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风优雅向天歌——陈忠实畅谈《白鹿原》

　　6月底，再次“回乡省亲”的新版话剧《白鹿原》受到陕西父老乡亲们的热烈欢迎，场场火爆、一票难求的场面让人不禁感慨一部文学经典鲜活而又持久的生命力，不禁引人深思，小说《白鹿原》如何从陈忠实的笔下，经过各界艺术家的呕心演绎，实现了自己丰富多彩而又青春永恒的艺术梦想。值此《白鹿原》二十周岁之际，记者特别约访了年逾古稀的著名作家陈忠实，解密这部文学经典的“艺术人生”。

　　二十年魅力不减，多形式表现各有千秋

　　记者：阔别七年，当得知新版话剧《白鹿原》上演时您有什么样的期待或感想？

　　陈忠实：这个当时很难预料。毕竟《白鹿原》七年前已经演过，且不说去年电影也刚刚放过了，不管评价如何但观众还是很踊跃。我担心电影放映以后，观众还有没有兴趣再看话剧。结果话剧演出仍然是观众踊跃，所以我很感动，说明电影放映并没有太影响或冲击观众们对话剧的兴趣。

　　记者：这应该归于原著的魅力对大家的吸引吧？

　　陈忠实：主要还有演员的魅力。因为舞台表演跟小说是两回事，但作为原著作者，我也感到很欣慰，毕竟它就是《白鹿原》嘛，无论是电影还是话剧，观众对它的兴趣未减，那就是对作者最大的安慰了。

　　记者：自小说《白鹿原》问世以来，其实已经有过秦腔、话剧、舞剧、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的改编，您觉得哪个更能展现原著的韵味？

　　陈忠实：这些我都看过，各有所长。像秦腔，它的优势就是可以把小说里的、一些在舞台上无法表现的大情节大事变用唱词交代出来。舞剧的局限比较大，它就集中在表现黑娃和田小娥的爱情上，对于社会各个阶层的碰撞完全是依照肢体语言，人们通过舞剧主要是欣赏演员的肢体语言，这也是它的优势。电影的遗憾在于后来的删节，像朱先生这样重要的人物都进不去，但电影的长处就是直观性非常强。话剧从第一次演出时观众的热情应该就是一种很大的肯定，几个人物的个性、精神、心理基本反映出来了，也克服了舞台的局限。

　　无论哪一种艺术形式都存在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就是小说人物太多，情节多，跨度长，作为舞台艺术时空局限太大，所以不可能把那个大的历史事件、那么多的人物命运转折全部反映出来。不过，电视剧正在紧张筹拍中，据说要拍50集，我估计电视剧能表现得更充分一些。

　　《白鹿原》与华阴老腔的不解情缘

　　记者：当初为什么选择华阴老腔，而不是陕西的文化符号——秦腔来表现《白鹿原》呢？

　　陈忠实：其实排话剧之初，导演林兆华只知道陕西有秦腔，所以想在话剧中插几段秦腔清唱，就让我给他找几个秦腔演员，而且声明不要专业的。后来在寻找民间演员的过程中，我突想到在此前一年被人邀请去看过一次陕西民间演出，就是陕西各种戏剧的清唱晚会，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老腔，非常震撼。我就跟林兆华导演说，这个插在白鹿原中间可能效果不亚于秦腔。于是，我给找了几个秦腔演员，同时把华阴老腔演员也找来，专门让演员一人演一段，给林兆华听。当老腔刚唱了第一段后，我发现林兆华的眼睛都直了，也应该是一种震撼的感觉。这是一种生存在民间、流传在民间最原始的、秦人的吼声，可以感天动地的一种戏曲。最后，老腔在话剧中也收到了强烈的演出效果。

　　记者：您觉得华阴老腔对《白鹿原》有怎样的烘托效果？

　　陈忠实：老腔是在这一片土地上产生的一种剧种，带着这一块土地的韵味，而且可能更具代表性的韵味，所以跟那个时代里头的白鹿原人的生活、情感、心理应该是互相应和的。尽管它在戏里演出的内容，跟戏剧本身的情节没有任何瓜葛，但它和那个时代、那种地域性的情感韵味是吻合的，所以对于话剧来讲，它张扬了那个时代的一种民间的生活氛围，也是那个时代的关中乡村人的一种心理呼喊。

　　记者：有人认为《白鹿原》对华阴老腔这一古老剧种发挥了拯救与发扬的作用，您怎么看？

　　陈忠实：算是机遇吧，它正好上了北京舞台，如果首演在西安可能未必有那么大的影响。在北京一演出，那些看惯了洋戏、洋舞的观众，突然发现我们民族还有这么震撼人心的一种民间演出形式，所以就得到了一种精神的张扬。

　　过去没有老腔的专职演出，要么是乡村过会上演，要么就是民间的红白喜事给人家请去演出，而且不在高台上演，都是在地上拉一条幕布就算是舞台了。

　　那一年，老腔因为话剧舞台上的亮彩一下子在全国火了起来，被全国好多省市春节晚会邀请演出，后来又甚至出国演出。就这样，这个濒临灭绝的剧种又重新得到了人们的喜爱和发展。因为话剧产生广泛影响后，也产生了比较好的经济效益，据说当初为了生计放弃老腔表演的演员们又恢复演出了，现在还有很多年轻人学这个，可以说老腔表演后继有人了。

　　大家的认可、甚高的评说，是作者最大的幸福

　　记者：据说在小说《白鹿原》最初完成时，您还一直担心能否出版？

　　陈忠实：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两个编辑从北京来拿稿的时候，作为我来说心里面还很不安，不知道他们会是什么看法。按通常的习惯，一篇50万字的长篇要叫编辑们看完要经过小说组组长还有出版社的领导层层审阅，最后给你一个公开表态，对这个书能出或者不能出，评价如何，估计最少得两个月以上。但是我完全没有料想到，在他们从西安拿走书稿以后刚刚过了20天，我就接到了回信，而且评价很好、很高，这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对这个小说的首肯和甚高的评说，对于一个创作者就觉得自己的全部用心、用意都被理解了，就是完全得到了一种共鸣，这应该是一个作家最幸福的时刻。

　　记者：当时您说“如果不能出版，就回家去养鸡了。”这应该是句玩笑话吧？

　　陈忠实：这是真事。说这话，我不完全是开玩笑，出于三个原因。一个是家庭，因为我闷头写这个长篇写了四年，期间几乎再没有写其他文章，所以稿费收入基本就没有了，家里生活一下就会陷入困窘状态。再一个，当时农村刚刚兴起养殖专业户，收入都很好，很鼓动人，我说得改善一下生活了。更重要的一点，我写完这个小说就五十岁了，我自己也考虑，作为一个作家，写作到50岁，长篇不能出版，那么我就想把创作再放到业余位置上，然后干一下物质生产。给社会贡献不了长篇小说，可以贡献鸡蛋嘛！当然，这个也仅仅是很短暂的时刻，因为不过20天就收到回信了，这些话就成笑谈了。

　　记者：时隔这么多年，小说《白鹿原》依然受到广大读者的追捧和热爱，畅销不衰。对这一现象您怎么看？

　　陈忠实：从1993年6月正式出版发行到现在，我也没有想到它会处于一种畅销状态。这20年里，仅1993年一年就印了六、七十万册，后来就是几乎每年都印七、八万到十万册之间，截止到去年，因为电影《白鹿原》上映，去年一年大概能印50多万册。而且在我签名售书的时候，看见来的有各个年龄层次的读者，有时候参加一些座谈会各个年龄档次的都有。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

　　“写自己所想，实现自己的文学梦”

　　记者：小说《白鹿原》不仅获得了中国长篇小说最高荣誉，而且一直被读者们认可和喜爱，能不能说《白鹿原》是您的巅峰之作？

　　陈忠实：现在看来可以这么说，我写的作品里目前反响最大、最持久的就是这个长篇小说了。20年里，这个书还没有被遗忘，能够被几代读者所喜欢，这应该是对作家最好的褒奖，我也感到安慰。

　　记者：还记得您曾说要创作一部作品作为您的“垫棺压枕”之作，那《白鹿原》所取得的成绩是不是圆了您当初这个梦想？

　　陈忠实：我喜欢了一辈子文学。从初中二年级就喜欢文学，一直到50岁才写完一个长篇，那么在要写这个长篇的时候心里就寄托很重，不说是为国为民，而是自己做了大半生的文学梦。起码这个长篇写成，应该算是我一生喜欢文学的心理安慰，用民间的俗话来说，就是可以垫棺做枕，不留遗憾吧。正是这一种写作心理，所以感觉都到这一步了也不要着急，尽自己所能体验到的生活和艺术去写完这个作品，把这些东西都充分表示出来就可以了。

　　记者：说到梦想，当下，“中国梦”成为各行业的热门话题和奋斗目标。能谈谈您对“中国梦”的理解吗？

　　陈忠实：梦么，就是一种理想，一种人生理想。中国梦，就是中国国家发展的理想，未来中国世界的理想，最美好的理想。

　　作为个人来说，每个人都在做建筑自己理想的梦。各人有各人的梦，农民也有他的梦，首先是吃饱穿暖，能盖一个二层小洋楼，能给娃及时娶上个媳妇，在信用社能有个存款单，生老病死再不成为一种人生的大灾难。

　　作为作家，从喜欢上文学到后来意识要当一个作家，这就是人生理想，用现在流行话说叫作家梦。但是，这个作家梦能实现到哪一种地步，那是作家后来对于世界的理解、对于文学的理解。这个差异就很大了，尽管都是文学梦，作家很多，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学梦。

　　记者：在如今民族复兴、文艺复兴的有利时代背景下，您觉得作为全国文学重镇的陕西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来追求我们的“文学梦”、“中国梦”？

　　陈忠实：不同的作家对社会、对现实、对历史有不同的体验，对于艺术有不同的感受，所以不同的作家对艺术追求，包括对生活的体验的程度差异都很大，他们都在追求自己的文学理想，所以别人很难替代，也很难为他下什么决心。

　　艺术生产跟其他工业、农业生产是不一样的，它不是以共性见长而是以个性见长。个性主要靠作家自己的生活体验，甚至到更深一步的生命体验，还有艺术体验，形成一种独立的、独特的艺术风貌，建构一种自己的文学圣地。

　　一个作家，一个个性。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独特体验，无论是艺术的、生活的、甚至是生命的，不断加深自己的体验，独有、独特，又能得到共鸣的这样一种体验，写自己所想，表达自己就可以。

　　本报记者 高山 实习生 蔡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