是一个憨厚善良的女人，婚姻也不太幸福，甚至比自己还惨。于是，她想到自己的丈夫毕竟不是一个很坏的人，对自己还是十分尊重的，所以回归到自己的家庭。这个小说在当时是有原型的，只是我进行了一定的加工和想象。我想，我的作品就要把来自现实生活的感悟表达出来吧。

　　问：“民族身份”对创作有没有影响？

　　鲍义志：现在少数民族文化面临的冲击很大，这要求我们一方面要积极接受其他民族文化中好的东西，另一方面要继承本民族丰富的文化传统。就我个人来说，我喜欢“花儿”，不仅喜欢听，更喜欢唱。花儿是青海高原人表达丰富感情的载体，我曾经到处收集各种版本的花儿集，它是文学写作者们可以借鉴的重要资源。另外，我觉得，民族文学不仅要渲染一些外在的民族景观，还要写出民族骨子里的性格。

　　祁建青：土族原来是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在不断地迁徙中逐渐接受了汉文化。就我自己来说，父母结婚以后，就离开家乡，去了新疆，后来又回到西宁，我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对本民族的东西了解得不够深入。但我在小学和中学的时候经常回到家乡，近距离地了解了一些事情。像《土炕味道》《瓦蓝青稞》等作品，就体现了一定的民族性。

　　衣   郎：我的作品也写了很多关于土族文化的东西，但是这样的书写不断地受到挑战。现在的工业文明破坏了一些民族的文化和个性，生活越来越程序化，破坏了我们心灵的家园，纯真的诗意越来越被消解了。而且，土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民族传统文化的保存就更困难。我们现在接受的教育、我们的穿着、我们的语言，逐渐被同化，所以要写土族的东西，很多时候只能在回忆中去抒写了。

　　李富梅：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不应该局限于自己民族的东西，应该回归“人”。只要是有触动自己内心的点，都可以由此深挖掘，不必有太多的拘泥。

　　问：您对土族文学现状的看法和期待是什么？

　　鲍义志：土族的人口不多，搞文学创作的人更少，情况并不太乐观。而且，现在的文学不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带有诸多的社会功能，文学已经恢复到它自身。这可以说是一件好事，但不得不承认，现在愿意看纯文学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希望更多的土族作家一起努力写作。

　　祁建青：长久以来，我都觉得土族文学的创作空间很大。我们这个民族从辽西迁徙到内蒙古，又接着到宁夏、青海，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值得我们不断地去挖掘和思考。现在已经有人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也希望有作家从文学的角度去加以表现。

　　李占忠：土族的作家写诗歌的比较多，写散文的也不少，但是写小说的太少。小说相对难写一些，而且写出来之后要发表也很难。现在进行长篇小说创作的土族作家太少太少了。好在这几年青海省作协对这方面比较重视，加大了扶持的力度。希望年轻的土族作家能够写出越来越多优秀的作品。

　　(采访：杨春、钟进文、阿荣、胡艳红、孔林林、姜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