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芬：活着的人是怎么坚强地活着

　　2008年艺术家邱志杰的《南京长江大桥自杀干预计划》展览，对于自杀者的引导和干预是一个社会话题。贾树华在大量研究和调查中发现，更为残酷的是，自杀者并非“一了百了”，平均每位自杀者可能会带来20个或者更多的自杀未遂者；每位自杀未遂者，至少会影响6位家属和亲友的生活。(CFP/图)

　　南方周末：你为什么说写《生死十日谈》是“自我救赎”？

　　孙惠芬：我们每个人都背井离乡，到陌生的地方。在我的童年里，从没有人告诉我人生出来，奔着的方向是死，我所接受的教育，都是让你往前奔，从屯街奔向小镇，从小镇再往县城，大城市，我们一程程奔着的，是一个个地名涵盖下的虚妄的空间，你也许有一种强大的信念，它和你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有一天，当你发现你奔着的前方除了前方，没有实物，惟一的实物就是苍老和死亡，你和信念的关系一下子就发生了断裂，所谓人生意义也开始丧失。到最后，你发现，工作、事业什么都不再重要，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写完这本书，我发现这是一次有关我个人的心灵救赎。当一个男人站在你面前诘问苍天：老天你在哪里，你的眼睛看到了吗？我本是帮人家干活拆房，为什么要让一块石头砸断我的脊梁？我断了脊梁再也不能养家，为什么还要让我老婆突然离去？你让我的老婆离开我，为什么还要让我15岁的女儿也撒手人世……在感到彻骨的悲凉和无助的同时，你不得不跟他一起寻找活下去的理由。

　　南方周末：你曾在老家基层挂职两年多，怎么看待“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

　　孙惠芬：新农村建设，这是一个每每听起来都让人振奋的事情，在我的老家，就有很多新农村建设试点，国家投入很大，有的是整体移民搬迁，把沟沟岔岔散在的房子拆掉，每户补助一些钱，在一个地方集中盖房，修水泥路，上太阳能，安路灯。有的是在原来的村庄上整村推进，实现六化，硬化(水泥路)、绿化、净化、亮化、美化、气化(煤气)。

　　但这里边有很多现实的纠结，比如整体移民动迁，盖一座新房需要十几万，有的家庭没有积蓄，政府的补偿款根本不够；而家搬到外面，离自己家的果园、耕地更加远了，留守的老年人、儿童根本无法回到原来的土地上耕种。

　　我最初觉得，以农民为主体的运动，应该听听农民的意见，不能让城里人决定农民的命运。可后来发现没那么简单，这涉及谁是农民的主体，是年轻人还是他们的父母。

　　当今的农民后代，没有人还愿意在土地上劳作，分到手的农耕土地，你就是穷尽力气，也支撑不起他们绚丽的梦想。而他们的梦想，无一不是通过打拼，进城买房买楼。

　　他们有的把土地留给父母，或荒在乡村；有的妻子留守，丈夫外出。这是真正让人纠结的地方，涉及第二个层面，新农村实现了六化，有了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可是乡村变成空巢，现代化了的一切谁来保护？他们的生活习惯谁来帮助改变？当他们无法成为发展农村的动力，那么新农村的未来在哪里？

　　南方周末：很多省份在试点“土地流转”，在让农民进城搞城镇化的同时，把农民土地收回，由专门的农业公司和农民联合体耕种，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孙惠芬：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政府提出发展沟域经济和现代农业，鼓励有钱人到农村投资，搞设施农业，生态农业，吸引农民对土地的感情。

　　一波又一波城市大老板来到乡村，他们分两种，有的确实有实力，在打拼中产生了精神的逆城市化，想回乡创业；有的，并无太大实力，但受到政策补贴诱惑，想用投资套政策赚钱。

　　第一种人，他们干起来了，轰轰烈烈，从农民手中流转了大面积土地，甚至当上了乡村的领导人，成为了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模范和典型，因为他们，农民不出门就能赚到钱。可是农民的忧虑依然存在，这些城市的投资者们家都在城里，他们的子女未必愿意到乡村发展事业，他们也许有一天突然抽身而去？即使不考虑长远，这种能吸引投资的村庄也并不普遍，大多村庄没有这样的机遇和条件。

　　第二种人，他们也干起来了，轰轰烈烈地圈了地，他们特别想在政策的支持下发一笔大财，但他们的回乡行为里缺乏情感和资金的双重支持，当发现农业从投入到产出过于漫长，一两年以后，也就沉寂了下来，或者兴趣发生转移……

　　南方周末：农民在这个环节中没有选择权。

　　孙惠芬：任何一种变革，都总会有牺牲，然而在这牺牲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操纵者，他们不是人，而是政绩。

　　假如有一天，大老板身心疲惫，为了自身生命退回城里，我们的农民该怎么办；当有一天，小老板无力经营，把流转出的土地丢弃撂荒，我们的农民怎么办。结果还是落在农民这边，于是再一次想，在这场改变农民的运动中，到底应该由谁来决定农民的命运？

　　有一个例子，他们是一对夫妇，在乡村散养庄河大骨鸡，他们不用任何化学饲料，由一百只发展到一千只，由一千只发展到两千只四千只，他们之所以能够发展，是他们有一个造船厂的亲戚，在城里人都担心吃不到安全的鸡和鸡蛋时，造船厂企业的亲戚就鼓励这一对小两口为企业工人养安全的鸡，结果，他们的信誉受到呵护，他们的鸡场越来越大，荣誉感、自尊心和钱袋子也得到满足。

　　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农民自己改变自己的可能，可是，如果没有亲戚，他们如何能做到跟城市的互动呢，政府有没有可能参与到这种城乡互动的良性循环中呢？事情确实非常复杂。

　　南方周末：更年轻的农村人，不会种地不回乡，城市也进不去，融入很困难。

　　孙惠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在为了温饱和生存打转。我在家乡信访局，听到让人辛酸的案例，当年，人人都梦想着城市，一户农民托人把户口迁进城里，住到城郊，成为非农户，很多年来，他一直等着街道拆迁拿补偿住进高楼，结果二十几年过去，一直没能如愿。突然有一天，农村开始发养老金，六十岁就可以每个月拿钱，生病还有一定额度报销，他不是乡村户口，享受不了政府的政策照顾，于是便四处上访。

　　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个海边村子里的人，当年听说所在的乡政府要搞小城镇建设，就设法把户口迁进镇边，结果一等二等政府计划变了，而他迁出的村庄实行滩涂流转，每亩滩涂上万元补偿，他又上访，非要回到原来的村庄。可不用说政策上符不符合，单是原来村子里的人就坚决不同意。在发展变革中，这样的故事太多了。

　　南方周末：有没有你想不通的故事？

　　孙惠芬：看了那么多自杀案例，我越看越叹气，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结果就自杀了。

　　《生死十日谈》第一个故事，婆媳为小孩子在炕上拉一坨屎争吵，媳妇娇生惯养，天天上网，不做家务，她骂了婆婆，婆婆就自杀，喝了百草枯；媳妇吓坏了，喝了点豆腐的卤水死了。这个故事刚听时根本想不通，可是你向人性深处打探，理由自然就来了，比如儿子和媳妇是80后，都是独生子女，都想进城买楼生活，可公公习惯农村，讲派场，在农村盖一排大房子，善良的婆婆觉得对不住媳妇，把她当成宝贝一样养起来了，不让她干活，结果，宠惯得太厉害了，就发生了悲剧。

　　我写生死的最大动力，不是想让大家看到，农村多么落后、多么贫困，社会状况多么糟糕，触动我写的动力，是看到了那些活着的人是怎么坚强地活着，死去的人为什么死。我们常常讲，现在的人如何没有尊严，没有高贵的情感，但是我在有些自杀者身上发现了高贵的情感。虽然他们为此付出了死的代价，但当尊严闪耀光芒的时候，你不能不之震动。

　　在采访他们的故事时，我也再一次感受到，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农民，不管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在精神上，困境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