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舒清：小说二题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7月03日15:12 来源：中国作家网 石舒清

　　范月英

　　在旧书摊收到一些老报纸。看老报纸上的主张和声势，比如大革命啊进行到底啊等等，已很有些隔世之感了。那一次又一次的集会，那频频高举起来的胳 膊和拳头，那狂热又盲目的呐喊和宣告，随着重大的时代变迁，已落在历史的尘埃里了。这厚厚的冰凉的尘埃，曾经如何地热烫过啊。这是不消多说的。

　　想说的是时代的夹缝里那些被尽数席卷其中难以逃脱的小人物，想说说他们对于时代的适应和顺应。在一个荒唐和乖张的时代里能获得好评和嘉许的小人物，会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和这一时代的关系，其实是最复杂最难以置评也最值得好好梳理的吧。

　　我很想说说范月英这个人。也许她还健在。1957年，她24岁。她的事迹引起了记者的注意，登上了1957年9月27日的《安徽日报》，采写者 是两个人，一个叫杨端，一个叫李必成。这个也是应该明写在这里的，是一份不易磨灭的见证。时过半个世纪，范月英的事迹又很偶然地被我看到了。像当初她的事 迹引起杨李二人的强烈兴趣一样，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但是看到她的事迹时，我也被这个能干的女人吸引住了。吸引我们的自然都是范月英的精明能干，但想从这 个女人身上说明什么，因为时代不同了的原因，我和两位记者的角度一定是全然相异了吧。

　　但是要感谢记者，记录了这样一个人物给我们。我感兴趣的，并非在于他们记录了一个时代，而是记录了这一特别时代中的一个特别人物。对人的兴趣是 我们这些写小说的人最大的兴趣。从如山的史料中寻检出被埋压的一个个具有时代痕迹和个性色彩的小人物来，正是我的兴趣和方向所在。就像一份重要的文献其复 印件也会有价值一样，我想将杨端、李必成采写在彼时《安徽日报》上的范月英的事迹，在这里再复述一遍，我基本是复述。我觉得这种复述比创作出一个新的人物 来更有其价值。

　　这篇人物通讯的题目叫《勤俭持家的范月英》，通篇不足2000字，但写得很好，文字清新质朴，有些荷花淀派和山药蛋派的味道，可见当时至少在文 风方面，还是不错的。文章据实写来，几乎没有一句空话套话，这也是我们今天看了依然能够感兴趣的原因。我觉得经过“文革”，我们的文风才大坏起来，直到今 天也还遗患难除。

　　“范月英是一个虚龄只有24岁的青年妇女，又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穿着白褂子和黑裤子，衣服虽旧，但却整齐、清洁；家里的摆设也很整洁、朴素。走 进她的家，给人一种舒服的感觉”——两位记者的文章开头，是这样介绍范月英的。通过这样简洁明了的文字，使我们对于范月英真是如见其人。一个勤劳能干，浑 身洋溢着生命活力的年轻女性宛然眼前。

　　接下来作者回顾了范月英的过往生活，说到她解放前的种种不幸：原本是河南人，却为生计所困，不得不随着父母逃亡到安徽。父亲穷死了，母亲改嫁 了。她孤身一人，去给人家当帮工。虽说名义上是一个人，其实和牛马也没有多少区别。在那兵连祸结的年代，这些应该都是真实的。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说到了 解放后。解放后，范月英的日子好过了，不但成了家，分得了土地，还参加了互助组，入了社。文中写道：“从此她不再挨冻受饿了，开始过着快乐和幸福的生 活”。

　　按说“开始过着快乐和幸福的生活”后，就没有什么可写的了，快乐和幸福地生活下去就是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但好像作者要说的东西还多着呢。作 者着重要说的，好像并不在于范月英的快乐和幸福，而着重于说这个年轻女人的能干。看完整篇文章，不能不感慨和感动，这个女人真是太能干了，一份艰辛的日子 能被她过得如此盈实和美，老实讲，也只有她能干得出来吧。

　　一分钱掰作两半花，依然会花，并且够花，不能不让人佩服。在这里作者只忙里偷闲讲了一句范月英的快乐和幸福后，马上就不再凌空蹈虚，指无说有， 而是落入很实质的一面了，娓娓地说起面对一份原本艰难的日子，范月英是如何过得有滋有味的。文章首先拿范月英一家和她的小叔子一家做了对比，两家一墙之 隔，都是四口人，都是夫妇二人外还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都系一儿一女，若是范月英家两个女儿而小叔子家是两个儿子，女娃可能比男娃饭量小，那么小叔子家口 粮紧一些也是有情可原，问题是他们两家并没这个不同。因此要把日子过下去，过好，不同的只在过日子的方法和能力了。每年两家分得的口粮是一样的。比如去年 (1956年)，两家各分得口粮1476斤，摊到每个人头上，每人每年口粮为369斤，每人每天约1斤口粮，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同样的口粮，小叔子家 没到年底就吃完了，队里又供应了他家300多斤，范月英家因为她的巧手打理，就那1476斤粮食，不但没有向社里张一次口，到年终时还余得100多斤。这 期间，小叔子家里还天天听到没粮吃的吵闹声、抱怨声，小叔子的儿子还偷过队里的玉米等。这都不说了。再看看范月英家怎么样。一家四口，从来没有听到过挨饿 叫唤的事情。

　　那么范月英是怎样节省有定额的粮食的呢？文中说，范月英“节约粮食的方法是很多的”：

　　“去年11月里，地里的红芋收完了，她对丈夫王成哲说‘现在天短活少了，可以吃两顿，节省节省’”；

　　“她每次做饭前都要核算一下，做几个馍，几碗稀饭和多少菜，从来不多不少”；

　　“她每次磨剩的麦麸子，总留着下次推磨时再放进去”；

　　“每磨100斤小麦，留20斤细面做饭和做面条吃，那80斤粗面做馍馍吃”；

　　“她家平常注意多吃代食品，馍馍里面掺入红芋叶子、豆腐渣、豆子皮和各种野菜，省了粮食，味道也不错”；

　　“由于经常用南瓜做代食品，现在家里仍有240斤麦子”；

　　“范月英对王成哲说‘今年要是有灾，社里少分咱家150斤口粮，你不要愁，咱们也够吃的’”；

　　“她的小叔子王成学又和老婆闹仗了，那妇人又哭哭啼啼到门上来，总是一家人，范月英瞒着丈夫分给他们一些。两妯娌的关系也是少有的好……”

　　读着这样的文字，除了佩服范月英的善于过日子外，也不禁想，若如此，那么干脆不吃饭，或者像有一种特别的功能那样，干脆吸风吃土，分得的口粮不就全都节省下来了吗？

　　范月英不只会省口粮，也会花钱：

　　“月英家里的开支更是精打细算，去年结算，家里分得64块现金”；

　　“两人一商量，先把欠国家的50多块贷款还掉了”。

　　且不说国家的50多块是怎么欠的，且不说连范月英这样勤劳的善过日子的人家都欠国家的钱，而且一欠竟这么多，且算算64块分红除去50多块还 债，还余多少？最多余10块钱吧。一年时间，四口之家，只10块钱，看看这个能干的女人她怎么花。好在那时候还允许个人搞点小副业的，后来可是不允许了， 成什么什么的尾巴了。于是范月英的丈夫就自己“做了两个门框子，卖了19块”，加上还债后剩下的钱，“家里就有了20多块”。不知这20多块在范月英的心 里究竟是怎样的一笔钱，反正就着这笔家底，范月英竟有心情和丈夫王成哲开起玩笑来了，说他俩结婚已经多年，两个孩子都长大了，但她的棉裤还是成家前穿来的 旧棉裤，今年她想也不能太亏自己了，想换一条新棉裤，和掌柜的商量商量，看成不成？范月英原本是想吓王成哲一跳，没想到王成哲竟爽快地同意了。这个当然是 不能做的，只是过过嘴瘾罢了。王成哲知道范月英舍不得，就要钱由他去给范月英买做棉裤所需的布料棉花等。家里的经济大权由范月英掌握。范月英没想到弄假成 真，赶忙说：“算了吧，新的还旧呢，我那条棉裤，再缝补一下，一年还能穿下来的。”添新棉裤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在范月英的打理下，一家人虽然很少穿到新 衣裳，但“一家四口，从来没有衣服破烂露皮的”，“每逢天阴下雨，或者在夜晚孩子熟睡的时候，她总是忙着做针线活，补补连连”，一个像陀螺那样忙得团团转 的女人，一个白天忙碌夜里也不得休息的女人，一个在孩子的熟睡声里就着油灯补补连连的女人，这样的一个妻子和母亲，实在是让人怦然心动难以忘记的。家里的 开支方面，只要是认为不该花的钱，家里任何人都不允许的，比如孩子要吃一颗洋糖或几粒花生，那就不能被允许了，就是非分之想了，饭不吃不行，洋糖花生不 吃，饿不死人的。说来花钱方面，家里最能被宽容的人是范月英的丈夫王成哲，毕竟这是一家之主，红白事情上都是代表一家站在前面的人，然而就是对王成哲，宽 纵是宽纵，也是有限度的，比如王成哲没有别的恶习，就是好抽一口烟，当然是抽烟叶子了，树叶和芋叶也抽的。但是一次，王成哲竟忍不住奢侈了一下，“花了两 角钱买了两包香烟”，这事情不小心给范月英知道了，这就触碰到她对丈夫宽纵的底线了，“月英知道后，就给他算了个细账”。范月英是这样给王成哲算细账的， 她的细账其实也只是一句话而已，却是蛇打七寸，言简意赅，一下子就使王成哲惭愧了，一下子就使他心服口服了，范月英给王成哲算的细账是“吸一盒香烟，抵得 上半个月的烟叶啊”，她这样的感慨，一定会使王成哲有败家子的感觉了吧。王成哲已经买来的两包香烟没有抽尽，还剩有一盒多，他背着范月英，把剩下的烟卖出 去了。二角钱的香烟动这么大的干戈，如今听来真有些难以置信了。后来王成哲有幸到省里去开什么会，范月英知道丈夫的嗜好，“特意买了三角钱的烟叶让王成哲 带着”。

　　通讯的最后一段这样写着：“月英不仅多方面地节省口粮和开支，同时也从多方面发挥家里的劳动力的潜力，使家里增加更多的收入”。

　　文中写到，当地的习惯是，妇女从不下田劳动，但是入社后，月英就和男社员们一道参加劳动了：

　　“平日，你很难找到她，门鼻上经常挂着一把锁”；

　　“大多数时间都在田地里”；

　　“早晨带着两个孩子下田去，孩子在田头树荫底下玩，她和大伙儿在地里忙生产”；

　　“晌午头回来做饭，吃罢了饭，又忙着下地做活去了”；

　　“去年一年共挣了分工470，今年午季做了分工290”；

　　“这些工分看起来不算多，但是对家里没有老年人帮忙，身拖两个孩子的妇女来说，已经是很难得了”；

　　“在早晚的空隙的时间里，就加工菜园地，使菜园里四季常青”；

　　“农历四月间买来小羊羔……现在开始储备玉米棒子心、芝麻叶、树叶等喂羊的饲料了”。

　　文章就在这里戛然而止，但是却好像余响不尽。

　　经由作者质朴的饱含感情的文笔，我们看到了一个怎样令人情感复杂的妇女形象啊。不必问这么勤勉又能干的人为什么还欠债，不必问这样一个连夜里也 不休息的女人为什么连一条新棉裤也没有，不必问她那么能省粮食，何以还要在粮食里掺豆腐渣，该问的好像很多，因为不问就会困惑，不问就会觉得完全不可理 解。但比较于对这些问题的索解，实话实说，我真是更有所触动于作者给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个人物形象。这个人令人心痛，叫人心疼。好像只为了心疼她而一时还顾 不得找别的来质问。觉得她就像一只小鸟，在疾风暴雨中以自己微弱的力量勉为其难地守护了她的巢穴似的。她充其量只是一个全心全意兢兢业业过自己小日子的 人，是我们芸芸众生中最常见最不起眼的一个，是不该把她弄到报纸上去的。把这样的人弄到报纸上去，是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是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

　　我被这个能干的女人强烈地吸引着。

　　不能不想到，接下来她将要走过的一段历史，虽然两位记者未能写到，却是不能不让人为她担心的。文中所记的，是1957年的事，过了两 年，1959年，就是吃大锅饭，就忍不住想，吃大锅饭的时候，范月英在严酷的生活中摸索出来的这些生活经验，是不是一概废掉了呢？因为吃大锅饭，依老百姓 的说法就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个人的生存经验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大锅饭后很快又是3年自然灾害，那才是真正地考验人的生存能力的时候，与3年灾害时期的 艰困相比，1957年的范月英只能算是未雨绸缪，提前练兵了。不知那时候的范月英，又日复一日做了一些什么，又是怎样带着一家四口度过来的。这个实际上是 很值得实地去调查一下的。也许会有令我们吃惊的结果吧。

　　谢谢杨端、李必成二先生，使我对一个我并不认识的人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兴趣，而且我真切地感觉到，我的感情是深深地投入到这个人的命运里去了，内心痛楚，玄想无已。

　　刘介梅

　　这篇关于刘介梅的文章发表在1957年9月24日《湖北日报》上。文前标明是刘介梅口述，聂彬记录。可以视作一篇检讨书或忏悔录。这篇关于刘介 梅的文章，比之范月英那篇，仅从篇幅上来看，就长多了，占了整整一个大版。可见报社对这篇文章的重视。当然，文章之所以如此之长，和口述者刘介梅的口才好 也是不无关系的。

　　文章的题目叫《我的思想上的革命》。

　　要是从头至尾复述一遍这文章，我是有些受不了的，太长了。检讨书一般不该写这么长的。像我们小时候犯了什么错误，老师让写检讨书，就怕你态度不 端正，认识不深刻，先从字数上来要求你，要求你写个500字到800字，一般都写不了这样长的，写个500字刚过800字还远就交差了。刘介梅一次检讨的 篇幅，足够我们检讨20次还有余。可谓是善检讨者了。世界上最能写检讨书的，写检讨书最多的，大概就属我们中国人了。我们谁没有写过检讨呢？连刘介梅这样 的大字不识一个的人，都口述出这样长的一篇检讨来。

　　像做衣服一样，长了好办，短了难办。我只想从刘介梅的检讨中摘出若干我感兴趣的来，想让大家从我摘出的这些片段里看看，在一个过往的时代里，曾 经有过刘介梅这样一个人；曾经有过一个叫刘介梅的人，在一段已经消失的时代里，发出过这样的声音。就像从老旧的留声机里忽然听到一段老旧的声音那样，这感 觉，总还是很有些特别的吧。

　　一切声音里，原声总是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的，让我们从原声听起吧：

　　“今天说起来，心里很难过。这半个月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人也瘦成个柴棍了”；

　　“在黄冈县三级扩干会上，我不知变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在小组会上，在1000多人的大会上，我一次再次，手直舞，涎乱喷，攻击我们的党，攻击合作化，攻击统购统销”；

　　“我散布说，天天叫喊群众的生活改善了，水平提高了，只有鬼信这样的话。我的父亲今年64岁了，我这个儿子就不能行片孝心，让他晚年的日子好过些。吃点吧，粮食就那么多；要穿点，布票限制着你；买肉要肉票，买油要油票。要得农民拥护，最好是取消了统购统销”；

　　“我们这些干部，搞统购统销工作，光是挨群众的骂。搞这样吃力不讨好的革命工作，还不如我以前抱了棍子讨米吃呢”。

　　应该说，在那样的时代，刘介梅能对国家大政说这样的不合时宜的话，实在是够大胆的，也的确应该深刻检讨一番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瘦成个柴棍棍等一类话，看来并非虚语。你的吃饭睡觉别人看不到，瘦没瘦成个柴棍棍大家一眼可以看出的嘛。

　　从以上检讨看，刘介梅无论大小，身份上还是个干部的。从后面的文字看，刘介梅果然是个干部，先是乡农会主席，不久又被提拔为工作组长，专门负责 向群众宣讲并执行国家的相关政策。一个普通群众思想上有了问题倒不打紧，改过了就是了，进步了就是了，但一个干部，一个工作组长，思想不先进，还严重滞 后，还拖群众的后腿，说来就不能算是个小问题了，即使把自己瘦成个柴棍棍也是不够的。

　　从刘介梅口述的内容看，刘介梅之所以当上农会主席甚至工作组长，并不是他的资历多深、工作能力多强，主要还是沾了他出身的光。按刘介梅所说，他 家三代都是给人打长工的，三代都是讨米吃挨狗咬为生，他的爷爷和母亲，就是讨米不得饿死了，一个大伯也是讨米不得饿死了，两个不足10岁的妹妹给人当了童 养媳，他对自己生活的描述是，12岁以前讨吃挨狗咬，12岁以后给地主高弼生当长工。直到1949年解放，他已经27岁了，才平生第一次穿了一身新衣服：

　　“1949年解放了。7月间，区委书记韩大刚一到巴河乡，就访我的贫”；

　　“韩书记见我家里困难，就给了我家里60斤米，叫他爱人给我做了一身新衣服，别的同志又给买了一双套鞋，一把雨伞”；

　　“韩书记访我的贫，问我的苦后，叫我出去搞工作”。

　　显然，区委书记之所以让刘介梅出去工作，像那个时代所特别强调的，是看中了他的出身清白的原因。

　　对于如此的变迁和礼遇，刘介梅自然是五内热烫到不能自已的，他这样掂量着反思着：

　　“我想，我这个讨米摸不到门的人，一下子受人这样看起了，这不是翻身是什么”；

　　“当时正好乡里反霸，几千人选我当代表，我一个劲儿的日里夜里，以苦引苦，发动群众”。

　　在反霸斗争中，刘介梅的表现和作为显然受到了上级领导的关注和表扬，上级显然是有意栽培刘介梅，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分配了刘介梅一个特殊的任 务，让刘介梅到陶店乡把地主俞振仁活活擒来。刘介梅孤身去了。俞振仁“全家有12个成年人，家大势大，减租反霸中没有斗倒，越来越嚣张”。这样一个斗不倒 的俞振仁显然是不好对付的，果然刘介梅一到俞家，俞家的妇人女子就一窝蜂地上来抠他挠他，往他脸上身上胡涂乱抹，俞振仁的大儿子想趁机走掉，刘介梅也不知 哪来那么大的力量，就是拦在门口，让那个想走的人走不脱。俞振仁的二儿子拿了一个装草的筛子想扣在刘介梅头上，刘介梅一拳头把筛子打飞了，筛子里的草倒是 落在了俞家人的身上，正在这时候，后援的民兵来了，刘介梅夺过枪，向着屋梁上打了两枪，这当然就把俞家人吓住了，结果是，老地主俞振仁和他的两个儿子，一 个也没有跑脱，让刘介梅押回区委了。刘介梅忍不住得意，在检讨的时候也说了自己的这段事迹，还说，回到区委后，区委的同志问他，老刘，你一个人打败了12 个人，是不是有什么武把子？没有的，武把子刘介梅是没有的。这以后，好事频来，“11月5日参加共产党，十二月初三结了婚”。

　　设想一下，若是照此路径一直走下去，刘介梅的一生会如何呢？

　　但正像刘介梅自己所总结的，人是会变的，猫大些就成了虎了，猪大些就成了象了。刘介梅这个29岁才讨得了媳妇的人，忽然觉得自己这个人要变化 了，记得刚刚在韩书记的鼓动下出去工作的第一个月，竟喜出望外地得到了115斤米的津贴。刘介梅特意找到韩书记，说：“土改我翻身就行了，不给我津贴我也 干”，但只过了一年，干部定级，不给干部粮食了，而是给工资，每月工资21块4角钱。这时候刘介梅已经不满意不满足了，口里虽不说，心里却想着：“这么一 点钱，还不如我帮着榨油来得多”，刘介梅的伯父刘吉甫有个榨油坊，邀请刘介梅去给他帮忙，答应每月给他30多块钱。

　　应该说，刘介梅的变化和他的媳妇有关系。刘介梅年近30才结婚，对他的媳妇是看重的。这个也是自然。但是没料到这种感情会影响到他在政治上的摇 摆和退步。那么，就可以说，这是不健康的感情了。说话听音，从刘介梅的口述中，可以看得出刘介梅这个人对政治的兴趣是不大的，他的兴趣主要还在于搞生产。 1952年，刘介梅这里的土改工作已告一段落了，工作的中心转到了大力发展生产上，这是刘介梅感兴趣的，也想带着大家好好干一场，就在这时候，他的媳妇想 他，跑70多里路来看他，就对他的工作表示了不满，媳妇说：“村里的男人，土改后都在屋里，日子过得乐和得很，就只有你还在外面熬夜，你要是答应跟我回 去，我下蛮力干，还怕过不上好日子嘛，在这里吆来喝去的是为谁呢。”媳妇主要的意思还是想天天和他在一起。这就说动了刘介梅。

　　刘介梅在检讨中说：

　　“我们盘算来盘算去，还是觉得种田有味。自己有6亩3分好田，再开3亩荒地，我伯父刘吉甫有个油坊，和他合伙，一个月也可以赚30多块，一年到头，吃不完，穿不完，要发家还得靠种田。像曹其斋那样。”

　　这样一合计，刘介梅当干部的心思没有了，就想早日回家种田，和老婆厮守在一起，过他们所理想的日子，然而刘介梅毕竟是在官场上混了几天的，政治 的敏感性多少是有一些的，于是告诫老婆说：“搞土改眼下还是个光荣事，先莫和人乱说，说出来就成了‘退坡思想’。”老婆只盼着他丢了那一月30块工资不到 的工作回来，早早和自己相聚，自然不会把两人的私密话说出去的。倒是刘介梅自己说了出来。

　　刘介梅反省自己的思想变化，老婆的因素是一个，另一个就是土改。

　　“搞减租反霸，搞土地改革，我每次都评上模范，虽说一字不识，日记本子奖了一大堆”；

　　“我心里想呀，这次翻身翻够了”；

　　“政治上有了地位，工作上有了荣誉”；

　　“原本我有个什么？连个吃饭的筷子也没有。现在五大财产都捡好的分给我”；

　　“这时我的心迷到土改时分的全套的家具、农具、犍牛、6亩3分上好的田和新娶的老婆身上去了”。

　　一句话，老婆孩子热炕头把刘介梅迷住了，他思来想去，不想当共产党的干部了。想过自己的一家一户的小日子了。刘介梅嘴上不说，嘴上说的恰好还是 一些别的，但是他的心里是有他的一套的。他的心里话也只说给老婆听。他说，他就想过曹其斋那样的日子，做曹其斋那样的人。老婆说，就是呀，就是该做曹其斋 那样的人才是啊。刘介梅和老婆是新式婚姻，婚前是相过亲的。老婆说，她看上刘介梅不是别的，就是刘介梅的务实。小两口是很容易说得一致的。那么刘介梅言必 称许的曹其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看到曹其斋那日子，心里就发痒。曹其斋那排场，20多亩田，10多间瓦房，请一个长工一个月工，百多块钱放账，又会做 人，没划成地主，富农也没划上”。

　　正当刘介梅暗中打着好算盘，想扔了工职回来和老婆一起务农时，却出了变故，好算盘打不下去了，要号召入社了，也就是说，把分给刘介梅的上好的田 地和犍牛又要弄回去了，要成为社里的了。这是什么意思，给到手的东西要变个法儿要回去，这怎么能让人不有想法？田地没有了，犍牛没有了，丢了工职的刘介梅 回去和老婆还有什么好日子可过？所以当一个叫刘明焱的人来动员刘介梅入社时，刘介梅第一次公开地表现出他的不合作来：“我想都不想，就告知他，我不入 社。”然而没有料及的是，刘介梅的父亲和刘介梅的想法不一样，他背着儿子，偷偷地入了社。

　　“等我下半年从堤上防汛回来，家里已经报名入社了”；

　　“我气得很，连我父亲都跟我不一条心！”

　　想用来过好日子的田地和犍牛都被父亲入社了，再丢掉工作组长的官衔显然已无必要，那就还是当着吧。但是刘介梅发现自己的“思想”已经变化了，他 总是要有意无意地抵制上面的政策。这个总是会得到日记本奖励的人有一天竟然很有些消极地说：“从入社以后，我就再没有当上模范了。”

　　田地和犍牛入社了，家里还有一样让刘介梅想起来就感到踏实的东西。“那一年又丰收了，我回家去，看见父亲的屋里一大囤子谷。就好像又看见了曹其 斋。我看着这谷囤子，对父亲说‘你看曹其斋那生活，人家就是会过日子呢’。”没衣穿都成，没粮吃不行。有粮人就踏实。刘介梅让父亲把这囤谷好好存着，不要 卖也不要给人借，今年是丰年，明年可能就是欠年了，所以在粮食的问题上是不能不格外重视的。刘介梅坦白说，他甚至有放债的念头，放给家里没粮的人，来年还 的时候，加上利息就会多一些。不要像高弼生那样要的利息重，但借粮给人，相应的讨一点利息还是说得过去的。真是检讨得够深刻，心里一闪而过的念头都捉住了 亮给人看。

　　但是这囤谷也没有保住。这一年统购统销开始了。刘介梅一边在枫桥乡给群众宣讲着统购统销的政策，一边时刻惦记着家里的那囤谷：“大家是怎样讨论的，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心里想，说得再好听，也是要我卖谷。这五石谷，我要靠它发家的啊！”

　　到底还是放心不下，没有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刘介梅就火烧火燎地赶回来了。

　　“到了家里，坐也不坐，就往父亲房里钻”。

　　但是，刘介梅还是来迟了一步。

　　“进屋一看，谷囤子没有了。我发财的计划打乱了！我朝父亲吼，我跳出跳进地骂”；

　　“我气得饭也不吃”；

　　“父亲说，你是个干部，不是白人，人都盯着你看呢。我父的话嗡嗡嗡地在我的耳朵边进不去”；

　　“我气得连夜又回到枫桥乡去了。又连着去搞枫桥乡的统购统销工作，这边的工作还没有搞完呢……”

　　其实这时候刘介梅已不适合做这项工作了。这样的心态下，他能做出什么成绩来呢。不但于执行政策无益，也许会适得其反的。

　　果不其然，刘介梅在检讨中这样坦白说：

　　“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拦了我的路。我和党不一条心了”；

　　“开始在工作上阳奉阴违”；

　　“在枫桥乡搞小麦统购，七闾的群众自报口粮7206斤，我向上级汇报是12000斤”；

　　“今年春天，小麦统购，每人每天留1斤2两就够了，我坚持要留1斤4两”；“区委书记和我谈了一夜的话，叫我先去摸摸底再报数字，我没有去摸，就定了1斤4两”。

　　从区委书记亲自找刘介梅谈话，并且彻夜长谈，可见得上级是发现刘介梅的思想问题了。这才有了后来刘介梅的检讨吧。而且这一检讨，竟就检讨到报纸上去了，而且竟一气检讨了那么多。

　　正是在1000多人的扩干会上，在大家的帮助下，刘介梅找到了自己的思想问题，像陶礼根社长、易海峰社长，尤其是县委宣传部部长周北辰，都给了刘介梅不小的帮助。

　　刚开始刘介梅还对大家的好心有抵触情绪，比如陶礼根忆苦思甜时，就吃到了心情恶劣的刘介梅不客气的挖苦，说你再不要忆你的苦吧，享过的福我不敢 说，吃过的苦我比你多多了。宣传部长周北辰就适时地问刘介梅，“这么讲，你受过的苦你还没有忘掉？”借着这个话头，刘介梅就想起了自己受苦的日子，想起自 己饿死的一个个家人，想起小小年纪不得不给人做童养媳的两个妹妹，禁不住红了眼圈。他说，这些是永生不能忘记的。就是他的讨饭的棍子和碗，到现在还保存着 呢。

　　周北辰又启发刘介梅，让他好好想一想，扳着手指头算一算，不满意合作社的，骂统销统购的，究竟有多少人，是不是占多数，这些反对的骂的都是些啥 人。刘介梅就自己所工作的点盘点了一下，这一盘点，就吓了他一跳，原来54户人家中，反对者只有区区5户，再看看这5户都是些什么人家呢？说来真是不上台 板，不是伪保长，就是二地主，或者就是富裕中农。周北辰意味深长地对刘介梅说，作为党的干部，你再落后也不能落后到这个地步吧。这话给了刘介梅极大的警 醒，使他头上的汗都出来了。

　　那天晚上，刘介梅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有两个人还关心着他的，一个是陶礼根，一个是易海峰，他们分别睡在他的两边，好像在静听着他的思想搏斗和变化似的。

　　忽然刘介梅一下子翻身坐起来，把自己身边的两位也叫起来了。

　　刘介梅说：“我脑子里乱得很，请二位帮我找找真理看。”

　　于是三个人悄悄地起来，在落着月光的院子里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讨论起来。

　　过了两天，黄冈县三级扩干会上，特别地辟出一个展览室来，所展览的东西都是刘介梅提供的，一部分是他解放前受苦时用的东西，讨饭碗啊打狗棍啊等 等，更多的部分展示了他解放后的生活，有很多的奖状和日记本等。这个事情是宣传部长周北辰提出，并征得了刘介梅的同意办起来的。现场有留言簿，短短的时间 里，留言簿像饿汉吃多了那样鼓起老多。

　　刘介梅感到脸发烧，害臊，不敢看那留言簿。

　　但是在刘介梅的口述文章中他不忘这样坦白道：

　　“每天晚上，等电灯熄了，人都睡静了，我点起一支蜡烛，悄没声息地走进展览室来。我要把它当一面镜子，细细照一照我的思想。”

　　题字：徐忠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