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唱出时代的心声——访作家雷涛先生

　　编者按：原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雷涛也是著名散文家，曾经出版过游记散文集《走近阿尔卑斯山》，纪实文学集《走向王国》《走出西影的女人们》，文论集《文心鳞爪》《三秦花边文苑》(合作)等作品。2010年获俄罗斯“契诃夫文学奖”。

　　陕西是文学强省，除过长篇小说创作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之外，散文创作也走在前列。新时期以来，群星灿烂，出现了陈忠实、贾平凹、刘成章为首的当代著名散文作家，也出现了朱鸿、邢小利、方英文、柏峰、李汉荣、赵丰等中青年散文作家，他们不断获得全国散文大奖和柳青文学奖，不少的优秀散文作品收入中小学语文教材以及权威散文选刊，显示出不同凡响的创作实绩。2013年，我省中考刚刚落下帷幕，作家雷涛的散文入选此次中考语文试卷阅读题，这又一次表明了我省散文创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为此，记者专程采访了他。

　　记者：今年中考选用您的散文作品《又见姑姑笑颜》作为语言阅读题，事先您知道吗？

　　雷涛：事先没有任何征兆和信息。我是6月23日晚8时才知道的。是一位学生家长打电话告诉我的。当时感到很意外，也很高兴！

　　记者：请问您缘何写作了这篇《又见姑姑笑颜》？

　　雷涛：这篇散文最初发表于2012年9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如何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去反映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是我近几年来一直思考的问题。我的祖辈是农民，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和养育我的黄土地、敦厚朴实的农民有着解不开的深厚情感。每每我回到故乡，看望故乡的亲戚，都会看到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变化，这也是关中农村的变化。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农业大国，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下焕发了新生。农民受益于减免税赋和种粮补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骤变。同时，政府还给6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不同额度的津贴，这也是史无前例的。这些事深深地触动了我，我只能以笔代口唱出我的心声、以文为言写出我的感动。

　　记者：您究竟想通过文学作品表达什么样的思想感情？或者说，您想要抒发的思想情愫是什么？

　　雷涛：很难用几句话说明白。我写的是姑姑家的断代史和她的老年生活掠影，其实质是倾诉对当下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变化，尤其是他们精神文化生活变化的喜悦之情，和对党和政府的惠农政策的感激之情。在中国，农民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中国十三亿人口中有九亿都是农民。农民生活的兴衰、农村建设的发展变化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变化，开启了中国社会变化的新篇章，为农业生产注入了新的文化因子。我从姑姑家的变化中看到陕西农村或者说关中农村的变化，这样一对老人，不用说在旧社会，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没有如此惬意的生活。他们除了物质生活的改变，更重要的是精神享受。我曾问姑姑每天都干些什么，她说：“每天吃完饭，你姑父都用摩托车把我一带，到镇上风光去”。80多岁的农民能用“风光”两个字，说明他们对社会变化的深刻认识，这样不识字的老人能够像年轻人一样“风光”，太让人感动了。要说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那就是对农村城镇化走向的一些思考。关于这个问题，社会也存在着争议。是不是把农民简单地集中起来，整齐划一地盖起居舍，这就叫做城镇化？如果这样理解就大错特错了。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不可失掉田园风光和维系民族心理的民俗意识。因为维系一个民族，需要民族心理，而民族心理和民俗、独有的田园风光是相结合的。文章中对农村生活的描写，是我最为留恋的，我不希望它被改变，在“化”的过程中我希望这些能够被保留，甚至发扬光大。

　　记者：我们注意到文章中描写了姑姑要给几个孩子分家而孩子们都不想分。这个细节蕴含着什么意义？

　　雷涛：常言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千百年来，家庭分割大都是为了财产的继承和再创造。即便是封建社会，“四世同堂”甚或“五世同堂”的家庭也是极少数，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赞赏和颂扬。多数家庭是兄弟、妯娌们要分，而姑姑家是姑姑坚持要分让他们早日自立，而兄弟们、妯娌们却依依不舍，难舍难分。这件事一则反映了姑姑家的和谐氛围，一则证明农村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与优秀传统文明的传承并不矛盾。作为文学作品，应该更多地描述这个历史变迁中的真实，弘扬民族文化中的优良品质。

　　记者：您认为这篇文章对于当下的社会有着怎样的深意或现实意义？

　　雷涛：现在一些人不正确的社会观、价值观影响了社会风气，得到了却不满足，满足了却仍不认为幸福。他们享受着改革开放的成果，拥有更好的物质条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却没有建立正确的思想观念，这种风气直接影响了祖国的下一代。而我们朴实的农民，受到党的惠农政策的恩惠，便十分欣喜。像我姑姑、姑父这样忠厚的农民，党和政府给他们一些阳光、一些补贴，生活发生了一点点的变化，他们都会感激，很容易满足。而且他们获得满足之后所表现出的幸福生活的指数和发自内心的喜悦是真诚的，是不矫揉造作的。这种真诚的感激，这种真诚的喜悦就是我们农民最可爱的地方。当今社会应当提倡这种东西，人们应当有满足感，这种满足感与社会的发展变迁，与党的好政策是分不开的。我们往往过分指责这不好、那不好，却没有体会到那种悄悄地变迁。每个人都是改革开放的体验者、享受者，但一些人不知道自己已经获得了利益和精神，获得了满足而不知道满足，这是可悲的。而我们的农民不是这样的，他们即使只得到了一点点恩惠，就已经非常喜悦，生活的幸福指数就非常高，这一点是我们的农民最可贵的，也是当下中国人应该学习、应该发扬的东西。

　　记者：文学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现代散文写作更倾向于文艺化，为何您选择纪实性的写法？

　　雷涛：近几年的文学创作的确更多一些风花雪月或怀古之情，但是，我们看到这种火热的生活，难道不会很自然的贴近它、表现它吗？从思想变化、精神变化等方面去深层次地挖掘，用文学的形式去表现，让读者从文学作品中看到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文学创作要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没有这种细心体会的创作，必然是空泛的、没有生命力的。我认为，散文贵在一个“情”字，这种“情”来源于真实的生活感受。就像一眼泉，天然形成的与人为制造的，形同而质不同。天然形成的泉，自然迸发出清澈的、带有活力的泉水，或湍急或徐徐，有着自己的别样情怀；而人为制造的泉，纵使不断变换形态，并用霓虹去映衬，却始终呆板、固守原态。文学要贴近生活，才能写出活生生的“情”来，艺术作品需要真情，只要是真情的就必定是感人的。

　　记者：现在的一些文学作品，会流露出一些颓废、消极的观点。对此您如何看待？

　　雷涛：任何事物，包括改革开放后的当今社会，总会有些诟病，有些不尽如人意的方面。尤其在改革开放后，社会生活在广泛的层面上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社会出现一些问题，是发展中的自然现象。社会的某些方面需要针砭，而我们是把阳光扩大还是把阴霾扩大，这是一个导向问题，也是我们所说的立场问题。作为一个作家，应该有一个基本立场，当面对社会问题时，如何指引人们的精神方向，扩大阳光还是扩大阴霾，向上还是向下，向善还是向恶。即使去揭露一些现象或问题，其目的也是为了扩大阳光的照射面，缩小阴霾的范围，而不是用阴霾掩盖光明，造成负面的影响。提倡正能量缩小负能量是每个作家的责任和义务。

　　记者：还想问一个题外话，您已离开了省作协的领导岗位，去了省政协工作，那么，文学对您而言，这种职务角色变化意味着什么？

　　雷涛：是的。我现在的工作岗位是省政协。但人还在省作协，还负责文学基金会的工作。文学是我终生追求的事业。如果说在此之前，我有一大半精力是为作家和文学创作服务，那么现在和今后，个人创作的时间将是充裕的。如此说来，文学于我并非渐行渐远，恰恰相反，是愈加密切了。我已为自己设立了创作规划，力争写出更多更满意的东西来。

　　记者：能透露一下您的创作计划吗？雷涛：实在不好意思，不便说出来。说出来，实现不了岂不贻笑大方，呵呵……

　　本报记者 杨小玲 见习记者 柏桦