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瑾：报告文学中典型叙事的多样性

青年作家彭文瑾

　　首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近年报告文学作品的多样性。近几年的报告文学历史与现实两翼张开，写人与记事紧密结合，一定意义上已把原有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文学的分野及格局打破了。当然，报告文学作品是具有强烈时代性的文学作品。报告文学作品中的时代人物和时代事件身上，都会打下特定时代精神的深刻烙印，所以把握这种时代精神在作品中多方面、多样性典型叙事的探索，是当下报告文学创作中所面临的困惑。

　　譬如我们所熟知的一些报告文学名篇，如《包身工》、《哥德巴赫猜想》、《大雁情》等，几乎都可以作为优秀的散文来阅读；但典型的散文一般都是写个人生活和情感的，包括亲情、乡情、个人经历等，上述作品则超越个人生活，同时形成一种面向社会的报告。和小说等虚构文学一样，在其人物描写上，也存在典型与非典型和典型化程度大小之别，也可以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就这一点而言，传统文论中的现实主义与典型理论同样适用于报告文学，即如果写出了人物生活的典型环境和人性的丰富、复杂，其人物也可成为典型；其时代环境再现得越真实、准确，其性格描写得越鲜明、深刻，其典型化程度就越高，报告文学的功能只是批判的观点是片面的。报告文学创作的成功与否，问题并不在于赞美或是批判，而在于是否值得作家做出怎样的选择。

　　当下处于价值多元时代，读者对于报告文学的接受也从激情思想型作品转向平和写实的作品，读者不再单纯地现成地依赖于作者解说性的叙事，而更愿意作为一个独立的接受主体，在进入作者给出的关于人物事件或现象问题的本真时空中会有自己的解读。所有这些促成了报告文学中和叙事的多样性。

　　其次，在要求寻找“意义”与重建“崇高”的今天，报告文学作家选择“英雄”叙事来弘扬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就是坚持文学“精神承担”的表现。而新世纪报告文学的鲜明特色之一，首先就在于通过寻找“英雄”与重建“崇高”深刻反映了其社会要求与时代主题。在这方面，它最显著的特色是平凡与伟大的有机融合。应该说，当下报告文学作家的这种认识和追求，是新世纪报告文学审美新变的趋向之一，对报告文学如何写英模人物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怎么写”又直接关系甚至决定着作品的品位高低与审美效果。因此，至今为止，中国报告文学在人物描写或典型叙事方面已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或在批判中歌颂，或在对比中凸现，或主客体融为一体，或从历史人生角度，或与爱情苦难相伴，等等，但贯穿其中的中心线索，是如何“远”政治、宣传而“近”生活、艺术。可以说，一部报告文学人物史就是一部报告文学的文体发展与艺术成长史。更加直接地反映中国的发展，体现社会的真实场境，以及当下人们共同关注的焦点与热点问题。

　　当然，这里所说的“典型”，不是生活中而是“文学”意义上的典型——虽然报告文学中的“典型”不能概括、想象与虚构而首先必须是生活中的典型，但生活中的典型如果不经过艺术加工与处理，也仍然不能成为报告文学中的“典型”。

　　对于塑造优秀、先进人物的问题。这是一个缺乏榜样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榜样的时代。早在上世纪30年代，茅盾就认为，报告文学“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人物的刻画”。此后，报告文学作家们的确在借鉴小说的写人艺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但报告文学中的人物与小说、戏剧等虚构性文学中的人物有何区别？报告文学是否也能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因而导致报告文学在“真实性”问题上的莫衷一是，从而影响其人物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